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半个世纪的“幸福感悖论”：缘起、争辩与证据^[1]

第一节 引言

“幸福感悖论”，又称“收入-幸福感悖论”、“伊斯特林悖论”，是由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于1974年提出的。在这篇题为《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了人类生活？——一些经验证据》的开创性论文中，伊斯特林说明撰文的目的是为“再思国家经济增长对民众福祉改变的意义”提供经验证据（Easterlin，1974）。他创新性地使用调查中的幸福感作为社会福祉的测量，展示了幸福感与经济增长在一国内部短时间内、国家之间以及一国内部长时间内几个层面上不一致的关系，将“短期内，越富有越幸福，但长期内，更富有却并未更幸福”的现象称为悖论，并提出社会比较、经济发展的阴暗面以及权力的不均等分配等可能的解释（Easterlin，1974）。这篇文章开启了近半个世纪学界对于经济发展与民众福祉关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是否存在“幸福感悖论”？如何解释“幸福感悖论”？显然，任何解释理论都需要首先验证“幸福感悖论”实质上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建构或统计假象。“幸福感悖论”的核心是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在短期和长期内的不一致。所以，验证该悖论的分析策略也分为横截面数据分析和长期数据分析两部分。迄今为止，研究者在横截面数据结果上的看法较为一致：在个人层面，收入越高，幸福感就越高（Appleton and Song，2008；Dolan，Peasgood and White，2008；Wang and Vanderweele，2011）；在集合层面，国家经济越发达，平均幸福感就越高（Diener and Biswas-Diener，2002）。但基于长期数据的分析结果则充满争议：有些研究证实了“幸福感悖论”，发现在长时期内，经济变化与幸福感变化没有显著相关关系（Easterlin，1974，1995，2015；Easterlin et al.，2010 ）；另一些研究则表明，在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的确会提高整体幸福感，因而“幸福感悖论”可能并不存在（Sacks，Stevenson and Wolfers，2013；Stevenson and Wolfers，2008；Veenhoven and Hagerty，2006）。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伊斯特林等（Easterlin et al.，2012）通过分析1990～2007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WVS）数据，得出“中国经济增长但幸福感下降”的结论。相反，刘军强等（2012）通过分析将近十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基于正向且显著的年份哑变量的影响，得出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居民的幸福感有所提升的结论。遗憾的是，以上研究均并未直接检验“幸福感悖论”，因为缺乏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测量，也没有使用合适的长期模型来检验经济发展水平变化与幸福感变化之间的关系。

本章旨在通过分析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直接检验“幸福感悖论”，我们将同时关注在短期和长期背景下财富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其他跨国比较研究所采用的以国家为单位的框架 （Veenhoven and Hagerty，2006；Stevenson and Wolfers，2008；Easterlin Stevenson and Wolfers，2010；Sacks，Stevenson and Wolfers，2013），我们将着重考察省级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平均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选择以省份作为分析单位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差异很大（Kanbur and Zhang，1999），并不适合将全国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来考量。此外，与跨国研究相比，考察一个国家内的地区差异也有效地排除了文化历史背景以及政治制度安排对各国“财富-幸福感”关系的混淆性影响（Helliwell and Putnam，2004）。最后，与已有关注个人收入对自身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不同，本研究的关注点更加宏观，着重考察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与居民幸福感平均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探讨整体的经济增长能否提高全体民众的福祉，由此为经济福祉与社会福祉之间的关系提供在中国的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