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多次测试，发现孩子们几乎都是出于天性对野兽故事感兴趣的。大家也许没注意到，使用国语时，客观上存在“话术”，以及与之相应的“听术”。如果分析一下我们的日常会话，会发现即便在今天，“话术”与“听术”在我们的生活中仍随处可见。比如，为了安抚哭泣的孩子，大人唤唤狗、指指猫，往往能引起孩子的注意，并让其期待故事的出现。这时候试着说起猴子、兔子的故事，这个孩子就会停止哭闹，集中注意力来听故事。但如果这个故事陈旧老套，没有新意，孩子就会再度哭闹起来。也许有人会认为，孩子们是先喜欢上动物故事里动物的神通，才对动物产生兴趣，从而喜欢上动物故事的。但我以为先后次序恰恰相反，是孩子们先对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种动物才顺理成章地成了故事里的主人公。我的理由是：孩子们对定型老套的动物故事会很快腻味，而只对带有新鲜气息的野兽话题感兴趣。我小时候图画书很少，动物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非常普通的动物。不过由于没有可以替代它们的东西，所以直到上小学，我都一直喜欢听有关它们的故事。当时的情景，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那天正好也是像现在这样一个初冬的晴日，十四五个孩子，把手都拢在袖子里，并排挤在射进阳光的窗前，津津有味地听着故事，心里只担心下课的钟声响得太早。说故事的偶尔也讲狐狸行骗、狼为人送行这类老套的故事，但一定会添上最近的实例加以佐证，比如说某个山里的淳朴少年昨天刚遇到过或听说过等。这样一来，大家就立刻被吸引，并把脸转向将老故事讲出新鲜感的人。从这里就可以充分了解，我们那时对有关野兽的新信息是怎样渴望了。我以为如果在代代相传的故事里，自由自在地加上当世的传闻、事件的本末，以及有关人物的逸事等新材料，虽然有时难免溢出儿童所能理解的范围，但对从前朴实单纯的人来说，一定会倍感新奇的。这样的故事，就会成为老幼皆宜的话题，而孩子们的兴趣也会变得格外强烈。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我的主观臆测，但我还是觉得，儿童对野兽故事的喜好由来已久，在猎人小屋出现之前就产生了。那个时候，野兽与人类共同生活于威严而广漠的山野之中，或为友，或为敌，使得人类不可能对与自己相邻的野兽社会漠不关心。即便在今天，仍有很多儿童对野兽世界有着强烈的兴趣。某些在今天似乎已没有任何意义的古老传说，在那时却使儿童养成了用心倾听长者之言、并和他们共同感受和思考的良好习惯，从而较快地提高了国语水平。如果把这种情形与现在新式教育方法的成就做比较，肯定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结果。大孩子把学习作为任务，即便对不喜欢的内容也拼命地死记硬背；而小孩子相对自由，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谈论，也不想搞明白。正因如此，对他们讲那些能够让他们聚精会神倾听的故事，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即便到现在，当我们提起野兽故事时，还能因联想起儿时的情景而感到快乐。我和各国朋友见面时，偶尔会说起这些故事，虽然我说得小心收敛，但听完莞尔的听众却很多，想来是唤起了他们幼时的记忆吧。当然，因为考虑到说这些故事似乎太孩子气了，我一般都是忍住不说。

我写《孤猿随笔》没什么动机，对于把这些普通的文章汇编成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但它的出版，仍让我感到幸福。迄今为止，能把儿时听到的野兽故事汇成一书出版的人并不多见。一方面，由这类故事而怀念起难忘的孩提时代的人，多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人从不曾听过它们。所以此书的出版，让我一下子享受了诸多喜悦。此外它还给了我论述并证明一些小小的历史真相的宝贵机会。将人与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当然不太妥当，但那些无视历史事实的人，其实与野兽有着相似之处。我们不能因为记忆的缺失，就否定历史的存在；不能因为文章不屑于传播，就抹杀重要的时代变迁。只要我们有求知的热望，就一定能找到通向真相的途径并有所发现。以上两点，正是日本民俗学的出发点。如果我的调查能合乎野兽的实际，那么也就易于得到人们的认同了。实际上正因为有着这样的预期，我写故事时，又多了一层快乐。

在此书之前，我发表过几篇野兽故事。比如《独目小僧及其他》中把活鹿作为供品的故事，名叫熊谷弥三左卫门的狐狸的故事，《山的人生》中狸和尚的书画故事，以及《妖狐的故事》里附录的附于人体的狐狸故事等。可我那时并未注意到这些野兽的历史曾有过多次重大变迁的事实。如果认为它们具有亘古不变的性质，并带着这样的先入之见去评判它们的行动轨迹，哪怕评判的对象是野兽，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只要时间允许，我还得继续对它们做深入的研究。

柳田国男

昭和十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