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述评

厘清国内外已有的相关学术成果，有助于明确研究所处的坐标。本研究涉及的问题有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影响因素与策略研究、社区治理研究、多民族社区（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研究等，对这些相关学术成果的梳理，成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一 关于促进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研究

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一直是国内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提出：中国政府的民族理论和对民族理论的践行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论述起来内容很多，但是它的中心思想就是民族平等。详细来说就是协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程度上、政治权利上和文化发展的机会上都能达到与汉族平等的状态，以实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4]。本小节也将从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稳定与发展等角度展开综述。

（一）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研究

对于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研究，主要论域为以下三方面。

（1）强调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重要性。现阶段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问题，在这一点上研究者们达成了共识。维持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极为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全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关系到我国边防的稳固；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关系到全民素质的提高^[5]。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要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的环境，民族地域的开发就无法顺利进行或者有可能中途夭折^[6]。

（2）探讨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影响因素。由于民族地区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特殊性，影响其政治稳定的因素也与其他地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徐黎丽认为，政治稳定局面得益于良好的民族关系；反之，若民族关系不和谐，则政治稳定也将受到妨碍^[7]。杨沛艳认为，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呈现频繁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互动，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利益诉求本就敏感，又会受到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刺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民族意识也会成为诱发政治不稳定的要素^[8]。谈正好认为，对于信仰宗教的国家或者地区来说，政治文明与宗教具有紧密联系，宗教成为研究政治稳定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西北是一个多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域，在这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阶段，民族问题都与宗教问题密切相关，宗教问题对其政治稳定至关重要^[9]。方盛举、陈立春则是全面地分析了影响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几类矛盾：发展具有历史跳跃性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民族隔阂愈来愈深的问题；民族意识增强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不完善的矛盾；国际敌对势力渗透所造成的分裂与反分裂、颠覆与反颠覆问题；少数民族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10]，如果这些矛盾没有化解，将会影响到当地的政治稳定。

（3）提出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实现路径。在对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影响因素研究基础之上，学者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实现路径。常士訚认为，多民族国家实现政治稳定，需要增强和改进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推进政治文明建设^[11]。杨沛艳的看法是：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统一，需要引导和培育公民意识，消解民族意识对国家的抵触^[12]。周平教授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出发，认为每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都应该具有相应的国家认同支持，这样的支持，是多民族国家存在和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因此多民族国家必须对影响国家认同的各种变量进行必要干预，强化各个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使国家认同保持在一定水平上。这样的过程其实就是国家认同建设^[13]。徐黎丽认为，满足各族人民正当的利益要求、保护各个民族正当的民族权益、不断地清除狭隘民族意识的消极影响可以促成政治稳定；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大力培育少数民族干部、实现民族工作法制化能够促进政治稳定，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14]。

（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有较大差距，这会影响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消除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最根本在于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研究者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讨主要论域包括以下方面。

（1）阐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格局。张磊从“一带一路”倡议入手，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构筑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产能合作、产业发展和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方式创新^[15]。王玲玲等认为民族地区如果不走资源节约型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经济等绿色经济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纸上谈兵^[16]。郑长德、王永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新格局，可以将其概括为“14484”，即一个目标、四个广域覆盖区、四类功能区、八个问题区、四个机制。在此格局之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要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在宏观层面构建西部发展的制度支持体系，在区域合作层面构建发展成果的共享机制^[17]。

（2）探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孙庆刚梳理和归纳了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滞后原因的文献，将学术界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讨论概括为六种主要观点：地理劣势论、历史依赖论、政治滞后论、制度缺陷论、经济社会资源匮乏论和综合因素论，并且对这些观点做了评价^[18]。还有一些学者从较为微观的视角剖析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比如，钟海燕认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与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有着密切联系^[19]。马骍则研究了人口红利与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对我国民族地区而言，假设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更大，并且在全国其他各地区的人口机会“窗口”已关闭的情况下，民族地区的人口红利期仍会延续，从而能够独享一段人口红利期，这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并且，例如投资、人力资本等因素等也会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20]。

（3）提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方面，有些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重中之重。其中，周民良认为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的发展基础，以资源开发和产业升级为主线，推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政策创新，强化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中的准入限制，促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1]。李鸿认为，加快转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根本途径是增强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能力，这也是提高民族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前提^[22]。丁如曦、赵曦认为，西部民族地区首先要明确功能定位，其次要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等，确立科学合理的资源开发机制，优化基础设施并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构建集中协调的产业支撑型城镇体系，以及培育内生增长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23]。还有学者考虑到了生态文明，认为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虽自然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经济落后，所以要依据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在保障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24]。王峰则是以路径演化为视角，提出了在新的时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路径战略选择，旨在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引导^[25]。

（三）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研究

文化是区别民族特征的重要标识之一，民族是靠文化维系的聚合体。所以，在促进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学术界关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研究论述较多，包括文化交流、建设和冲突等内容，主要论域涵盖以下几方面。

（1）阐述保护多民族文化的必要性和策略。关于如何保护多民族文化，高兆明讨论了多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问题，指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基石是多民族文化间的平等与尊重，要达到这种平等与尊重的状态需要确立民族文化自身的文化主体地位，并且培育其主体性精神^[26]。杨军认为，要遵守客观规律，加强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善各方面保护机制；同时要完善法律法规，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提供法律保障^[27]。

（2）论述民族文化的发展。段超认为，要促进民族地区文化的和谐发展，最基本的是要树立“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首先要加大对民族文化发展的支持力度，增强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以达到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28]。周炳群认为，文化共生是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普遍现象，运用共生理论推进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29]。闫丽娟则针对新战略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甘青一带人口较少的民族要通过产业化发展将民族文化的资源优势转换为资本优势，利用市场途径扩大文化辐射与影响，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赢，从各个方面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30]。

（3）关注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可以使民族地区建设充满活力。关于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马戎教授认为：要解决中国民族关系问题，首要任务是淡化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以及国民意识、公民意识^[31]。赵锦山和徐平界定了民族文化认同，认为民族文化认同可以充当社会稳定剂，合理的民族认同结构能够促进社会稳定^[32]。在民族地区的认同中，不得不提的还有国家认同，胡兆义认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民族文化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等措施，能够为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建构积聚正能量，是实现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33]。

二 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理论界往往会对国家推动或倡导的改革进行适时的回应，形成理论研究热潮。20世纪90年代政府发起并推动的“社区建设”，促生了关于“社区治理”的理论增长期。社区治理实际上是一个涉及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方式的管理活动，所以国内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方式展开。

（一）关于社区治理主体的研究

中国社区建设的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的，所有的政策、措施源于政府，始于政府”^[34]，政府作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主导力量，指导着社区建设的起始与整个过程。但随着社区内居民需求的增多，利益相关者的增加，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区的功能日益多样化，传统社区管理模式中以政府作为主要管理主体的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要。

早期对于社区建设中治理主体的讨论，主要集中体现为针对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两大主体的讨论，这一对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末在民政部开展“社区建设实验区”活动下，基于各地实践经验，形成了多种社区管理模式，这些模式中涉及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的不同角色定位，也涉及二者的关系。研究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概括社区治理的模式及社区治理主体的行为特征，包括以下三类：上海模式，采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方式，街道办事处是一级管理实体，政府是社区管理的主体，政府是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力量^[35]；沈阳模式，采用“自然划分、社区自治、资源共享”的运作形式，将社区定位在街道办事处与原来居委会中间的层面；江汉模式，采用“政府调控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方式，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不是行政上下级的关系^[36]。在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调适过程中，政府应承担规制者和指导者的角色，居委会则应为供给者和代言人的角色，但是两者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角色迷失的现象，陈天祥、杨婷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进行了分析^[37]。

随着社区建设实践的不断探索，有学者认为创新社区治理机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进而增加了对另外一对社区管理主体的讨论：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委员会。陈家喜以合作治理作为理论视角，认为社区治理结构包括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38]。二者实行专业化管理和业主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关系表现为在法律上的平等关系，在经济上的交换关系，在工作上的合作关系^[39]。在社区内不同性质组织不断增多的情况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理念成为解决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有效途径^[40]。胡小君认为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包括党的基层组织、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社会组织、居民等^[41]。郭丽认为在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中，政府仍是重要主体，其应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在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42]。现阶段，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符合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发展的需要。

（二）关于社区治理内容的研究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城市推进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社区建设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拓展社区服务，发展社区卫生，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加强社区治安，因地制宜地确定城市社区建设发展的内容。可以说，在社区治理的内容中，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龙头，对居民生活需要、扩大社会福利、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较为关注的是研究者们对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

李凤琴对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研究从概念界定、类型、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以及模式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述评，并从供给主体角度肯定了市场的作用，提出采取何种供给模式应以我国社会具体发展程度为基础^[43]。在社区建设的新背景下，社区服务的供给内容和方式也应与时俱进。陈建胜、毛丹认为传统社区服务中的病弱者导向、政府单一扶持导向等，不符合社区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新型社区服务的发展，应以培育公民的“公民心”为导向^[44]。黄锐、文军认为服务型的社区治理理念下应重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以社区服务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45]。还有学者从具体实践中，得出社区服务进一步深化的经验。徐宇珊认为社区服务中心在社区治理中担当着“服务型治理”的角色，进一步优化的路径是“融入—服务—孵化”^[46]。

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研究也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认可的是，新时期下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应打破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供给，避免在政府失灵情况下社区服务体系受到严重影响，要采取多形式的供给模式来满足社区服务多样化的需求。具体而言，目前有“合作治理模式”^[47]“PPP模式”^[48]“互联网+模式”^[49]等。

（三）关于社区治理方式的研究

关于社区治理的方式，夏建中认为主要包括合作、自治、参与等^[50]。事实上，社区治理研究中研究者采用的理论视角不同，对社区治理方式的认知归类也有差异。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研究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研究者们围绕社区治理中国家与社会二者发挥作用的强弱形成了不同的社区治理方式观点。何艳玲认为，在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的作用下，社区治理呈现出一种“柔性化状态”^[51]。朱仁显、邬文英认为以国家和社会在社区治理中的强弱关系，可以把社区治理方式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强政府—弱社会下的全能控制型和政府主导型、强政府—强社会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型、弱政府—强社会的社区自治型。并认为，其中的国家和社会合作共治型符合我国当前发展的需要^[52]。也有研究者持相同观点，张卫、成婧认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中，社区治理应在“强政府—强社会”模式下运转^[53]。

社会资本理论也是社区治理研究中的重要视角。社会资本理论涉及的信任、互惠规范与关系网络的论述，对社区内人们的行为有很强的解释力。王永益认为，社区治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公共精神，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有助于构建社区内信任、互相尊重友爱的关系网络，是构建公共精神的可行路径^[54]。城市社区治理问题十分复杂，导致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因素也是多样的，但有学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未形成良性互动，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未实现，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未得到普遍重视^[55]。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重视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采用科学合理的治理方式，在社区治理中重视社会资本的作用，注重培育公共精神等是我国未来社区建设的新方向，是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积极探索。

三 关于多民族社区建设的研究

多民族社区是本研究进行的具体场域，对多民族社区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可以更好地了解多民族社区的社会背景、政治、文化、发展历程等，进一步就促进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稳定与发展方面提出社区层面上的治理策略。学术界对于多民族社区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多民族社区流动人口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多民族社区的形成与人口流动有密切关系，多民族社区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群体。研究者们围绕流动人口规模、特点、发展现状以及政府如何进行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展开研究。李安辉、王升云归纳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并针对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56]。秦文鹏从社区层面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管理提出相关策略，他认为社区具有软约束力，能用强大的整合力进行社会管理^[57]。吴良平从社会网络结构的视角，提出多民族社区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嵌入是构建嵌入式民族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58]。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改变了现有的民族关系格局。同时，民族关系和谐与否会对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影响，政府应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与管理，促进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维护城市社会的稳定。

（二）多民族社区中的民族关系研究

多民族社区内民族关系主要包括各民族自身发展以及与其他民族的相互适应、交互。当前有关多民族社区内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类。

一类是关于对多民族社区内民族关系的现状、特征等的研究。李然提出在多族群社会背景之下，“和谐与共生”“竞争与冲突”并存是现今湘西土家族和苗族之间的文化互动与族群关系的特点，构建和谐平等民族关系可以借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59]。陈沛照、向琼通过制度、习俗、族际交流等层面的研究，认为随着各民族的广泛交流，“多元一体”的区域性民族关系格局正在形成，民族的地域性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在逐步提升^[60]。还有学者对西北地区的多民族社区进行研究，将协调好民族关系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口。刘庸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打破了传统的社区民族关系，通过对多个社区的居民、工作者进行深入访谈，概括出民族关系演化的特征和类型^[61]。

第二类研究是关于多民族社区内民族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方式研究。杨巍、孟楠提出多民族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重点应当是协调民族关系^[62]。陈纪将社会认同作为和谐民族关系建设的一种研究视角。帮助少数民族成员解决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可以形成积极的情绪和感情，即社会认同，对于多民族社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可以起到促进作用^[63]。

（三）多民族社区中的民族工作研究

目前，我国多民族社区民族工作的研究主要包括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内容、面临的问题、方法探索以及未来建设方向等方面，其中侧重在对民族工作的现实困境及其发展出路的研究。杨建超认为城市社区的民族工作是民族问题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完善与创新现实民族问题的预警与化解机制能够推进民族问题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64]。陈纪认为公共治理是民族工作创新的一种研究视角^[65]。高永久、郝龙引入“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建立新型民族工作的运行机制和具体工作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66]。闫丽娟、王丽霞、何乃柱认为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使城市社会中多民族和多文化的特征愈趋显著。因此，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在特定社区解决问题，已成为社会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素质^[67]。

（四）关于多民族社区文化的研究

因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特征的表现形式之一，所以研究者们对多民族社区文化的研究较为广泛，涉及各方面，主要侧重于概念及其重要性、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文化对于社区建设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等方面。一些学者探讨了多民族社区的文化概念及其类型。岳天明、高永久认为民族社区的文化概念体现在民族心理、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上。民族社区文化冲突，并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有些文化冲突对增强民族社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民族社区意识的形成、民族社区的现代转型和民族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变迁都有促进作用^[68]。高永久、刘庸将目前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文化涵化总结为：全涵化和半涵化；顺涵化和逆涵化；群体涵化和个体涵化；接受、适应与拒绝；等等^[69]。还有一些学者从多民族社区的文化发展重要性方面进行研究。马岳勇、李艳霞提出文化互动能够促使社区内民族关系的和谐有序发展^[70]。李晟赟、薛炳尧认为城市多民族社区与一般的社区相比，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也更加迫切地需要社区文化。但是现实情形是，城市多民族社区中的文化建设先天发展不足，在后天建设过程中又面临着种种困境，这一情况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区内的族际交往和新型城市族际关系的发展^[71]。还有部分学者则从如何发展多民族社区和谐有序的文化的现实路径与实现条件进行了探讨。单菲菲、王学锋认为培育社区认同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摆脱发展“脆弱性”问题的重要途径^[72]。

（五）多民族社区治理研究

社区治理要求建立一种“政府领导、社区主导、多元参与、协商合作”的治理格局。多民族社区治理有着社区治理的共通性原则，又有其自身特殊性治理创新的一面。研究者们主要从治理主体、内容、方式等方面对多民族社区治理进行研究。文化认为多民族社区由于其经济基础薄弱、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等特点，在建设过程中仍处于起步阶段，治理能力不足，文化建设是激发民族社区治理的核心动力^[73]。社会资本对多民族社区内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以及社区治理具有促进作用。周立军认为多民族社区治理过程受社会资本的影响，在西北边疆地区多民族社区治理中需要社会资本的介入，形成治理合力，以调适多民族文化、塑造价值认同^[74]。单菲菲认为城市多民族社区结构复杂并且异质性程度高，要想实现其治理，必须提升社会资本，构建社会资本与社区的良性互动关系，其中关键是促使社区中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的结合并达到均衡^[75]。高鑫认为社区治理就是一个社区之中的各权力主体间进行良性互动的过程。实现由政府主导型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需要以下三方面的努力：转变政府职能，厘清各自定位；建立健全社区治理制度；充分发挥宗教组织的作用^[76]。张志泽、高永久以传统的民族社区为依托，认为传统民族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功能的科学化、规范化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77]。

四 文献评析

从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出，针对“促进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社区治理”“多民族社区”等主题，学术界已经探索出较多的成果。这些探索是本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但是已有文献也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就针对“促进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研究来看，相关探讨多集中在宏观层面，从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等领域与层面展开。这些战略设计如果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必须要有承接的平台、落实的场域，而社区提供了这一可能性。所以本研究将从社区场域出发、从“共同体”培育的角度，探讨促进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稳定与发展的现实操作问题。

第二，就针对“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来看，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界的研究者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出发，对城市社区的管理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对多民族社区却少有论及。城市多民族社区是城市社区的特殊类型，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类型社区在西北民族地区的城市中数量越来越多，发展面临着多重困境，但是其稳定与发展又直接关系着所在城市甚至西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基于这一重要意义，本研究的焦点从“一般”转向“特殊”，着重探讨城市多民族社区的治理问题，以促进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的稳定与发展。

第三，就针对“多民族社区”的相关研究来看，民族学界的大多数研究者把对多民族社区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多民族社区的变迁、功能上，其中在宗教生活以及民族文化的保护等方面，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新形势下，除了上述主题之外，对多民族社区的治理问题进行研究尤为重要。多民族社区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应该在于如何更好地建设社区、发展社区，从社区这个小单元出发，以和谐、发展的多民族社区实现区域的稳定与发展。所以本研究更多引入了社区治理理论、政府绩效治理等相关理论，尤其是公共管理的前沿理论，结合城市多民族社区的特征，力图提炼出符合多民族社区情况的社区治理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