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53年春攻克南京[1]并在此建都，太平天国共计统治南京达11年零4个月。在此期间，太平天国是如何统治的？南京究竟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由于相关资料零散匮乏，特别是太平天国自身文献对此甚少论及，这方面研究存在不小难度，学界已有成果不多[2]，留有较大研究余地。本文拟在梳理中西文资料的基础上探析这一时期南京的主要变化脉络。凡大家熟知的史实，本文尽量从略。
一
先谈城市外观的变化。吴敬梓《儒林外史》就明代南京城描述道：“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稠集，金粉楼台。”这奠定了南京作为东南第一大都市的规模和轮廓。太平军攻城时在仪凤门炸开一个二丈余缺口，后又加以修葺，所以城墙基本保持完好。
城内建筑则发生较大变化，有新建也有毁损。太平天国诸王府成为全城最为醒目壮观的象征性建筑。例如，天王府是在清两江总督衙门旧址上扩建而成，气势磅礴，穷极壮丽。洪秀全描摹道：“京都钟阜，殿陛辉鲜，林苑芳菲，兰桂叠妍，宫禁焕灿，楼阁百层，延阙琼瑶，钟磬铿锵。”[3]
建成这些王府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并使南京原有建筑大量被毁。据载，“天贼、东贼伪府，多毁民居，拓益其巢穴”[4]；“制军署作天王府，黄泥冈作东王府……民房瓦，皇城砖，上河水尽芜湖盘”[5]。据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20，“皇城”指毗邻朝阳门（今中山门）的明皇城，先前已因太平军猛攻位于午门前的八旗兵驻防城（俗称“满城”）而受损，至此完全沦为废墟。太平军搜挖金银是导致建筑受损的另一个主要因素。该城陷落前后，城内官绅富商等纷纷设法藏匿财物，太平军遂有大范围搜挖金银、追缴浮财之举。据载，“贼间有于井中及花台得金银者，于是凡井中及花台、夹墙、仰板悉开挖，或有或无，或但见一缸水者，而金陵房屋靡不拆坏”[6]。另有一诗描述道：“……倾筐倒箧欲未餍，下掘地板上冲屋；还恐金银藏复壁，以刃撞壁壁几覆”，为“物无贵贱同时残”“家无大小同时破”[7]而嘘唏不已。此外，太平军在南京实行严别男女政策，将全城居民以25人为单位，按照性别分别编入男馆或女馆，选择宽敞房屋集中居住，俗称“打馆”。据在城内开油坊的王永年自述，某日午后某太平军首领来到其宅院，“令以东院居众兄弟，西院居众姐妹，前后墙门堵断，并将街邻驱入，以左右屋二十四间住满为度，名曰男、女馆”[8]。此举使许多民居空寂无人，被辟为馆子的房屋内部结构则不同程度受损。
南京原先的街衢布局也遭破坏。东王府坐落在旱西门（今汉西门）黄泥冈，杨秀清为便于其庞大的仪仗队出行，下令拆毁两边房屋拓宽道路，故时人有“恐作盘拏嫌路窄，五丈宽街犹拆屋”[9]“旧时坊曲失纵横”[10]之叹。
佛教寺院等古建筑则严重被毁。南京多名寺古刹，且规模宏大，鼎盛时城南号称有480寺，清咸丰初年尚存数十处。太平天国独尊上帝，严禁偶像崇拜，定都后大规模摧毁神像及其所在，致使无数名胜古迹毁于一旦。有记载说，“贼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姑就金陵言，城外则白云寺、灵谷寺、蒋侯庙、高座寺、天界寺、雨花台亭、长干塔、吕祖阁、天后宫、静海寺，城内则鹫峰寺、朝天宫、十庙等处，此犹其最著者。至无名寺观则指不胜屈，间遇神像无不斫弃”[11]。曾国藩《讨粤匪檄》也指责太平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其实，太平军因大兴土木急需大量建材，所以主要是拆毁而非焚毁。当时就连耄耋老人也被征派来拆庙，故时人叹曰：“蛮呼神道尽妖魔，胜迹名山拆毁多。鞭扑老人升峻屋，龙钟几辈见阎罗。”[12]并有“拆妖庙，梁柱成山储木料”[13]一说。莫愁湖后楼立有明代中山王徐达塑像，也一并被毁。长干塔即大报恩寺琉璃塔，坐落在城南聚宝门（今中华门）外，系明成祖为纪念其生母兴建，九层八面，高80米，全部采用五彩琉璃砖构件建成。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将之与比萨斜塔等并称为“世界奇观”，在西方有很高知名度。太平军攻城时在该塔第三层架炮与守城清军对轰，塔身受损，随后外壁佛像与内壁神龛俱被毁坏。天京事变中，韦昌辉担心石达开占据该塔攻城，下令将之炸毁。嗣后来访的洋人慕名而至，常带走废墟中的琉璃砖作为纪念。
围攻南京的清江南大营对当地名胜也多有破坏。据载，“南京城外有宁国寺，本金陵八景之一，自贼窜扰，又经兵勇盘踞其中，古松数万株概遭砍伐；其余宝山胜刹扫地无余”[14]。
南京珍藏的无数文献典籍同样毁损殆尽。作为六朝古都，南京人文荟萃，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太平天国为确立上帝信仰，宣布唯有经洪秀全审订、由官方刊刻的书籍始准阅读，将包括孔孟经书在内的其余一切书籍斥为“妖书”，下令焚毁，凡买卖藏读者一律问罪。紧接着，全城开始大规模搜查销毁古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5]。这场焚书运动前后持续近一年，引起士子的普遍反感和抵触。有人形容此举是“焚弃诗书踵暴秦”[16]，甚至认为“较秦火尤甚，殊堪痛恨”[17]。与焚书相呼应，太平天国在首义诸王寿诞之月举行科举考试，仍沿用八股文、试帖诗衡文取士，但题目不是出自四书五经，而是依据上帝教教义，如1859年南京会试，文题为“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出于政治上的顾虑和文化上的隔阂，读书人通常避之唯恐不及，应试者多为粗通文墨的医卜星相之辈。
太平天国破旧立新的举措远不止这些，具体体现了洪秀全等人创立新朝、改造社会的设想，对南京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构成冲击。例如，除偶像崇拜、孔子崇拜外，祖先崇拜也遭禁止，“人家冠带影像，目为‘妖’，弃掷满街；祖先木主则毁之”[18]。取而代之的是上帝信仰。全城军民每七日举行一次礼拜仪式，并不时组织“讲道理”即聚众宣讲活动。再如，太平天国颁行天历，禁止民间按照旧历、旧风俗过节。天历甲寅四年（1854年）元旦，南京太平军一早举行拜上帝仪式，拜年时互送名帖，见面不跪不揖，仅说“高升”而已。根据其独特的宗教教义，太平天国宣称人死“是头顶好事，宜欢不宜哭”，取缔棺葬，禁止穿丧服、做佛事。在服饰上，太平天国以恢复汉族衣冠相号召，严禁男子剃发，搜毁清朝官服，并禁止女子穿裙、男子戴毡帽，以至“初破城，即下教，女子去裙男去帽”[19]；出于让民女从事后勤劳务的考虑，还禁止女子缠足。全城居民均改换或仿照太平天国军服，其中男子一律用红巾扎额，因红巾不敷使用，一时竟出现“制巾不及裹红布，觅布不及裹红纸”[20]的场面。就连女子发型也时兴新式，“第一时妆是广头，湖南北样亦风流。土人偶仿苏州式，刺刺街头笑不休”，即“女人梳头，以广西式为上，湖南、北次之，余皆不贵”[21]。此外，为整肃军纪、扭转颓废奢靡的社会风气，南京严禁吸食鸦片和黄烟，严禁饮酒、赌博。卖淫嫖娼现象查禁尤严，且贯彻始终，收效显著，故时人有“莫道桑间旧染渐，烟花禁令却森严”[22]一说。
对南京居民冲击最大的是隔绝男女政策。太平天国对全城百姓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编制和管理，按性别分馆居住，彼此不分长幼，一概以兄弟或姐妹相称，用集体生活和劳作取代了家庭。这项政策在太平军入城数日便开始实施，不少居民因家人离散、家业顿抛而感到绝望，“有请缓颊至来日遵行者，遂于夜间或阖室焚烧，或全家自缢，或近河塘牵连投水，纷纷无数”；次日，“分析男女愈急，而乘夜遁归自尽者连日未休”[23]。此后局面才渐趋稳定。据载，“贼禁奸淫最严，淫曰‘犯天条’，立杀，虽广西老贼不贷”[24]。南京民女起初人心惶惶，旋见太平军“但掳掠而不奸淫，见女馆则不敢入，于是觅死之念遂息”[25]。除首义诸王外，全城不存在家庭或夫妻生活，未婚者不得婚娶，已婚者家人不得团聚，探望时只准在馆子门首保持距离问答。无论强奸、和奸，包括夫妻同宿，均属触犯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格杀勿论。在广泛推行禁欲令的同时，首义诸王却搞多妻制，定期在城内女馆中选美，引起民女一片恐慌。此举与男女分馆均导致民间怨声载道。连杨秀清本人也承认，南京民人“以为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26]。太平军内部也有些失控，夫妻冒死同居事件时有发生，鸡奸即同性恋现象悄然滋蔓。为安抚人心，杨秀清只好调整政策，于1854年冬允许为官者团聚成家。
二
以上不少举措带有鲜明的战时体制特征。太平军进占南京未几，清廷便调兵遣将，在钟山南麓孝陵卫一带组建江南大营，与北岸扬州郊外的江北大营遥相呼应，形成围攻、钳制之势。此后战局虽屡有起伏，但清廷调重兵克复南京的思路一直没有改变。为应对这一严峻局面，太平天国起始就推行战时体制，全城始终处于戒严状态，除取消家庭、对居民按性别实行军事编制外，还逐月登记、清点人口，凡进出城须持印凭，稽查甚严，以防范清方奸细。初期随法国使团来访的葛必达（S.Clavelin）神父便指出，“南京与其说是一座城市，还不如说是一座军营”[27]。这势必有别于和平环境下的城市治理，遑论城市建设。
南京原先店铺林立，百货云屯，工商辐辏。太平天国在克城前颁布过一份安民告示，敦告“士农工商各力其业”，但仅具有宣传意味。定都后刊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明确宣布“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加之全城实施戒严，私营工商活动遂遭取缔。为满足军需等供应，太平天国在南京用军事编制（馆）组织民人进行生产劳动，分兵器、火药、建筑、食品、日用品、服饰、印刷等大类。据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其具体细目有59种之多，统称“衙”，如典织衙、豆腐衙等；因规模、人数不等，又有“营”“馆”之别，大者如典织衙又称“织营”，小者如豆腐衙又称“豆腐馆”。该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被胁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28]。全城军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是否为官、官衔大小等标准分别定额供应，即圣库制度。
上述两种经济方面的战时体制能否维持下去，关键取决于物资特别是粮食能否得到及时补充。南京城内的大部分面积是耕地，早期随本国使团来访的英国费熙邦舰长、法国葛必达神父、美国克陛存（M.S.Culbertson）牧师均谈到这一细节。太平天国官方在阐释建都南京的优势时，描述该城“街衢广阔，田园丰美”[29]，分别谈到市区与耕作区。时人笔记也有相关记载。王永年起初在男馆中干杂役，在编入北伐部队后潜藏在外城下关豆腐巷老人馆内，“天将明，饱食后，散伏大麦、蚕豆丛中”[30]。正因为南京有大面积农田，太平天国特意设立典农官和豆腐馆，派人种菜、磨豆腐。有一则记载说：“贼见菜地，争贴封皮，即据为己有，使人种菜，亦不打仗，故匿于菜园者亦数千人。”[31]不过，由于耕地以菜园为主，加上城内人口庞大，所以粮食根本无法自给。为缓解物资紧张问题，太平天国在1854年间采取变通方法，派人出城采购，在城内北门桥设肆，有米、油、茶点、海味、杂货、玉玩、绸缎、布匹各店，转卖各馆；店铺本钱由圣库支拨，属官营性质，称天朝某店，严禁私卖；另准许老人馆开茶肆。因物价腾贵，且管理难度大，这些店铺不数月均关歇。南京完全失去原先作为商贸中心的功能。
在取消商业和清军围城的背景下，南京粮食等物资供应主要依赖上游接济，经江面由仪凤门运进城，带有很大不确定性。一旦战事吃紧，南京便闹粮荒。据载，城内起初储粮充裕，“发粮无数，来取者即与之。既有名数可稽，始议每日发米数，男馆如泥水木匠一斤半，各伪衙一斤四两，各匠一斤，牌尾半斤；女馆湖南以前每名一斤，湖北以前每名六两”。1854年夏，因上游米谷不继，“乃改议发米数，男子牌面每日每名发米半斤，牌尾四两；女子每日每名湖南以前发米六两，湖北以下发米三两。均以稻代，悉令人食粥”[32]。
总的来说，太平天国初期对南京的管理较为有序有效，就连来访的西方人对此也加以赞许。葛必达神父便感叹，这种体制“竟能使这么多人的衣食得到正常供应，而且这是在内战当中、在面临城外清军大营围攻的情况下做到的”[33]。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评述说：“他们通常称作‘圣城’的新都才是秩序和纪律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方。……一切不合规章和违法之事，都会立即受到斥责或处罚，这在中国人中间极为罕见。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有其指定住处和被指派的适当工作，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34]
不过，太平天国此前仅在永安、武昌驻留过较长时间，在战时管理南京这样偌大的城市明显经验不足，挑战很大，人口问题便是一例。人口多了，会加大粮食供应压力；人口少了，又带来人手、人气不足的问题。南京原先有八九十万人，城破前已迁徙不少，城破后自杀者又占了相当比例。除在满城遭激烈抵抗进而屠城外，太平军主要搜杀清军和贪官污吏，基本上没有殃及百姓。据目击者陈述，太平军破城之日，“口称安民，并不抢劫，叫人不许外出窥伺”，并附注解释说：“破城后并不举动民间，至十五日各家搜素人口，防藏兵丁。……民间物件秋毫不动，内中若有人抢夺，即行枭首。”[35]嗣后南京人口一直处于流动状态，人口总数时有变化，包括军队的调进调出，出于各种原因死亡者，外逃者，外地（如上游数省及下游扬州等地）民人随军队迁入者，但两相抵消，南京人口总体上呈递减趋势。据载，1853夏，全城（包括内外城）男馆为10.44万人，女馆为14.09万人，合计24.53万人；同年冬，男馆约7.6万人，女馆约13.04万人，合计20.64万人；到次年夏，男馆约4.2万人，女馆约11.43万人，合计15.63万人。[36]大体每半年递减四五万人。民心不稳，出逃人数多于从外地补充入城的人数，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以甲寅四年为例，“贼粮不足，于闰七月二十七日赶女人八九万出城，至乡圩割稻，借此逃脱者数万……城中男馆于闰七月亦不发米，悉使出城割稻自食，人多逃散”[37]。
天京事变使人口进一步减少，先是导致两万多将士丧生，后来翼王石达开负气出走又带走不少精锐。这场内讧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旧的领导中枢宣告解体，军事上日趋被动。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开辟苏福省，使南京转危为安并获得大量物资补充。但后期主政的干王洪仁玕缺乏杨秀清那样的威望和铁腕，甚至一度被排挤出城，领导中枢涣散无力。1862年春，湘军兵临南京城下。太平军苦战两年多，始终无法将之击退。这种颓势从南京自身的演变可略窥一斑。
仍以人口为例。太平军在苏南战场的胜利使南京人口得到一定补充，其中不少是被强娶或掳来的年轻女子，但人口总数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后期（主要集中在1861年）来访的西方人均感到南京人口很少，其中英国军官吴士礼（G.J.Wolseley）中校推测男多于女，约为2∶1；英国翻译富礼赐（R.J.Forrest）、美国商人赫德（J.Heard）均估计全城人口约为7万人。人口锐减，但由于商业停顿和两极分化加剧，圣库制度形同虚设，缺粮问题并未缓解；及至湘军围城，粮道逐渐被切断，则陷入断粮危机。为应对粮荒，洪秀全率先食野草团，号召军民仿效。忠王李秀成体恤下情，特意放大批民人出城逃生。其实城中一些王府仍藏有大量粮食，但各怀私念，不愿充饷。据忠王讲，城破前夕，城内不过三万人，除居民外，太平军仅万余人，能守城者三四千人。[38]已是强弩之末。
随着人口锐减，百工衙组织急剧萎缩，其规模大不如前，并且以修建新封各王的府邸为主，供应军需的职能大为弱化，大片菜园荒芜便是例证。富礼赐曾在城外见到一群搬运废墟中砖瓦入城盖官邸的劳工。据他描述，这群人处在士兵的监视下，“绷着脸默默行走，没有过好日子的希望，除劣质大米外得不到任何工钱。倘若与其交谈，你会发现他们完全被吓坏了，几乎不敢大口喘气，仿佛生命时刻处在危险中，语调低沉而又多疑”[39]。随着局势恶化，南京的军事管制越发严厉。英国传教士杨笃信（G.John）亲见一名村妇因无意中点燃一间小屋而被斩首示众，慨叹“几乎任何一种罪过都被处以死刑，这似乎已成家常便饭”[40]。
商业在后期有过反复，1860年下半年一度解除禁商令。美国传教士花雅各（J.L.Holmes）是年8月来访，发现城内有十分有限的商业，食品匮乏且价格昂贵。[41]随后情况渐趋好转。11月杨笃信牧师来访时，看到城里有数百家店铺开业，商业活跃，整个城市似乎充满蓬勃生气。但出于安全考虑，南京于1861年年初重新推行禁商令，禁止除药品外的一切买卖，改在内城之外开设店铺。同年4月再度来访的杨笃信对此感到失望，认为其后果之一是加剧了贫困和匮乏。[42]南门等几个城门外共设有七条买卖街，仍处在太平军严密控制下，所售物品包括从苏州缴获的东西。据载，“出入城门，俱有火烙印牌，无者即作奸细论。……各伪目妇女俱骑马入市中买物，服饰华极。每入茶肆，但男女不准交谈。街内巡查极多，烟、酒之禁最严”[43]。事实上，后期违令抽鸦片、饮酒在太平军中远不是个别现象，有些官员甚至主动向来访的洋人求购。一些洋商为牟取暴利，也不惜冒险长途贩运鸦片、粮食甚至军火等。美国商人赫德在日记中写道，他们曾在南京以870两白银的价格卖掉半箱鸦片。[44]
南京的环境卫生状况同样今非昔比。太平天国起初很注意环境卫生，破城第三天便开始清理死尸，随后又专门设立负责收埋尸骸的掩埋馆；另指派老人专门负责打扫街道，包括及时清除路面上的杂草和牲口粪便。鉴于“今日去草草不青，明日一雨草怒生；今日溲勃无所遗，明日牛马还遗之”，保持街道清洁并非易事，故时人有“掳来衣爱剪碎，不问贵不贵；掳来食爱生硬，不问净不净；独有街道爱完整，奉帚携锄命无梗”[45]一说。这一点给来访洋人留下良好印象，克陛存牧师便指出：“不少街道不仅宽敞，而且看上去保持着清洁状态，这在中国城市中并不多见。我还切实观察到，人们普遍很爱整洁，并且举止得体，而这正是他们的同胞所普遍忽视的问题。”[46]而后期则变得十分糟糕。英国军官白拉克斯顿（T.W.Blakiston）上尉进城时，首先“穿过散发着恶臭的郊区”，随后发现城内居民区“有许多荒地、废墟和垃圾”[47]。富礼赐从南门往北行走，发现原先铺设讲究的路面已面目全非，“满是小洞和裂痕，污水污泥积成的小水潭和水沟散发着臭气；雨天时街道则变成湖泽，无法行走，当地居民在必要时只得赤脚趟过去”[48]。他还目睹到天王府的环境，发现里面与想象中的画面完全不是一回事，“每一件东西都很脏，镀金之处很快就被手汗、灰尘和雨水所污而附上一层棕色。……地上满是痰迹和污物。懒散闲逛着的天兵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虽然身处天王宫殿，你在周围仍能看到断垣残壁，看上去满目凄凉”[49]。
环境脏乱从侧面说明精神状态和秩序的退化。例如，后期高级官员普遍推行多妻制，一些被掳来的苏州等地女子不堪忍受而潜逃，以至悬赏寻人启事成为南京街头一景。吴士礼就此写道：“妇女逃离作威作福的君主和主人的事，看来并不少见。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偶然看到墙上贴有告示，凡是能捉回她们的人，将获得15～20元不等的赏银。”[50]英国外交官巴夏礼（H.S.Parkes）也谈到这一细节。
城区布满废墟更衬托了南京的脏乱和萧索景象。花雅各牧师在1860年9月1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上刊文说：“南京城目前处于残破状态，说它的一半房屋已被毁坏并不夸张。周围的乡村半数荒芜。”[51]次年2月来访的美国商人菲郎（R.I.Fearon）描述道：“除断垣残壁外，该城昔日的雄壮景致一点也没有遗留下来。站在满城上眺望城内及市郊，满目都是连绵数里的一大片烧焦的砖泥和丛生的杂草。断墙中仅有两三条整齐的街道，由新建的衙门和官邸构成。……面积如此之大的荒芜颓败场景，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52]同年年底来访的英国郭修理（J.Cox）牧师说得更加具体：“南京南部街道和房屋没有受到太大破坏，但在东部和中部，映入眼帘的净是大面积废墟。相比之下，中部因为有天王宫殿而视觉稍好些……城内没有商业，除出售药品的店铺外，禁止开店。这座偌大城市的沉寂令人十分伤感。人们的外表看上去更加糟糕，因为我们仅仅看到像斯巴达农奴一样从事各种公共杂役的可怜的穷人，以及外表粗俗、吃得不错的士兵。”他据此评述道：“我发现他们唯一的能耐就是作战和破坏。这些没有文化的人得不到任何读书人或有影响阶层的人的信任，对民法和辖境内的民生一点也不上心，他们又怎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王朝呢？我实在无法想象。”[53]
人口锐减，粮食紧缺，商业停顿，环境脏乱，布满废墟，暮气沉沉——这一切无不彰显出南京的萧条荒凉氛围，说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
湘军破城后，“贪掠夺，颇乱伍”，致使本已残破的南京城雪上加霜。未及突围的太平军大呼“城中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自焚一些王府。湘军“亦四面放火。贼所焚十之三，兵所焚十之七，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大山，紫绛色”。悍将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大火延烧数日不熄。湘军还在城中大挖窖藏甚至掘坟搜金，营中文职也“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为厌”。此外，湘军还肆意奸淫杀戮，“搜曳妇女，哀号之声不忍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就连曾国藩机要幕僚赵烈文也认为“其乱如此，可为发指”。[54]
三
今人在谈到南京时，有“千年古城，十朝京畿”一说，所谓“十朝”便包括太平天国。此说承认太平天国建都南京这一事实，没有按照“成者为王败者寇”的荒唐逻辑排斥太平天国，立论允当。不过，单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太平天国建都这11年几乎无足称道，破坏远大于建设，给南京造成的破坏是灾难性、毁灭性的。
战争状态是造成这个结局的最主要最直接因素。在这11年中，南京几乎一直处在清军重兵威胁之下，遭封锁围困，故而始终处于战争及戒严状态，推行战时体制，实行军事优先原则，实际上已变成一座军营，无法与和平时期搞城市治理和建设相提并论。评析太平天国统治南京的功过得失，不能撇开这个大背景。谈战争责任也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太平天国守南京，清政府攻南京，南京的窘困与衰败与清军的军事进攻和围困有直接关联，所以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到守方身上。太平军破城后军纪较好，而湘军破城后大肆焚掠杀戮，局面完全失控。这一事实也能说明问题。
另一方面，南京趋于凋敝残破与太平天国确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最显而易见的是，禁止偶像崇拜、焚禁古书政策过于激进，致使南京名胜古迹和珍贵图书典籍蒙受空前浩劫。在这11年中，民众出逃现象一直没有停歇，说明太平天国在统治上存在不小缺陷和失误，缺乏牢靠的统治基础。作为太平天国都城，南京是与太平天国命运扣得最紧的一座城市，其治乱存亡反映的不单是城市自身的变化，更是太平天国战局、政局的变化。李秀成被俘后，认为“数尽国崩”“天朝数满”[55]，便是从南京城陷落引出的对整个局势的判断。类似南京、苏州等城市在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迁史，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很值得花力气深入研究。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近代史》2012年第3期全文转载。
注释
[1] 清初为江南省城，时为江宁府城、两江总督衙门驻地，时人大多仍沿用金陵、南京等旧称。太平天国在此建都后改称天京。为避免表述上的混乱，本文除“天京事变”这一特定称谓外，统一采用“南京”概念。
[2] 相关论著大多间有论述，缺乏系统性考察。刘江在笔者指导下撰写专题学位论文，并据此发表《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南京（1853—1864）——以社会经济为主的考察》一文（《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5期），做了有益探讨。
[3] 《御制千字诏》，《太平天国印书》，549页。
[4]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654页。
[5]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造宫殿”诗，《太平天国》第4册，737页。
[6]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655～656页。
[7]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搜财物”诗，《太平天国》第4册，729页。
[8] 王永年：《紫苹馆诗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95页。
[9]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扛龙灯”诗，《太平天国》第4册，738页。
[10] 伍承组：《山中草》，《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21页。
[11] 佚名：《粤逆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1页。
[12] 《山曲寄人题壁》“拆毁圣庙”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89页。
[13]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禁偷窃”诗，《太平天国》第4册，735页。
[14]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1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按：“宁国寺”疑为“灵谷寺”之音讹。
[15]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焚妖书”诗，《太平天国》第4册，735页。
[16] 伍承组：《山中草》，《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17页。
[17]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681页。
[18]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681页。
[19]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易服色[饰]”诗，《太平天国》第4册，737页。
[20]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当圣兵”诗，《太平天国》第4册，729页。
[21] 陈庆甲：《金陵纪事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02页。
[22] 陈庆甲：《金陵纪事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03页。
[23]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695页。
[24]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695页。
[25] 陈作霖：《可园备忘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68页。
[26] 《东王杨秀清劝告天京民人诰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7] See P.Clarke and J.Gregory ed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95.
[28]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太平天国》第3册，117页。
[29] 《建天京于金陵论》胡仁魁一文，《太平天国印书》，426页。
[30] 王永年：《紫苹馆诗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95页。
[31]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654页。
[32]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656、664页。按：男馆有牌面、牌尾之分，前者为青壮年，后者为老幼，牌尾馆因此又名“老人馆”。又，太平军于广西首义，然后沿长江攻取南京，不同入伍地点代表资历的差异，其待遇也不相同。
[33]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107.
[34]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p.148～149.
[35] 上元锋镝余生述、目击者批谬：《金陵述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80～81页。按：太平军于咸丰三年二月初十破城。
[36]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655、659、665页。
[37]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665页。
[38]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40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9] T.W.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London，1862，p.20.
[40]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297.
[41]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251.
[42]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296.
[4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7册，168页。
[44]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347.
[45]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扫街道”诗，《太平天国》第4册，733页。
[46]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140.
[47] T.W.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pp.13～14.
[48] T.W.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p.34.
[49] T.W.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p.41.
[50] G.J.Wolseley， 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London，1862，p.345.
[51]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251.
[52] 转引自邓元中：《美国人与太平天国》，142页，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3。笔者对译文略有改动。
[53]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p.312，313.
[54] 以上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7册，269、270～272、274页。
[55]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179、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