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说起乐器，有人便会滔滔不绝地列出中国民族乐器的许多“缺陷”，认为中国的民族乐器原始、落后，不如欧洲乐器科学、先进。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位先生说：

我国现用之乐器之不及欧洲乐器，乃是不容否认之事实。且举笛为例，我国之笛指洞（孔）有6，故仅有7音；且制造者不懂乐律与音响原理，对振动数、振幅及泛音等一无所知，故6个指洞（孔）发音亦皆不准。试观欧洲近代之笛指洞（孔）有20余，能奏三均（八度），各均皆有12半音，且得数学之助，发音准确，非我国笛子所将能望其项背。^[6]

所以有人主张，中国音乐要想进步，首先就要用欧洲的先进乐器替换中国落后的民族乐器。在乐器方面，主张“以西代中”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乐器工具论”。他们认为：“乐器是工具，只求其精良利便，不必严分国界。”^[7]并将乐器这种工具与汽车、车床等生产工具等同起来。说什么，既然乐器是工具，汽车、车床也是工具，为什么欧洲的汽车可以代替中国的马车，欧洲的车床代替中国的手工劳作，而欧洲的乐器不能代替中国的民族乐器呢？

这个貌似合理的类比，是采用了隐蔽的手法，将两种不同的“工具”概念偷换了。我们说，汽车、车床是以节时、省力、多产、优质为目的的生产工具，它属于生产力范畴；而乐器则是以人们的审美趣味为依据，它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它属于文化范畴，两种“工具”的概念不同，不能类比。因此，用欧洲的汽车、车床代替中国的马车和手工劳动，来比照说明用欧洲乐器代替中国乐器的合理性是不能成立的。

要讨论乐器的先进、落后，应该弄清楚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乐器是干什么用的；第二，不同音乐对乐器的要求是否相同；第三，乐器形制及其发展与科技是怎样一种关系。对于这三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第一，乐器是演奏音乐的，它不是用来展示科技水平的样品；第二，不同音乐对乐器的要求是不同的；因此，第三，世界上各民族的乐器，必然是根据本民族的音乐的需要，有选择地采用科学、技术，任何一个民族，永远不会不考虑音乐的需要，盲目地把当代最尖端的科技用到乐器上。根据上述三点，我们认为，抛开各种乐器所适用的音乐，孤立地谈论乐器的科学不科学和先进落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欧洲音乐是复音体制，为求各声部音响和谐，故要求乐器发音稳定、平直，波动较小；又其音乐常用变化音，且转调频繁，故要求乐器在构造上半音齐备；又由于欧洲音乐注重音区对比，故其乐器音域较宽。欧洲乐器的性能完全是欧洲音乐使然；而中国传统音乐注重曲调的歌唱性，属单音体制，加之中国幅员辽阔，语言和风格各地差别较大，这就使中国乐器具有表现多种风格的灵活性，发音波动较大，便于演奏滑音、大波音和各种装饰音，音域也与人声相吻合，不少吹管乐器为两个八度零一个音；由于中国民族乐器多用于齐奏、伴奏，且多突出每件乐器的特色，像欧洲那样的合奏很少见，转调也不频繁，因此，中国民族乐器并无必要半音齐备，高、中、低音系列配置也无必要，音色多倾向于明亮，个性强，共性差。通过上述比较不难看出，东西方乐器的差异，不是什么“科学技术的先进落后”，而是两种音乐对乐器的要求不同。譬如，用中国的唢呐演奏欧洲交响乐中双簧管（Oboe）分谱，是力所不能及的；同样，用双簧管演奏中国唢呐曲《百鸟朝凤》，那也是十分不妥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先进、落后的概念评价东西方乐器，应该说，中国大部分民族乐器对于欧洲复音音乐是不适用的；欧洲大部分乐器对于中国传统音乐也是不适用的。

这样说来，是否世界各民族之间乐器交流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呢？当然不是。无数事例说明，世界各民族都有一些乐器原本是来自别个民族，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不断改进，使其适应了本民族音乐的要求，变成了本民族的乐器。在中国民族乐器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实例。如琵琶，原本是中亚乐器，魏晋时期经新疆传入中原，原为四弦、四相、无品、用拨子弹奏的弹弦乐器，当初最擅长演奏的是中亚音乐。由于中亚风格的音乐长时间在中原流传，因此，一直到唐代，500余年间这乐器无大变化。唐代以后，中亚音乐在中原“失宠”，中亚的琵琶演奏中国音乐就发生了困难，于是，中国音乐家开始对它进行改造，使其适用于中国音乐，改拨弹为手弹，演奏姿势也由横抱式改为在腿上竖立式，共鸣箱也由横宽改为竖长。今天已无人否认琵琶是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这就是说，任何一件外来乐器总是伴随着那件乐器最善于演奏的音乐（即外来音乐）一起传入，后来，或者随着外来音乐被引进民族所融合，或者这种外来音乐由于不适合生境而终止流传，这乐器终究要演奏引进民族的音乐，哪里不适用，哪里将被改造，久而久之，这件乐器就变成了引进民族的乐器。如果哪件乐器坚持演奏原产地的音乐，拒不演奏引进民族的音乐，那么，这件乐器将永远不会成为引进民族的民族乐器。欧洲乐器在中国大体上也要走这样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