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佛教艺术绚丽多彩，博大精深，仅从现实需要来说，具有三大功能：个人修养；民族共生；万物大同。首先，面对单向度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人间困境，面对“人富了之后怎么办？”的追问，面对雾霾和埃博拉，面对各种“不可说”的风险，佛教艺术可为提高国民个人素质从而提高他们的应对能力做出贡献，它可以提高审美，开启觉悟，呈现美韵，爱人爱己，调节物欲，达至中和。其次，它可以从“微尘”“颗粒”和“物料”的普同，看破民族和国家的特殊，从而不再纠缠于我族你国、吾种彼嗣，在礼让中获得重叠共识，热爱差异，乐此不疲，美美与共，光光交彻。最后，佛教艺术以此形质直指彼形质，以此物象牵连彼物象，以形质、物象升华精神，又以精神返涉形质、物象，形成象似、标指、象征的大圆融，呈现出万物共生、万象互构的大千世界。
[1] 纳日碧力戈，复旦大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基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2013-2018）、全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首位长江学者、原美国卡尔顿学院珍尼-拉斐尔·伯恩斯坦人类学讲座教授（2005-2009）、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评审组专家、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民委第二届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特聘专家（2017-2019）。
[2] 谢继胜：《藏传佛教艺术东传与汉藏艺术风格的形成》，《中国艺术报》2011年9月16日，第6版。
[3] 谢继胜：《藏传佛教艺术东传与汉藏艺术风格的形成》，《中国艺术报》2011年9月16日，第6版。
[4] 马德：《敦煌石窟艺术的中国化与中国南系佛教艺术散论——兼论南北“丝绸之路”有关问题》，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三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1。
[5] 谢继胜：《藏传佛教艺术东传与汉藏艺术风格的形成》，《中国艺术报》2011年9月16日，第6版。
[6] 黄春和：《我国汉传佛教造像艺术2000年》，《佛教导航》，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392230e54f73764818a027fa3c2148e211c1e1c3afebb25201b19d1c3616405a9495beef43570350037b7ec92ce1583afd7756fde2823006f913161c418dfdc3622d6569a4de8df0e97bfe74691b9a2a5c82522dd52756df6f09c2c0703bb1ce76036&p=882a9644dd9d09e51ab5c7710f0781&newp=c674c64ad4d011a05bec9f275a7a90231610db2151d2db146c&user=baidu&fm=sc&query=%BA%BA%B5%D8%B7%F0%BD%CC%D2%D5%CA%F5&qid=fc58091400000d88&p1=20，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月4日。
[7] 张鹏举：《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第68页。
[8] 王磊义、姚桂轩、郭建中：《藏传佛教寺院美岱召五当召调查与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第209页。
[9] 纳日碧力戈：《生存交互性：边疆中国的另一种解释》，《学术月刊》2014年第4期。
[10] 王学典：《唐卡艺术》，万卷出版公司，2012，第3页。
[11] 和日活佛：《为什么说唐卡是用生命在画的艺术》，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k1MTI2MDMy.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月4日。
[12] 王景志：《中国蒙古族舞蹈艺术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第338页。
[13] 刘建：《宗教与舞蹈》，民族出版社，2005，第338页。
[14] 约瑟夫·布伦特：《皮尔士传》（增订版），邵强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481页。
[15] 约瑟夫·布伦特：《皮尔士传》（增订版），邵强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478页。
[16] 茨维坦·托多罗夫：《象征理论》，王国卿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4页。
[17] 王学典：《唐卡艺术》，万卷出版公司，2012。
[18] 王学典：《唐卡艺术》，万卷出版公司，2012，第72页。
[19] 关于皮尔士的三元/三性理论，详见纳日碧力戈《从皮尔士三性到形气神三元：指号过程管窥》，《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春季卷；《皮尔士指号理论及其人类学意蕴》，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研究》，第肆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205～243页。
[20] 第一性是“刺激”，涉及物的“质感”；第二性涉及“反应”，涉及他指，即一物指向另一物；第三性涉及“解释”，根据“刺激”和“反应”做进一步的抽象。在皮尔士理论中，这三者同时出现，同时在场，缺一不可，不存在单独的第一性，也不存在单独的第二性或者第三性。皮尔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物质是固化为习惯的精神：习惯涉及身体和行为，充满“物性”，同时也渗透了精神。
[21] 顾扑光：《中国面具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第276页。
[22] 色仁道尔吉：《论佛教乐舞“查玛”艺术——藏传佛教乐舞“查玛”艺术在内蒙古的传播》，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第25页。
[23] 哈斯：《辽宁“查玛舞”分布及异同研究——宗教寺庙舞蹈的当下认知》，《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