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的进展与面临的困难

本轮国企改革自提出到现在，已经进行了5年多。5年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进行研究。

（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的进展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进行新一轮国企改革以来，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均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从中央层面来看，顶层设计的进展较为明显。中央和国务院国资委通过改组央企国有投资公司，进行央企混合所有制试点，央企高级管理人员以改革和派驻纪检组等方式，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黄群慧，2015）。^[30]从地方层面上看，各省均出台了地方版本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并在分类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国资改革新体系、健全混改路径等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黄群慧，2015）。^[31]从实践效果上看，经过一系列试点，开展混改的国企数量不断增加，层级逐步提升，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市场化经济机制加快形成，国资监管体系加快构建，国企的活力、动力、红利得到了显著提升（彭华岗，2017）。^[32]从具体的改革方式来看，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主要实践模式，包括董事会试点改革、对外兼并收购、引入战略投资者（民营资本）、“公司制改革（重组）+上市”、员工持股改革、合资合营和资产证券化，这些模式的实施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路径（巩娜，2018）。^[33]

（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虽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方向已确定，但实施过程并未如预计的顺利。混合所有制“遇冷”的背后，既与本轮国企改革方案缺乏特点与新意，仅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企业层面上有关（平新乔，2015），^[34]又与国资监管体系、财产权利和政府权力的矛盾有密切的关系（张文魁，2017）。^[35]由于体制性和机制性的因素尚未消除，国企中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政企交叉的情况依然普遍，监管机构不仅要管资本，还要管企业，最终让企业不知所措（陈清泰，2016）。^[36]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落后的激励模式限制，加之意识形态的固化和民众的担忧，使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面临形形色色的困难（綦好东、郭骏超、朱炜，2017）。^[37]

李向荣（2018）从多重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国企混合所有制面临的困难包括制衡股东类型选择、国有资本参股企业的选择及两者的持股比例，以及合资主体的选择。^[3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课题组（2018）在调研江苏、上海两地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发现，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配套政策，如土地使用权、税费、员工工资、特殊管理股、资质变更，往往难以有效跟进，个别企业和政府对改革的认识、理解、把握不够深刻，员工持股中的限制较多，对混改后的企业后续支持和跟进不足，最终改革只是面上范围广，实际程度不高，国企“一支独大”的情况并未改变。^[39]罗红云等（2018）分析了新疆克拉玛依市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发现所谓的改革涉及面较小，更多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进行形式上的混合，政府间税收分配不公平、涉税问题清晰度不够也限制了改革的推进。^[40]依照马连福、王丽丽、张琦（2015）所做出的研究，简单的股权融合并不能改善公司的绩效，只有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下，混合所有制改革主体的多样性才能提升绩效水平，^[41]故而当前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仍有较长的路要走。此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困境还包括国有资产流失、文化与管理的融合、产权保护等，造成实践过程中难免存在亟待解决的矛盾（唐现杰、李新宇，2017）。^[42]改革过程的透明，循序渐进的实施政策，才是保障混合所有制改革顺利推进的正确之路，切忌为混而混，盲目激进，甚至开展“拉郎配”改革。

综上所述，由于体制机制有障碍，国有企业有顾虑，民营企业有担忧，配套政策有掣肘、历史遗留有负担导致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统一认识、政策落地、资产定价、治理调整等方面存在挑战，无论是政策执行力度还是成效上，都与政府和市场预期存在较大的差距（李红娟，201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