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与迅速发展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西方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工业文明不满，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这是生态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西方生态运动的滥觞引发绿色政治的日益高涨，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最后，“苏东剧变”导致西方一些人对传统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西方社会主义者结合当代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试图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寻找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并日益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的前沿。

一 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引发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及其工业文明不满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国家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科学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日益增强了人类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欲望。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煤炭、钢铁、石油、纺织、机器制造、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发展，人类开始大规模地对自然进行开发、利用和改造，由此拉开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序幕。19世纪中叶，各门自然科学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第二次技术革命进一步推动了钢铁、石油、通信、轻工业等行业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进入经济高速增长和空前繁荣的所谓“黄金时代”。

然而，就在人们纵情享受这些物质文明成果的时候，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等问题却突然“从天而降”，给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生存本身带来了极其可怕的威胁与灾难。灾难首先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1930年12月，比利时列日市出现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在短短1周内就使数千人发生呼吸系统疾病，60多人死亡，家畜的死亡率也因此大大提高。1943年5～10月，美国洛杉矶出现光化学烟雾事件，使大多数市民患上了红眼病、头疼病。1948年10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出现了多诺拉烟雾事件，造成6000人患眼痛、喉咙痛、头痛胸闷、呼吸道疾患恶化，65岁以上的老人死亡400多人。1952年10月，英国伦敦出现烟雾事件，5天时间4000多人死亡。1953年，日本九州岛南部熊本县出现了水俣事件，造成近万人患中枢神经疾病，其中甲基汞中毒患者283人，66人因此死亡。1955～1972年3月，日本富山县出现了骨痛病事件，因为饮用了含镉的水和食用了含镉的大米等食物，引起骨痛病，就诊患者258人，207人因此死亡。1961年，日本四日市出现了哮喘病事件，引起居民呼吸道疾病激增，尤其是使哮喘病的发病率大大增高。1968年，日本九州岛爱知县等23个县府出现了米糠油事件，造成13000多人中毒，数十万只鸡死亡。1973年，西方爆发大规模的“石油危机”，原油价格暴涨4倍，经济陷入严重混乱之中，“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化迅速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进到全世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人口迅猛增长，人类消费不断扩大，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环境问题也从区域性环境污染迅速扩展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向人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发表的“1987年世界资源”报告，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2]

1.土地资源逐年衰竭

土壤是地球两大生命支持系统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工业排放物的增加，严重地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目前，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每分钟损失40公顷；每年土地沙漠化600万公顷，每分钟有10公顷土地沙漠化。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土壤退化评价分类标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大约有面积达12亿公顷的有植被覆盖的土地发生了中等程度以上的土壤退化，相当于中国和印度国土面积的总和，其中3亿公顷土地发生了严重退化，其固有的生物功能完全丧失。

2.森林植被遭到毁灭

森林植被是地球生命的另一大支持系统。但人类滥伐森林的行为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制止，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毁灭森林资源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根据世界观察研究部门的研究报告，地球上森林的总面积已从1万年前的62亿公顷减少到现在的28亿公顷。目前世界上平均每年有1800万公顷的森林消失，即每分钟消失森林30公顷。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40%的热带雨林已被毁灭。如果按照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170年以后，全世界的森林将毁灭殆尽。

3.水资源日趋紧张

2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长和工农业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全球淡水用量急剧增加。1900～1975年，世界农业用水量增加了7倍，工业用水量增加了20倍。并且近几十年来，用水量正以每年4%～8%的速度持续增加，淡水供需矛盾日益突出。1977年，联合国警告全世界：“水不久将成为一项严重的社会危机，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是水。”目前，一方面，世界上有60%的地区面临淡水不足的困境，40多个国家的水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每年又有成千上万吨的废油、污水、有毒废物排入江海湖泊。现在全世界每年排放污水约4260亿吨，造成5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受到污染，约占全球径流量的14%。据联合国调查统计，全球河流的稳定流量的40%左右已被污染。这不仅使渔业资源直接受到危害，而且使全世界约有18亿人不得不饮用被污染的水，每年有30%的人因此而患上各种疾病。

4.大气污染日趋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工厂和电厂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达50多亿吨。据科学家预计，在21世纪的前50年内，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将比目前增加一倍。此外，二氧化硫、氧化氮、氯化氟、甲烷等有害气体向大气中的排放也在迅速增加。这些污染物在大气中形成酸雨，导致土壤变酸，森林、农作物死亡，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同时，二氧化碳等气体在大气中含量的增加还会使地球温度上升，造成“温室效应”。根据联合国《1996～1997年度世界资源报告》预测，到2020年，全球能源消耗将增加50%至100%，由此造成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增加45%～90%。据估计，在未来100年中，全球气温可能再升高1～3.5摄氏度。地球变暖将使海平面不断上升，20世纪海平面已上升了25厘米，据联合国政府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预测，到2010年海平面还将上升60厘米。这意味着美国将有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水淹没，那些处于大洋中的由珊瑚礁组成的岛屿将不复存在。全世界将有30%的人深受其害。另外，空气中氯化氟含量的增加使地球大气层上方的臭氧层出现巨大的“空洞”。科学家们发现，南极上空的臭氧自1979年以来一直在加速减少，1989年的臭氧“空洞”竟大如北美，高如珠穆朗玛峰。臭氧的减少会使更多的紫外线照射地球表面，使地球生物遭受其伤害，尤其是使皮肤病和眼疾患者急剧增加。

5.物种数量迅速减少

物种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它的盛衰是衡量生态状况的重要标志，而且它本身也是人类潜在的生存资源。一个物种一旦灭绝对人类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物种的消亡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反过来环境的恶化也加速了物种的灭绝。在过去的2.5亿年中，重要的物种灭绝事件大约每隔2600万年发生1次。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近200年，伴随着人口数量膨胀和经济快速发展，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科学家估计，由于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近代物种的丧失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物种的丧失速度由大致每天1个加快到每小时1个。据世界《红皮书》统计，20世纪有110个种和亚种的哺乳动物和139个种、亚种的鸟类在地球上消失了。目前，世界上已有593种鸟、400多种兽、209种两栖爬行动物以及20000多种高等植物濒于灭绝。此外，新加坡科学家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还发现，主要濒危物种在消亡时还会连带相关的其他物种共同灭绝。据估计，目前濒危物种中的主要物种一旦灭绝，将有6000多种昆虫、螨类、真菌及其他有机生物一起消失。更令人担忧的是，科学家们对这些物种的研究只不过是一些皮毛，地球上估计共生存着1400万个物种，但是实际上只有175万种被记录在案。许多种生物甚至在被人类发现之前就灭绝了。

除了上述种种令人忧虑的事实与可能性，人类还普遍受到噪音污染、电磁波污染、热污染、核污染、生物污染等的威胁。简而言之，几百年前在西方形成并且主导现代社会发展的工业文明，在近一百年来，严重干扰了地球生物圈，^[3]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甚至面临破裂的危险。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人类世界和支持它的地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当21世纪开始时，无论人类数量还是技术都没有力量急剧地改变地球上的各个系统。但在21世纪终结时，不仅大量增加的人口及其活动已具有了这种力量，而且许多非故意的但是重要的变化正发生在大气、土壤、水体和动植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变化的速度正在超越各个科学学科的能力和我们当前进行评价和建议的能力，它正在使那些在一个和以往不同的更为分割的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组织适应和对付这种变化的各种企图陷于破产；它使许多正寻找办法把这些事情纳入政治议程的人深深地忧虑。”^[4]

为了寻求解决生态问题、拯救地球和人类社会的有效途径，一些西方思想左翼学者将生态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文明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是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二 西方生态运动的滥觞引发人们对绿色政治的追求

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环境公害事件的不断出现，一种普遍的“生存危机”感迅速在发达国家蔓延开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农药污染对自然环境中一切生命包括人类在内的严重危害，犹如一声春雷惊醒了世人的环境保护意识。为了谋求良好的环境和健康的生活，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大群众自发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千百万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要求政府加大力度，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进步的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揭露环境污染和公害事件；正义的记者及时报道公害事件和环境运动的消息；许多社会团体把环境保护作为自己的宗旨。

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了2000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这一天被命名为“地球日”。^[5]

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全球性的环境大会——“人类环境大会”，将全球环境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在这次会议上，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的非官方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强调了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的高度重要性，对建立地球新秩序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同年，“罗马俱乐部”在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提出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预测：“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一个时候达到极限——出现不可控制的灾变。”^[6]它强调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导致极限，因此，把环境保护放在比人类权益更优先考虑的位置上的“环境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各种环境保护组织，例如“环境保护—绿色行动”“未来—绿色行动”“环境保护—绿色名单”“地球之友”“世界卫士”“自然之友”“第三条道路行动”等相继成立，并且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1972年，联邦德国成立的“环境保护—全国自发组织联合会”拥有约30万名成员；到1985年，发展到拥有150万名成员。就连环境保护运动起步较晚的日本，到1976年也拥有1000多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这种基于“平民运动”的生态政治运动在西方国家兴起，并且很快遍及欧美各国，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争相追赶这股“绿色浪潮”。

参加生态运动的社会基础极其广泛，既有生态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教师、学生、律师，也有工人、农民和家庭妇女。最初，他们只是自发地开展一些环境保护活动。例如，呼吁保持和扩大森林面积，整治土地，净化空气和水源；要求实现工业无毒化、对废物加以利用，减少垃圾；提倡保护动物、植物，反对利用动物进行科学实验，反对使用动物的皮毛和器官做衣物、药物；反对使用核能，主张利用太阳能、风能和水力资源；反对兴建大型机场、高速公路等。后来，一些国家的环境保护组织开始游说各党议员，并且对议会和政府施加压力，希望影响和改变政府的立法和决策，通过政治力量保护生态环境。

面对各阶层群众日益广泛的绿色抗议，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重视环境问题，相继设立国家级的环境管理机构，制定和实行保护环境和控制污染的法律、法令，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国家政治结构。1967年，瑞典环境保护厅成立；同年，日本公布《防止公害对策法》。1969年，美国成立“环境质量委员会”，并且颁布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1970年，正式成立了专门行使环境保护职能的“国家环保局”。同年，英国、加拿大等主要工业化国家也纷纷成立了国家环境管理机构。在公众的压力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拨出大量资金用于环境保护及其科研工作，并且配合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大力加强环境保护教育和宣传，增强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此外，一些精明的政治家也开始利用“绿色”作为自己的新护身符，甚至在竞选中通过打“生态牌”吸引选民，战胜对手。1976年，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习称吉米·卡特）当选美国第39届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环境保护的承诺。

与此同时，环境保护也进入了国际政治领域。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人与生物圈计划”，系统研究生物圈及其不同区域的结构和功能，预测人类活动引起的生物圈和资源的变化。联合国及其所属环境保护组织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例如，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1973年的《面临灭绝危险的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982年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2年的《气候变化公约》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等。1983年，第38届联合国大会还发起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这个专门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审视国际范围内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并且寻求合理的政治解决方案，以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更有效地解决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国际性污染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协商共同合作。欧洲共同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7年的《欧洲单一文件》明确提出，把环境问题归属欧洲共同体治理。1990年3月，欧洲共同体正式决定成立欧洲环境保护局，并且向非欧共同体成员国的其他欧洲国家呼吁，加强各国间的合作，以便共同解决环境问题。不仅如此，“环境外交”也开始走上国际政治舞台。1989年7月，发达国家在巴黎召开首脑会议，第一次把环境问题列为主要议题，在会议发表的长达21页的宣言中，环境问题占了8页。这次首脑会议因此被西方报刊称作“绿色首脑会议”。总之，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焦点。

在全球环境保护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也完成了从哲学批判到社会学、政治学批判的转向。他们把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和人类解放联系起来，并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通过“过度生产”和诱导人们“过度消费”来维持其存在，这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当代资本主义转移危机的必要手段。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迅速在学生和工人中传播开来，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态运动具有政治意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环境保护运动又与民主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相汇合，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群众性的生态政治运动。这为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绿党的出现是当代绿色政治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一个绿党（新价值党）于1972年成立于新西兰，随后，欧美许多国家都成立了绿党。人们之所以把这些以保护环境为主旨的新兴政党称为“绿党”（Green Party），一方面是因为“绿”字代表生命、自然、和谐、和平，在此意义上，绿党也可以称作“生态党”；另一方面是为了表示“绿党”既不同于传统的“红党”（欧美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左派组织），又不同于“白党”或“黑党”（资产阶级的各种政党）。因为这些新兴的政党宣称自己既不站在“左派”一边，也不站在“右派”一边，而是站在“正前方”，在这个意义上，绿党也可以称作“第三条道路党”。^[7]

绿党的产生起初并没有受到政治家的重视，一些媒体甚至对其政治理念进行歪曲和讽刺。1983年2月8日的《时代》周刊说，绿党是“不成熟和不现实的”，他们是为“浪漫主义的和危险的简单渴望”所驱使。在1987年的联邦德国选举之前，某些老党派的政治家预言，绿党不会赢得5%的选票，绿党作为一个政党，不会持续8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绿党对环境等生存状况的关注，以及将生态、经济和政治危机联系起来的政治理念，使它获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并且很快在政治舞台上彰显了自己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英国、法国、芬兰、希腊、爱尔兰、卢森堡、瑞士等国的绿党相继通过大选在议会中取得了一定的席位，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全欧洲的政治力量。到90年代初，绿党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政治力量。

绿党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心，从政治观念、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创新，建立了一种倡导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新型政党，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绿色政治学。在德国绿党的联盟纲领中，他们明确提出：“我们是按照这样一些标准规定生态政治学的：它认为人以及我们的环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包含在生态系统的生活循环之中；我们与我们的行动发生冲突，反过来，这种冲突又会反作用于我们自身。我们决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生态政治学表示彻底否定剥削阶级，否定对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掠夺，以及破坏性地干预自然界家庭的循环。”^[8]

绿色政治学批判传统政治学片面追求工业生产的增长，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了世界性生态危机的日益恶化。德国绿党在其联盟纲领中深刻地指出：“人类在一个成熟的工业消费社会中，正濒临于精神和理智崩溃的边缘。”因此，必须有一种新的政治学。他们公开宣称：“我们代表一种完整的理论，它与那种片面的、以要求更多生产为牌号的政治学是对立的。我们的政策以未来的长远观点为指导，以4个基本原则为基础：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以及非暴力。”^[9]他们提出的这4个基本原则成为绿色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4根“支柱”。

随着西方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日益发展与壮大，绿党内部的分歧也日益明显。绿党中激进的左派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派别认为，绿党倡导的绿色政治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必须对其生态中心主义理论进行红色批判，以便走向更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生态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且深刻地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由此从生态运动中分化出来，他们被称为“红绿派”（或“西瓜派”，外绿内红）。而生态原教旨主义被称为纯绿派（或“深绿派”“黄瓜派”，从里到外都是绿色），生态自由主义则被称为黑绿派。

三 “苏东剧变”导致西方一些人对传统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

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苏联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体制。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指导思想下形成的，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化，它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各个方面。在政治上，苏联共产党过分集权，实行以党代政，大搞个人集权。在经济上，实行以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发展战略上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在文化上，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片面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和对立性，排斥各种不同的文化，造成思想僵化。在对外关系上，一方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封闭、对峙甚至对抗；另一方面，支持、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走苏联的道路，并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中心，试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以便和资本主义相对抗。

苏联建立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后来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并且被推广到欧亚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它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避免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又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早期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并且坚持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实施单一的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结构政策，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盲目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结果不仅使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在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水污染等区域性环境问题，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更是震惊世界。在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1989～1991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到史无前例的大挫折。

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各国共产党、西方左翼学者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得失、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积极的探索。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苏联的社会现实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进行比较，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及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展模式。认为苏联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独裁主义国家、异化社会^[10]。他们将苏联称为“独裁主义国家”（Authoritarian State）、“国家社会主义社会”（State-Socialism）、“极权主义社会”（Authoritarian Socialism）、“官僚社会主义社会”（Bureaucratic Socialism）、或“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也译作：麦克斯·霍克海默）等人抨击苏联是一个独裁主义国家。霍克海默将法西斯德国、苏联和美国一起称作“独裁主义国家”。他认为，独裁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是抛弃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变成了总体资本家，而剥削仍然在继续。在这种国家，统治者使自己摆脱了对私人资本的依赖，并在政治上建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将极端官僚主义的权威几乎强加到生活的所有领域。一切独裁主义国家都是压抑性的，对权力机构的过度需求和对劳动者创造力的压抑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但人性被彻底肢解，从而丧失了精神上的自由。在霍克海默看来，苏联是比纳粹更彻底的独裁主义国家形式。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批评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苏联不但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摆脱异化的水平，而且和资本主义一样追求工业化和生产率的提高。他强调：“只要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和对产品分配的控制不属于‘直接的生产者’本身，也就是说，只要没有‘来自下面’的控制和主动权（initiative），国有化仅仅是更有效的统治以及工业化的手段，是在大众社会（mass societies）的框架内提高和操纵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在这方面，苏联社会紧随晚期工业文明的普遍趋势之后。”^[11]

马尔库塞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是一种“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其统治是由所谓的“新的合理性”和官僚制度构成的。他指出，苏联社会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作为社会的组织原则的。“新的合理性”要求“对机器标准化的一致和准确的服从，要求调整和反应，而不是自主性和自发性”。这必然压抑个人的创造性，不利于劳动者的解放和潜能的发挥。因此，“将苏维埃国家等同于一个自由和理想的社会是不可接受的”。^[12]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批评苏联是一个压抑的社会。他认为，列宁领导无产阶级发动十月革命的目的是消除国会和苏维埃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并没有直接的社会主义目标，但是它建立了官僚和党的干部的统治。后来，斯大林在此基础上，依靠农业集体化，自上而下官僚主义地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苏联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种缩短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途径，它还远远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解放，而且实际上往往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取得的公民权利倒退到党的专政的合法的恐怖之中。当然，苏联在赶超资本主义世界的口号下，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取得了成功……。^[13]哈贝马斯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主要是现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世界市场，改变了人类交往方式的结果。^[14]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批评苏联模式忽视了思想文化革命和人的解放。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只注重宏观革命，即只注重政治经济问题，重视社会解放；而忽视微观革命，即忽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忽视人的解放。因此，它不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他批评苏联模式把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认为加强国家权力是政治异化的一种极端表现。

梅洛·庞蒂（Maurece Merleau-Ponty）认为，苏联模式过高地估计了经济基础的作用，忽视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观因素的作用，从而打破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的平衡、统一。他批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注重的只是中央的英明，计划的有效性和劳动者的纪律性，而不是国际和国内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革命变成几乎是纯意志的事情了，中央已不再去发掘世界和苏联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不再随着历史的发展阐述历史的方向，不再领导历史的自发进程。

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用对市场的合理计划和经济活动的集体化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消灭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但是忽视了人的需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人们在阶级社会里所遭受的种种形式的心理压迫。他指出，苏联在对经济生活和社会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不但没有消灭人的异化，反而导致了无产阶级民主被官僚政治所取代。

以上这些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导致了一些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产生怀疑，甚至加以否定。早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逃的思想家。莱斯和阿格尔正是在吸收了上述西方学者思想的基础上，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化社会特征进行批判，提出通过建立分散的政治组织、经济体系以及消灭“异化消费”来建立一个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非极权”的绿色社会主义，并且由此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