5 战争与和平

5.1 第二次产业革命与两次世界大战

笔者认为，第二次产业革命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中外学术界固有的那种将经济与政治分开来研究的方法，人为地割裂了经济与政治的内在关系，无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研究。我们研究经济发展及其造就的世界格局的目的，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发展。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和第二次产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也曾经有许多人谈论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不会发生的。从根本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第二次产业革命息息相关。或许在未来的很多年后，人们可能将20世纪接连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看成一场战争，统称为“第二次产业革命引起的世界大战”。

人们认为第二次产业革命与两次世界大战息息相关，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我们知道，当人类由于不发展而处于某种相对静止状态时，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是不会引发战争的。但是当人类社会高度发展时，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和极差的经济性，同样也不会发生战争。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初期却恰恰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第二次产业革命后出现了影响世界格局的许多新要素，原有的世界格局在新出现的情况下必定是要被打破的，市场、能源、新材料、战略要地以及海权成为各国争夺未来发言权的关键性要素。由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不平衡发展，因此其中快速发展起来的德国和日本对原来那种以英国为首的世界格局提出了挑战，从而最终爆发战争。

在此处，仍旧很需要特别提到邓小平同志，他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是值得我们铭记的。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经指出，世界大战一定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爆发，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一切为了备战”，并且用备战观点来统领一切的建设。毛泽东提出这种口号的依据主要是列宁的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发展阶段，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从而战争也是必然的。当时，美国和苏联也认为战争一触即发。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做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判断，从而将国内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我国也因此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全摒弃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之后，国际上也逐渐改变了世界大战一定要爆发的观点，并且认为世界正面临着一个战略机遇期，战争不会在近期爆发。从后来的发展形势看，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做出的战略判断确实是非常富有远见卓识的。

5.2 民族经济的利益与冲突

第二次产业革命使民族经济的利益变得十分突出，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一般认为，最早在中世纪后期，民族国家的雏形已经在欧洲开始孕育，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例如，现代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形成到20世纪才最终完成；中东欧地区到底有多少民族国家一直到现在还难以表达清楚，因为根据不同时间计算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情况特殊的还有德国，这个曾经在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族国家一直到1990年才随着东德与西德的合并最终得以形成。

我们在前面提到，人类发展的单元最初并非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民族国家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此前的经济发展单元是地区性的。有的时候，形成了民族国家，还不能说就形成了民族经济，因为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民族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完全同步的。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没有民族国家就不会有民族经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族国家才有可能诞生。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族国家也同样会随之发生变化。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第二次产业革命是紧密相连的，民族国家发展得最迅速的时期也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形成后。这段历史时期中的民族利益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是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民族国家的数量发生了很大变化，奥匈帝国解体了，取而代之的乃是十多个民族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与奥匈帝国是铁杆盟国，意大利摇摆不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力量比较小的国家，其作用也实在是有限。当时在欧洲大陆上，法国与俄国联手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进行对抗。当民族国家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首先用的是谈判与协调的方式和平解决问题，这种方式从1870年以来就没有中断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外交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现在，当时的国际体系是不稳定的，稍有实力的民族国家都欲争夺国际话语权，而谈判总有其局限性，谈判结果总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效，然后冲突又起。也可以说，所有的外交谈判都有其局限性，最终所有的民族经济利益纷争的解决手段是战争，战争是其最高解决形式。

民族利益冲突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形成后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这种冲突不仅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界定了随后的冷战。

5.3 战争及其演变

人类都厌恶战争，但人类如此厌恶的东西为什么却无法根除呢？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战争。我认为这句话是至理名言，但从目前情况来讲，人类不但没有消灭私有制，反倒是让私有制越来越完善了，那么我们又如何来消灭战争呢？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大国的崛起》引起国内大众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因为它本身切入到一个点，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是不是一个大国，中国这个大国能否崛起，这是一个全民族的话题。

“大国的崛起”这一概念触及本章的核心问题，即世界上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格局，任何格局中总是有人获利多也总是有人获利少。当格局发生变动时，秩序同时也需要重新确立，新秩序确立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新的大国崛起的过程。这个新崛起的大国到底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崛起？其崛起的过程最终以和平形式还是战争形式来完成？这些是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正是本章的重点所在。

我们看到的本质问题是，谈判、协调、战争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正如德国著名战略思想家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延续”。从此意义上说，战争是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不过是谈判的一个缓冲，即谈判—协调—战争—谈判—协调—战争。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也同样证实了这个道理，以后是否有新的变化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观察，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是这样，这两次战争的原因都是战略的和经济的，战争双方在战前都进行了大量的谈判和协调，但最后还是必须以战争解决问题，而且一次战争也不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

英国人开创的工业革命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发展了生产关系，而且发展出一整套社会文化。德国作为一个迟到者，正如列宁所言，当德国坐到了世界经济的餐座上时，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德国心理上不平衡，要求改变。其实，当时德国面临的情况与我们现在相似。面对英国发展的繁荣之路，难道这就是德国寻求发展的必经之路吗？当时，德国有一大批学者提出不走英国的发展道路，而且在理论上还有以威廉·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与英国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相对抗。李斯特不同意《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的国家发展理论，在他看来，亚当·斯密讲的财富是商品的积累，否定了重商主义，认为商品大于金银。因此，他认为，生产力大于商品，只有商品而没有生产力是不会有财富的，因而德国必须要保护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保证国家的生产能力，要对国外进口的产品征收重税。德国确实曾经试图通过自身生产能力的发展而得到最终发展。列宁称德国的资本主义为容克资本主义，是威廉皇帝从上而下举国体制来发展工业与英国进行对抗，所以，德国与英国间除殖民地、纯经济利益上的对抗外，还有一套社会制度的对抗，其上层建筑分别是容克地主的资产阶级及希特勒式的国家资产阶级。这套制度对西方来说是异己，不是西方体系中原有的内容，因而德国在思想上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产生了两次大规模碰撞，这两次大规模碰撞的外在表现形式实际上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

谈到第二次产业革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问题，即第二次产业革命终止的标志、其最高形态和最后形态是什么。笔者认为，终止标志是日本长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最高形态是发明了核武器，它彻底将自然界本身蕴藏的一种巨大力量通过人工方式加以了控制和使用。核武器既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最高形态，同时也是其终极和终止的形态，也就是说，第二次产业革命在核爆炸后才算是完成。核武器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殊性质和特殊作用正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期间发生的，它彻底地重新定义了战争的形态。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并且很大程度上终止了战争。尽管在美国和英国最危险时刻，两国元首的手都放在核按钮上，但核按钮事实上并没有被按下去，从此以后，人类的战争就发生了性质变化。世界范围内有小战争、局部冲突，但那些全局性的大规模战争却很难真正出现。最典型的就是冷战期间爆发的一系列战争，无论战争怎么打，美国和苏联都没有真正地出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都拥有核武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二次产业革命引发了革命，但终止了战争。具体而言，第二次产业革命引发了俄国革命、德国革命，引发了殖民体系变化后一系列的革命，包括中国近代革命，这些都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物质力量发生变化后引发的形态；但从另一方面讲，其物质上的最高形态也就是核武器，核武器终止了战争，而这里我们所讲的战争是指世界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说，第二次产业革命与世界大战的关系可以用“引发了革命，终止了战争”这两句话来表述。

战争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之多，除了能源等经济利益之外，还有一种制度的碰撞。现在回头来思考冷战，实际上是战争与和平、民族利益的冲突与调整的问题。可以说，第二次产业革命与文明的关系既是历史的话题也是现实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