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史学的作用，就是整理这一经过，如此而已。对从今以后的未来的判断，不妨交付给全体国民。但如果正确的知识明明只要追问便能获得却不去追问，或是不负责任地宣扬一些错误的认识而将生活引入歧途，那么责任只能归于我们的学问。

一定要吃米的机会，除了上述列举的若干仪式的日子之外，也伴随着一些非常重要的劳动的日子。其中，众所周知的是每年的“大田植之日”，人们以“yui”^[61]的方式集体劳动，此时也有田神的祭祀，在室外吃饭，而即使是最为简略的情况，也不能缺少米饭。房屋建筑的“建前”^[62]或是“葺笼”^[63]之日，必须给劳动者提供“饼”。无法想象“上梁式”的“粢饼”是用粟或是稗来做的。并非只因为工作的劳动量大，所以要提供美食，而是不同家庭的人聚在一起，在室外共进饮食以庆祝，就是一种“晴”。从山中合力采伐大木，或是一年数次到山里集体狩猎的日子，带去的午饷也是“晴”的食物。按照这一思路，像行军打仗这样的大行动，也应该自古就是食用白米的重要机会。除了闭城坚守或粮草缺乏、士兵远征只能以米饭之外的粮食勉强应付的情况，应该是极少吧。而中世战乱持久，也使得武士成为必须食米的阶层。最初只是为了保证充足的军粮而强制稻米的种植与储存，后来成为惯性，住在村中的“农兵”^[64]，在早就应该恢复杂粮的平常日子，也改不了吃米饭的习惯，于是米谷财政这一极为不便的形式成为了原则。加上随着贸易的发展，聚集于城下的商贾、百工也变成了以稻米为常食的平民，在以稻米为标准的传统“晴日”之外，生活中也几乎充斥着稻米。只种植稻米的所谓“新田”的土地开垦屡屡受到奖励，则既是能够实现上述状况的条件，也是上述状况带来的结果。而日本由于其天然的地形，稻米的产地自古分布不均。最为不便的运输问题变得无可回避。其结果，是农业技术落后的山间的旱田耕作地带，反而需要率先承受交换经济的压迫。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情况只是以稻米为租税的前代制度的延续，但国家的租稻与私田的利息可以说性质迥异。首先，前者就税率而言极低。如果国家事务的增多需要增加国民的负担，那么这部分负担能否以稻或籾的形式来征收是一大疑问。当年有那么大规模的田租，远国的管理及运输的方法依然未能确立，租税基本花在了费用上，于朝廷本无收益。这与各地私领之主在当地利用其土地所得，不可同日而语。武士可以磨炼武艺，以兵马为事，也可以视为稻米丰富后的结果。总之，战国之世促进了稻米的生产，而自古以来对稻米的尊崇和信仰，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刺激。如今稻米已经完全深入生活之中，恐怕对其加以限制会让人们感到无比痛苦。不可否认，这是我们今天所达到的新文化的一个特点。如果意识不到以稻米为力量根源的古老信仰对我们的巨大影响，恐怕我们无法安心预测或计划我们下一阶段的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