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资本的性质和再生产

在回顾了国内外文化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之后，有必要对文化资本的性质及其运行机制做一个概括，为阐释文化资本与文化创意产业关系的命题提供准备。在后文分析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问题的时候，将回到这个最基本的评价框架中来。正如“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经济学家都会从不同角度做出阐释，“文化资本”同样是一个难以做出精确定义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资本并不是广义上的文化，而是具备资本意义、能够给拥有者带来收益的一种人类精神生活的积淀物。这种脑力和体力劳动积累的产物既具备自身的特性，又具有资本的一般性质，可以整合、总结为符号性、价值性、增殖性、流动性四个方面。

①符号性。文化资本体现了特殊的对世界进行符号性把握的能力，比如作家、画家、音乐家、雕塑家创作出优秀的、吸引人的艺术作品。这种符号性把握有着自身的独立性，不见得就从属于实践性把握，比如一名熟练工人可以掌握该行业全部工艺流程所需的技术，然而由于缺乏符号性把握的能力，他无法享受一名工程师的待遇；而一名具有艺术灵感的工业设计师（比如史蒂夫·乔布斯）所拥有的符号性把握的能力以及从中获得的收益，又远远大于普通的工程师。文化资本这种具有符号性特征的资本，并不像经济资本那样充当社会权力的最主要来源，但它又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文化资本的符号性特征不被人们重视，在企业经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容易被观察到，难以量化评估，其功效很容易跟经济资本中的人力资本相混淆，但实际上传统的人力资本概念并不能充分解释经济活动中文化的功效，人力资本往往不能获得类似租金一样的资本收益；而渗透到企业、文化产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文化精神、价值观、信任观等有关文化资本的因素，尽管从总体上一直在影响其发展，也常常被经济资本的功效所掩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资本是一种具有“隐秘性”和“隐喻”意义上的资本。

②价值性。文化资本具备双重价值，首先，它可以体现、储存并提供文化价值，这些价值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作家、艺术家即使不能直接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也会出于精神需求上的考虑去创作，一部分人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把物质回报计算在内，他们获得的是文化本身的回报。其次，它也可以在某种条件下带来经济价值。文化资本可以带来经济学所讨论的服务流（flow of service），这种文化服务可以直接用于消费，或进一步生产商品和服务。同时，文化资本也可以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为创造经济财富做出贡献，比如消费者完全可以因为对商品文化意义的认同（哪怕是咖啡、可乐、汉堡这样普通的食品）而选择这些商品而不是同类产品，或者愿意多付出一部分金钱。

③增殖性。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本质的解释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经济资本在投入商品生产之后可以使资本拥有者获得利润和其他收益，从而使原有的预付资本实现增长，增殖性是资本的基本性质之一。而文化资本投入文化生产之后，同样可以使原有的文化资本总量扩大，比如历史文化遗产在开发为文化旅游项目、供更多人参观之后，其文化影响力也扩大了，即使这种增殖不以赚取更多利润为目的，客观上也扩大了文化资本在符号支配意义上的权力，最终能够带来经济收益。

④流动性。文化资本在共时的意义上可以在多种存在形式之间流动，这些形式共同体现了蕴含其中的人类劳动。文化资本可以是物化形态的绘画、艺术品、雕塑、建筑物、历史遗存等，这一部分文化资本大多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可以衡量其经济价值，它们也会像物质资本那样产生损耗。文化资本也可以是无形的、内化于文化资本拥有者的头脑中，比如群体和个人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无形的文化资本也可以带来经济价值，比如音乐作品既可以获得版权费，也可以产生由于演奏音乐引起的服务流所带来的价值。^[39]此外，还有布尔迪厄所特别指出的“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主要是指教育考试制度、文凭制度确保的学术资格、专业职称等，这一部分文化资本不能简单划入“内化”“物化”资本之列，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介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东西，相对独立于资本拥有者，它所表示的文化价值不等于其拥有者实际的、内化的能力。文化资本可以从人们头脑中精神性的东西，转变为物化的文化产品，再被社会制度所认可保护，通过文凭、职称、专业资格制度转化成经济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生产是一个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过程，这样才能不断生产出剩余价值，而资本积累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和源泉。文化资本作为资本形式的一种，它的积累同样是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之一，那么文化资本积累如何实现呢？

由于文化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形式，文化资本的积累也有多种途径：内化形式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是通过花费时间接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自我修习来实现，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力比多的投入。不仅现代学校教育可以实现这一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传心授也属于文化资本的积累。布尔迪厄认为这些内化形式或者说跟身体相关的文化资本积累是以人的自然生命为条件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是有一定限度的，它无法超越个体及其表现能力，随着它的拥有者（生物的能力、记忆等）的衰落和消亡，它也一道衰落和消亡”^[40]。但如果我们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观察，这种文化资本的积累还是可以长期实现的。另一种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同样是要通过教育培训和自学、自修来积累，人们考取各种证书，确保文化资本的稳定收益。还有一种物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如艺术品、雕塑、绘画、建筑等），除了靠自行创作、生产获得之外，也可以通过购买和接受馈赠等方式来积累。比如欧美的商人、企业家和社会名流常常购买文物、艺术品捐赠给公立博物馆，或自行收藏文物艺术品、建立私人博物馆，这些都属于文化资本的积累。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文化资本的积累跟社会资本一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预设了某种文化活动的持续进行，需要消耗经济资本，还要消耗个人的自由时间，后者正是文化资本积累的机会成本，要尽量精确地测算文化资本，就要把经济资本加上这部分机会成本。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资本再生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奥秘，而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变革、转型，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在人类全部社会实践中的位置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解释，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经济资本生产出剩余价值，延续政治-经济的权力关系。如果用这样的思路来审视文化资本则可以发现：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本质是不断延续、强化文化方面的权力关系，布尔迪厄认为这种符号性的权力关系根源于政治经济的权力关系，是文化生产、文化教育活动把政治经济的权力关系变得貌似自然、貌似超功利了，它们是一种掩饰（dissimulation）和转形（transfiguration）的劳动，“教育行动有助于再生产这一社会构成特有的文化专断系统，即主文化专断的统治，并由此促进把这一文化专断置于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41]。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研究十分广泛，包括分析学校、传媒场、文学场、艺术场、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的文化资本再生产机制，揭示文化资本在权力合法化过程中的特殊功能。

布尔迪厄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路扩展到了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研究中，这是文化资本理论研究的难点之一，而一般的文化产业研究、文化经济学不会去考察这种资本再生产活动背后深层次的权力关系。比如进行自然遗产、历史文化遗产项目的经济收益评估时，一般是建立成本-效果分析体系，对项目的边际收益进行评估，研究者很少会考虑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本是被制度化确认的，其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的大小与不同等级的官方评估有很大关系。近些年，我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热，目前全国约有200个申遗项目，其中100个进入预备申遗清单，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国家一年只准申报一个项目”的规定，地方政府和文化遗产单位仍然趋之若鹜。申遗成功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即使没有最终申报成功，也可以在先期准备过程中得到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扶持，这正体现了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巨大价值和影响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称号，看似取决于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其实也受到了评价制度背后的世界秩序的影响。从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分布（见图1-1）可以看到，拥有53个国家的非洲，其“世界遗产”的密度不及只有5个国家的北美洲，与欧洲、亚洲也不能相提并论；从国家分布来看，名列前茅的遗产大国除墨西哥外几乎都是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成员（巴西、澳大利亚并列第11位）（见表1-1）。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在具体文化生产场域中是十分复杂的过程，这是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需要注意的。

图1-1 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在各大洲的分布

表1-1 世界遗产数量的国家排名（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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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尔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5页。

[2]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31、32页。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43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21页。

[5]参见张凤林《西方资本理论的发展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第61～74页。

[6]参见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7]Pierre Bourdieu，“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Legitimate Language，”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Blackwell，1991，p.43；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22页。

[8]布尔迪厄研究文化资本问题的起点是《大学生及其学习》（1964）、《学校论述：语言误解与教授权力》（1965）等著述，参见德里克·罗宾斯《布迪厄“文化资本”观念的本源、早期发展与现状》，《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原文为Derek Robbins，“The Origins，Early Development and Status of Bourdieu's Concept of ‘Cultural Capital’，”The British of Sociology56（2005）：13-27。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

[10]布尔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9页。

[11]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352页。

[12]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9，第193页。

[13]布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谭立德译，三联书店，2007，第88页。

[14]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19页。

[15]布尔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9页。

[16]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16页。

[17]比尔·马丁、伊万·塞勒尼：《超越文化资本：走向一种符号支配的理论》（1987），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16页。

[18]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65页。

[19]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Pierre Boudieu，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0.

[20]马特·莱特：《文化资本的政治表现》，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46～170页。

[21]Michele Lamont and Annette Lareau，“Cultural Capital：Allusions，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Sociological Theory6（1988）：153-168.

[22]比尔·马丁、伊万·塞勒尼：《超越文化资本：走向一种符号支配的理论》（1987），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29页。

[23]Paul DiMaggio，“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American Sociologiacl Review，47（2），1982.

[24]Fikert Berkes，Carl Folke，“A Systems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Natural，Human-Made and Cultural Capital，” Ecological Economics5（1992）：1-8.

[25]Derek Wynne，The Culture Industry：The Arts in Urdan Regeneration，Ash Gate Publishing Compangy，1992.

[26]Jonathan Friedman，“Being in the World：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Theory Culture Society7（1990）：311-328.

[27]戴维·思罗斯比：《文化资本》，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547页。

[28]戴维·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王志标、张峥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51页。

[29]刘小枫：《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个体学术》，《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635页。

[30]孙远太：《文化资本与家庭地位、教育分层——以上海居民为例》，《教育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31]厉无畏：《文化资本与文化竞争力》，《文汇报》2004年5月24日。

[32]皇甫晓涛：《文化资本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33]高波、张志鹏：《文化资本：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解释》，《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34]欧阳强：《文化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2005年中国第五届经济学年会论文。

[35]王宗起：《论企业文化资本的培育》，《化工技术经济》1998年第2期。

[36]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609页。

[37]许德金、冯捷蕴等：《后奥运时代北京文化资本与城市形象》，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第10页。

[38]戴维·思罗斯比：《文化资本》，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557页。

[39]参见戴维·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王志标、张峥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51页。

[40]布尔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9页。

[41]布尔迪约、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