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深入探索并揭示财政本质和构建适用于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是我国财政学界长期不懈追求的两大理论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论述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全局战略高度对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认识的重大理论创新，而这种理论突破既得益于决策层对我国长期财政运行和社会主义财政本质认识的逐步深化，也与改革开放以来渐进探索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启发紧密相连。可以说得出上述论点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如何准确理解“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内涵，是当前财政学界必须深入研讨的重大课题之一。要准确把握其精髓，关键还是要回到财政本质和财政的基本职能理论层面上来，因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人们对已经国际化的市场经济现实状况认识不甚清楚，且急于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许多人凭着基于亚当·斯密等西方传统经济理论知识对市场经济的朴素理解，认为传统的财政“国家分配论”是以计划经济为背景探索的产物，其特征为国家财政统包大揽，与市场经济对财政的要求相去甚远，从而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理论，以指导中国财政改革。这就促成了“公共财政论”的诞生，并很快以此建立了公共财政改革的基本框架，形成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制度。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一方面，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的贸易争端频发且不断加剧的现实，作为后发追赶型大国，我国深刻感受到公平参与国际合作和实现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发展愿景的不易。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面临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增长压力，结构型矛盾逐步显现，如人口红利消退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加剧等。在已经高度融入国际经济大环境的现实条件下，中国最高决策层面对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求和西方国家对我国和平崛起步步紧逼的国际形势，深切感悟到实现大国崛起的国家职能范围应该适时调整，在“韬光养晦”致力于国内改革发展的同时，还需要积极谋求对外竞争格局的调整和市场秩序的改善。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果断做出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决定，同时将政府财政定位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充分发挥财政在治国安邦中的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将财政作为实现“中国梦”战略的综合保障。毫无疑问，前期的公共财政论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大国竞争、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最新形势，要想适应当代国家职能拓展的客观要求和我国谋划“两个一百年”发展战略眼光的长期战略导向，必须重新思考并建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理论。基于上述考虑，我从金融危机后就在重新思考后危机时代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和功能定位问题，并一直认为公共财政论所倡导的“国家财政退出生产性领域，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提法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要求，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的想法的正确性进一步得到证实，因此我积极鼓励博士研究生对此问题做大胆而深入的研究。

段龙龙是我2013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他原本一直感兴趣的是央地事权划分和财力配置问题，在一次茶话会上，我建议他可以重点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职能提出的诸多新观点，并思考财政与国家治理的相互关系。之后没有几天，他便高兴地找到我说要以此为选题撰写博士论文，我便和他商定了具体题目，将论题定为“基于国家治理论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分权研究”。

该研究由于涉及对大量财政学基础理论的梳理和评述，并需要完整参考中外财政学史料，以及大量阅读财政学各流派的理论著作，因此论文的撰写一拖再拖。有些材料年代久远已经遗失，使得该论文多次陷入资料不足的困难之中，所幸学生都一一克服了。2016年底，学生将论文初稿发给我之后，我认为一些问题仍然有待深化，故而督促其进一步修改完善，最终于2017年6月形成了定稿文本。尽管现在看来，有些争议仍然有待澄清和阐释，但其研究对于推进我国财政学基本理论的前行已经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总的来看，段龙龙博士的专著已经在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体系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对分析和解读财政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关系问题上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作为导师，我希望他沿着该专著的核心问题继续深入下去，秉持一颗静心学术的真心和理想，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和中国特色大国财政治理体系建设贡献更大智慧和力量。

中国财政学会理事

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叶子荣

2019年1月于成都棠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