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结论

国企与民企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它们只是社会分工不同，目标都是一致的。在民企做不好、达不到的地方需要国企，在国企做不好、达不到的地方需要民企。民企使得个体的局部利益最大化，国企使得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两种利益都需要捍卫和兼顾，做到相得益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恰好是两者兼顾的结果，因此既有民企的功劳，也有国企的功劳。否则无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为什么不仅远远胜过那些盲目采纳“私有化、自由化”的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也远远胜过那些本来就一直采取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的拉美国家。而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工业化成功，恰好是因为它们自身并非如媒体和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只依靠“看不见的手”，而是也同时依靠了“看得见的手”（乔治·佛梯尔，2017）。缺乏国家力量主导的市场经济，不过是羊肠小道，而不是高速公路。在能够看见“高速公路”的地方，一定要去考察其背后的国家力量。对威尼斯如此，葡萄牙如此，荷兰如此，大英帝国如此，美利坚合众国如此，对日本也是如此。

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继续通过行政管理改革去不断扶持和壮大民企，使得民企尽早、尽快成为全球竞争性产品市场中引领技术创新的龙头和主力军，也需要在发展和壮大民企的同时做大做强那些能够在关键领域捍卫国家根本利益、保障公共安全、实现技术赶超、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国企。对高质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只会随经济的增长和工业化的推进而迅速提高，而不会下降。在这些方面，中国不仅面临巨大的来自实践和现有理论的挑战，也面临为所有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做出榜样的压力。英国工业革命至今已经250年，而目前世界上却只有13%的人口能够生活在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落后国家缺乏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意志去创造出一个统一、安全、有序、有效的能够让规模化大生产方式盈利的现代“市场”。这个市场的骨架和运行规则只可能由国家力量来提供，因为它的三大基石是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和基础设施。这三大基石缺乏的地方不会出现市场活动。而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时空结构和物流的方向、大小与速度。那些把国家与市场对立起来，把国企与民企对立起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恰好是造成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非洲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