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本与文化

1.资本的一般概念

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实际上是体现了某种权力关系的生产要素，可以是各种物质资源（资金、厂房、设备、原材料），也可以是精神方面的资源（知识、技能、文化等），这种权力关系确保了人类在满足个人消费之外积累起来的劳动，能够重新投入生产，带来物质财富或其他方面的效用。资本有一种自我复制的倾向，“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获取生产利润的能力，也是以这些形式进行再生产的潜在的能力”^[1]。在早期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资本主要是指经济生活中产生价值的物质形式的生产要素，比如投入生产的厂房、机器、运输设施等，马克思把资本的本质界定为生产关系，也较少考虑文化因素，这一局面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经验的积累逐渐转变。

经济学上的资本概念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作为历史节点。“资本”（capital）最初起源于拉丁文caput，含义是“头”或“首要的”，约在14世纪进入英语，相近的拉丁词capatle既是“财产”又是“家畜”的意思：

“资本”这个词开始同时具有两个含义——表示资产（家畜）的物质存在和它们创造剩余价值的潜能。“资本”一词的两种用法从牲口棚到经济学创立者的书桌只有一步之遥，“资本”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国家中能够引发剩余价值的生产、提高生产力的那部分资产。^[2]

17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考察了与生产有关的各种要素，包括货币、土地、劳动时间等是否能产生财富。资本最初被重商主义学者等同于货币，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等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又把对资本的研究从流通领域扩展到了生产全过程，每一轮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肥料、工资以及作长期投入的耕畜、农具、仓库、房屋等，都被看作资本。此后工业革命兴起，18世纪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较为成熟的资本理论，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亚当·斯密研究了农矿渔业、工业制造业、批发商业和零售业四个类别的生产资本，注意到资本背后的生产关系，“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和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与货物、劳动或其他货物交换的完全制造品的价格，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代价和劳动工资外，还须剩有一部分，给予企业家，作为他把资本投在这企业而得的利润”^[3]。亚当·斯密承认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商品的价值量由包含其中的劳动量来决定，但他的理论又埋藏了“生产要素价值论”的因子，认为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必须一部分支付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用来回报并超出后者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资本，否则他们便不会有雇佣工人进行投资的兴趣。后期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等人进一步强调了资本包含的生产关系，琼斯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也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但他没有停留在把资本定义为获得利润的生产资料，而是做了多方面的界定：①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即所谓增殖性，价值则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②资本本质上“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厂房、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充当了资本家的剥削工具，“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4]，因此资本也是一个历史范畴。③资本是一种循环的运动。《资本论》第二卷“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揭示出，资本不断进行着“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形变，从而生产出并实现剩余价值。

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没有坚持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他们把土地、资本、人力、劳动并列为生产的四大要素。比马克思稍早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 Say）在1803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首次确立资本的合法地位，资本被看成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从而奠定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古典时期终结之后，理论界出现了形形色色更为细化的资本理论，在20世纪形成新古典综合理论、新剑桥派与新奥地利派等学说。^[5]

西方许多进行社会批判的左派知识分子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关注主流经济学家忽视或排除在论域之外的权力、阶级冲突等问题，他们的研究方式比主流经济学家更注重社会整体状况和研究对象的历史变迁，强烈关注正义、公平等问题。

今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的商品生产空前繁荣，资本背后是多元的利益主体，未必能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画等号。1997年，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无论经济学家如何讨论资本衡量问题上的两种价值论，经济生活中实际的分配方式都是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产物，资本收益得到了保证，而经济学中资本概念外延的扩大，正是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认识不断推进的结果。

2.资本的类别

经济学家一般把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三大类，只有少数经济学家会系统考察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现代社会学理论引入文化资本概念之后，常常把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并列。以上两种划分取决于他们各自研究的角度和范围。不同学科背景的当代研究者还提出过“符号资本”“国家资本”“宗教资本”“道德资本”等更为细化的类别，这里仅就几个主要类别做出辨析。

经济资本在社会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指那些可以直接转变为经济利益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是经济资本的一种，但真正得到重视并形成系统理论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之后。此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所谓“福特主义”，即一种以大规模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表现为生产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形式，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被扼制，只掌握相对简单的知识技能，投资则主要用于购买大型专业设备，通过加速资金周转来提高利润率。20世纪60年代，福特主义模式渐渐耗尽其潜能，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微电子技术等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出现，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关系、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劳资关系都发生相应的变化，理论界也越来越重视人的知识、技能所表示的资本。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在《人力资本》（1964）中把人力资本定义为与个体相关的知识、技能甚至身体健康，对人力的投资包括提高劳动者素质所需的教育、培训、保健费用，以及他们没有进行生产、选择学习所耗费的“机会成本”。今天人们使用的人力资本概念与贝克尔的定义基本相同。

社会资本不太容易量化和评估具体效用，其含义却比较容易理解。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某种稳定、持久的社会网络所集体拥有的资本可能会对其成员提供帮助。例如中西方传统社会的家族、宗族就会给其内部成员带来发展所需的资源。而现代社会的这种利益网络，不但部分延续了血缘、亲缘关系缔结的方式，还通过各种规范、信任、权威、行动上达成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来缔结。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社会资本的形成都有赖于一种长期持续的交往活动，不断强化个体对该社会网络的认同感，这种社会交往活动在最初可能并不是有利可图的，如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队友关系等等。相反，很多时候越是从一种非功利条件下产生的社会资本似乎越强大。对这一社会网络整体而言，它实际上在不断地复制出自己的成员，相对固定的体制已经预设了成员间的相互认同。

文化资本理论同样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兴起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向成熟，在90年代产生广泛影响，社会学家比经济学家更喜欢在研究中使用这一概念。文化资本有时候会跟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混淆、混用，因为人力资本也涉及了精神性的人身资本，而社会资本常常与小到家族家庭、大到民族国家的文化背景或文化传统发生联系，例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代表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1995）中就用“社会资本”一词覆盖了文化因素，认为经济发展只取决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但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宗教、习俗和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这里有必要做出一些辨析：与人力资本不同的是，当代文化资本理论讨论的是那些不容易量化评估、难以直接产生经济利益的因素，表现为人们对某种“文化原理”的掌控，具有较为明显的主体性、创造性，而人力资本主要与专业知识、科学技术相关，特别是一种完成由他人（比如雇主、顾客）已设定好的目标的能力；与同样不容易量化的社会资本相比，文化资本更多地涉及人的价值观、审美趣味、心理模式、性情倾向等，而不是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本身。这些差异在下文对西方文化资本理论的梳理中还会涉及。

3.作为资本的文化

文化主要是指人类文明的精神方面，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审美趣味、伦理道德、宗教情感、民族个性等，可以表现为文学、艺术、新闻、知识等多种形式，寓于不同的物质载体中。文化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但各历史时期的含义不尽相同，今天被讨论的“文化”其实是现代社会才建立的观念，这种民族共同体拥有的文化已经不仅仅是古代社会中上层阶级独有的读书识字、鉴赏艺术的精英主义生活方式，也包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意识和信仰。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把文化定义为“器物、商品、技术流程、思想、习惯和价值”^[6]，这一宽泛的定义表明，文化与经典的经济资本概念可能存在着共性。如果撇开有特殊意义的物质生产方式不谈，把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狭义的文化（道德、信仰、价值观、审美趣味、风俗习惯、特殊的精神生活方式等）与马克思对资本的界定相比较，可以发现：文化同样是一种人类积累起来的劳动，可以在消费之外进行再生产，不断地自我复制和衍生。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到希腊、罗马、阿拉伯、墨西哥文化，再到近现代欧美文化，莫不如此，每一种文化也都有其发生、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文化甚至可以独立于物质形态的生活方式而存在，比如古希腊城邦早已毁灭，其文化却通过典籍、建筑、艺术品流传下来。文化可以给它的拥有者带来政治、经济的或文化本身的收益。文化的生产、再生产体现了特定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可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考察。文化也有一种流动性，不断进行着形态转化，有时是人们头脑中的东西，有时凝结到文化产品之中，有时被社会制度予以保护确认。

文化有不少的资本特征，为何马克思没有将其纳入考察的范围？其原因可能在于：首先，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主要进行较为简单的机器大生产，其生产模式与今天新技术革命洗礼之后的生产模式有不小的差别，文化因素尚未凸显，在生产活动中的效用还不足以要求发展出关于它的一套资本理论。其次，马克思的资本理论限定在经济领域，他没有把经济以外的价值和回报看成一种收益。进行文学创作、文化创造的人，最初追求的主要是文化价值，获得的回报常常是专业领域和社会的认可，实现了精神文化价值的社会性生产和再分配，这种收益与经济利益相关联，但又不能与之等同。即使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文化也可以进行自我复制和衍生。

是否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看成一种资本？答案是否定的。并不是每一种文化实践的结果都值得人类去积累、传承、转化，只有“资本化”的，尤其是在国家制度或社会习俗保护下的文化才可以获得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没有掌握特定的文化形式，就不可能获得他人的认可，普通人自娱自乐写出的习作显然不能与专业作家的作品相提并论；如果某种文化形式不是被个人和特定群体所专有的，例如文学家的著作权没有得到保护（即使没有直接经济利益，也要保证作家的署名权不被侵犯），文化也难以变成文化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