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形成与演变

伴随着生态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生态社会主义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与完善的过程。生态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它的形成时期，80年代是它的发展时期，90年代至20世纪末是它的分化时期，21世纪以后是它的国际化时期。

一 生态社会主义的形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形成时期。波兰的哲学人文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沙夫（Adam Schaff）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77]他是“罗马俱乐部”最早的成员之一，1980年担任该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他也是共产党人中第一批参加生态运动的人。而东德共产党人和绿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也译作鲁道夫·巴赫罗）则是最早谋求“绿色”与“红色”，即生态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人。他不但参与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创建，而且倡导社会主义生态运动，要求建立一个由绿党、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一切寻求社会变革的非暴力运动与社会组织组成的广泛的群众性联盟，成为生态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言人”。沙夫和巴罗等人是从共产党转入绿党的，他们因此被看成“红色”（共产主义运动）的“绿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巴罗的《从红到绿》。巴罗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也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它们都将被一种人道主义生态主义取代。他说：“沿着两大集团边境所出现的欧洲的分裂，不再有什么历史意义了。相反，这两种制度——从它们的许多不同方面来说，都是非社会主义的——彼此阻碍着内部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工业基础，而且最终也面临着相同的——例如生态上的挑战，他们都应当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发展。生态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则提供了他们发展的目标。”^[78]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没有从生态运动中分化出来，它着重对科学技术以及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及其破坏性进行揭露和批判，而且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但是，从总体上说，它在理论上的建设不足，还未形成系统性，对生态运动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只是其中力量较为弱小的一个派别，有人形象地说它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二 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是生态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不但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绿党在本国议会和欧洲议会中占有一定的席位；而且，北美、亚洲、大洋洲等地区的许多国家也陆续建立了绿党。1987年8月在瑞典绿党的倡议下召开的国际绿党大会标志着绿党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伴随着生态运动的迅猛发展，生态社会主义也呈现出新的态势，阿格尔明确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一时期，生态社会主义不仅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而且在生态运动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豪沃德·帕森斯（Howard L.Parsons）、F.阿什顿（F.Ashton）、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79]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莱斯、阿格尔和高兹。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著作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1972）和《满足的极限》（1976），阿格尔的《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1975）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高兹的《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1975），帕森斯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1977）、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走向一种生态社会》（1980）、哈维的《资本的极限》（1982）和阿什顿的《绿色之梦：红色的现实》（1985）等。

这一时期，生态社会主义从不同角度探讨生态危机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它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但是由于受生态中心主义的影响，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于科学技术、工业化、人类的自私贪婪、基督教和控制自然的传统观念。例如，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造成了与日俱增的环境问题，阿格尔则指出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变革人们的观念和改变技术。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莱斯提出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在于人们能否改变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观念，阿格尔提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的社会变革方案，认为消灭异化消费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并提出用“异化消费”的理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把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把生态危机的解决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例如，高兹明确指出：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阿格尔也把解决生态问题的斗争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他明确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双重的：它要设计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控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但是，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建构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上，他们仍未摆脱生态中心主义的影响，这表现为他们反对工业增长，反对发展科学技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高兹认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完全取决于运用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技术。阿格尔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依靠“暴力革命”，而只能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他们的生态危机理论去发动人民批判资本主义那种违反自然和人性的集中化和官僚化；然后，在适当时候创造条件，解决所有制问题；最后，把生产过程的分散化、非官僚化、工人管理三者结合起来，建立一种“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的生态社会主义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并且公开地、明确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莱斯强调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继承，着重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现象，指出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预言社会革命的导火线将出现在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阿格尔布克金则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已经失效，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一种生态危机，并试图用他们的“生态危机”理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

大致地说，在这一时期，生态社会主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全面探讨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它还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生态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生态危机理论结合起来，试图寻找一条能吸引人民广泛参与的生态激进主义的革命道路。而且，它在生态运动中已经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呈现“红绿交融”的景象，即生态社会主义和其他生态理论平分秋色。

三 生态社会主义的分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为资本主义国家，使人们对现实（或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希望破灭。尽管资产阶级宣称社会主义“大溃败”，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只有资本主义才是未来的希望，但人们又普遍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感到不满，产生幻灭感。这种“双重幻灭”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更加感兴趣。生态社会主义因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对社会主义的独特见解而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生态运动的迅猛发展和欧洲政治风向的右倾，欧洲的一些社会党、共产党组织开始采取与绿色运动结盟的政策，西方社会主义的日益“绿化”也增加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力量，提高了它在生态运动中的地位。

这一时期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安德烈·高兹、乔治·拉比卡（Georges Labica）、瑞尼尔·格仑德曼（Reiner Grundmamn）、大卫·佩珀、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塔基斯·福托鲍洛斯（Takis Fotopoulos）、萨拉·萨卡（Saral Sarkar）、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乔尔·克沃尔（Joel Kovel，也译作乔尔·科威尔）、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等。主要理论著作有高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91）、格仑德曼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1991）、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福托鲍洛斯的《走向包容性民主》（1997）、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1999）、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克沃尔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2002）、沃尔的《巴比伦及其以后：反全球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激进的绿色运动的经济学》（2005）等。

这一时期生态运动的队伍日益壮大。一方面，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人和其他左派人士相继进入生态学领域，甚至与绿色运动结盟；另一方面，一些绿色运动的理论家开始走近马克思主义，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要求和价值观念，并以此重新解释其生态理论，因而在原来“红色绿化”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绿色红化”的现象。佩珀将绿色运动中的流派分为“绿色绿党”（Green-greens）和“红色绿党”（Red-greens）两大阵营，划分的标准在于他们是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还是主张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生态（中心）主义的属于“绿色绿党”，它主要包括环境保护主义中的传统保守主义、主流绿党和绿色无政府主义。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属于“红色绿党”，它主要包括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把自己称作“红色绿党”。佩珀还论证了环境保护主义、绿色政治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政治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绿色政治，即“绿色绿党”的政治在总体上属于后现代政治，而生态社会主义是与主张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政治相对立的。这样一来，就把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政治区别开来了，从而使生态社会主义摆脱了早期受生态中心主义影响的状态。佩珀还进一步提出，绿色运动要摆脱带有浓厚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影响，必须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并强调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实现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

这一时期的生态社会主义也发生了分化。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视对生态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拉比卡和格仑德曼明确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并强调生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们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更深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尖锐、更系统。他们不但反对将生态危机的原因归于科学技术、工业化和控制自然的传统观念，而且反对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于资本家个人的自私贪婪，或者消费者的异化消费。他们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他们不仅批判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的生态危机，而且谴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甚至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持否定态度。他们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解决生态危机必须与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标志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中心主义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也因此分化为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大阵营。

四 生态社会主义的国际化

21世纪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日益向纵深发展，呈现出国际化的新特点。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的国际化表现为绿党组织的日益国际化。

2001年，全球绿党（Global Greens）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成立。72个国家的绿党代表在堪培拉通过了《全球绿色宪章》。目前全球绿党的成员包括世界上90多个国家的绿党。绿党遍布全球，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成立了绿党。它们与当地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左翼政党以及和平组织结成联盟。四大洲组合成的联盟有非洲绿党联盟、亚洲和大洋洲绿党联盟、美洲绿党联盟、欧洲绿党联盟。

2004年2月1日，北欧左翼政党在冰岛雷克雅维克成立“北欧绿色左派联盟”（Nordic Green Left Alliance，NGLA）。现在其成员有芬兰的“左翼联盟”党、冰岛的“左翼-绿色运动党”、瑞典的“左翼党”、挪威的“社会主义左翼党”、丹麦的“社会主义人民党”，以及法罗群岛的“共和党”和格陵兰岛的“工人党”。

2004年2月20～22日，来自欧洲29个国家的32个绿党组织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集会，签署欧洲绿党（EGP）成立宣言，成立了第一个统一的欧洲政党。欧洲绿党的成立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使原来分散的32个绿党能够以共同的宣言和行动表达它们共同的政治主张，进一步扩大了绿党在欧洲的影响。

2007年10月7日，60名欧美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在巴黎集会，宣布成立生态社会主义国际。此后，生态社会主义国际的影响日益扩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并且在巴西和希腊设立了支部。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的国际化表现为生态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的日益国际化。

2001年，美国绿党与第四国际的著名理论家乔尔·科威尔和迈克尔·洛威（Michael LOwy）起草《生态社会主义宣言》。2009 年1月27日～2月1日，“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的贝伦召开。2月2日，110名代表在贝伦召开了生态社会主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且决定加入世界社会论坛国际合作委员会。在贝伦“世界社会论坛”期间，生态社会主义国际发布了《生态社会主义宣言》，该宣言最初以英文和葡萄牙文发表，并且得到巴西、希腊、土耳其、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数万名支持者的签名。宣言发表后，欧洲绿党及其他左翼组织的期刊和网络纷纷转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是当代绿色运动的产物，也是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它从生态维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全面阐释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宣言继承发展了传统欧洲绿党的政治主张，不仅提出了具有明显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改革方案，而且制定了比较系统的实施策略。这标志着生态社会主义国际已经将绿色政治运动的视野从欧美扩展到全球，《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已成为全球绿党的最新纲领性文件，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无疑有助于消解“地区共同体”这种政治模式在治理生态危机问题上的困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全球主义的生态救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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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7页。

[2]参阅蔡建明、李树平《现代地理科学》，重庆出版社，1992，第56页。

[3]生物圈（Biosphere）是指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的统合整体，是地球的一个外层圈。其范围大约为海平面以上10000米至海平面下11000米处，包括地球上有生命存在和由生命过程变化和转变的空气、陆地、岩石圈和水。绝大多数生物通常生存于地球陆地之上和海洋表面之下各约100 米的范围内，这里是生物圈的核心。如果我们把地球看成一个足球大小，那么生物圈就比一张纸还要薄。

[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26页。

[5]世界地球日活动起源于美国。1969年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提议，在全国各大学校园内举办环保问题讲演会；次年的4月22日被命名为“地球日”。

[6]〔美〕D.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12页。

[7]所谓“第三条道路”最初是“欧洲共产主义”在80年代提出来的。它认为，从19世纪末出现第一批社会民主党，到1941年这些党大多数丧失了革命性，这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第一阶段；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开辟了第二阶段，但1981年波兰事件之后，第二阶段对西欧国家的革命失去了推动的作用，西欧国家又进入了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老路；第三阶段既不能走苏联的老路，也不能走社会民主党的老路，而要开辟新的适合西方社会特点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后来，人们又扩大了它的内涵，把既不走资本主义的路，也不走社会主义的路的努力称为“第三条道路”。

[8]〔美〕弗·卡普拉、〔美〕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63页。

[9]〔美〕弗·卡普拉、〔美〕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58页。

[10]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疏远、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意思。哲学上指从主体本身中裂出自己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变成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并反过来支配主体的现象。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对异化有不同的解释。马克思认为，异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伴随着自发性的社会分工而产生的，是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达到最严重的程度。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以及旧式分工的消灭，异化现象将最终消灭。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普遍的异化现象，例如人的异化、意识形态的异化、科技异化以及消费异化等。

[11]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2000，第338页。

[12]转引自余文烈《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第236～237页。

[13]转引自余文烈《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第238页。

[14]转引自曾枝盛《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3期。

[15]〔美〕罗·麦金托什：《生态学概念和理论的发展》，徐蒿龄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第2页。

[16]〔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0页。

[17]〔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3页。

[18]转引自顾镜清《未来学概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第2页。

[19]〔美〕特里·H.珀林：《当代无政府主义》，商务印书馆，吴继淦译，1984，第5页。

[20]转引自曹宗安《无政府主义纵横谈》，山西人民出版社，198l，第12页。

[21]〔美〕罗伯特·沃尔夫：《为无政府主义申辩》，毛兴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73页。

[22]《甘地自传》，吴耀宗、杜危译，商务印书馆，1858，第10页。

[23]任鸣、宁明：《论甘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40页。

[24]〔印〕甘地：《青年印度》，1920年3月9日。

[25]1906年8月，特兰士瓦州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实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4～37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6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9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8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9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9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9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6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98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5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83～384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38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34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19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83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第3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8页。

[47]〔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155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6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58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31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第33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1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8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48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第104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第35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第102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第103～104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34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4页。

[61]异化劳动又称“劳动异化”，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的概念。马克思用它揭示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及劳动本身的关系。他认为，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和结果中，感到自己被压迫、被剥削，劳动成为一种异己的劳动。异化劳动有四种表现形式：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同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者同自身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2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0页。

[64]〔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145页。

[65]〔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142页。

[66]〔美〕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见《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28页。

[67]〔美〕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见《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29页。

[68]〔美〕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见《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28页。

[69]〔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204～205页。

[70]〔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205页。

[71]〔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214页。

[72]〔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215页。

[7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58页。

[7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59～60页。

[7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60页。

[76]异化消费又称“消费异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进入了富裕社会，但是人被异化的范围更广泛了，已经由生产领域延伸到了消费领域。异化消费是指：消费本来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这一功能却被异化了，消费被赋予了其他社会意义。一方面，它成为人们在劳动中失去自由的一种“补偿”，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痛苦与不幸的手段。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消费进行操纵和控制，使消费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的工具。

[77]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576页。

[78]参见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06页。

[79]美国社会生态学家Bookchin的名字在国内有两种译法，分别为：布克金和布克钦，以前一种较为普遍。本书正文行文统一为布克金，引用文献时按照文献原使用方式。下文不再赘述。——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