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以明老子之术
庄子不仅才高八斗，而且学富五车，所以司马迁说“其学无所不窥”。这一评语可以从《天下》获得证实。《天下》被誉为中国第一篇哲学史论文，一般认为是庄子后学所作，但也有一些学者（如王夫之、张默生、徐复观）主张是庄子自作。“学富五车”这一成语即出于《天下》。庄子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这是贬抑惠子，说他虽然藏书五车之多（或著书五车之多），然而理路驳杂、言辞不当。今天我们用“学富五车”形容一个人学识渊博。庄子无疑是个学识渊博的人。先秦时期的学术，最具影响力者，有儒、墨、道三家，对这三家庄子都深有研究。儒、墨两家是批判的对象，道家则是他接受的对象。
说起道家，我们首先想起杨朱。杨朱并非庄子的别称，而是庄子的前辈。在冯友兰出版于1948年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先秦道家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杨朱，第二阶段为老子，第三阶段为庄子，如此，庄子应为先秦道家哲学的集大成者。虽然司马迁并没有提及庄子之学与杨朱之学的关系，但是，有孟子“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论点在先，又有冯友兰道家发展三阶段的观点在后，我们讨论庄子的学术背景，必须先考察杨朱与庄子的关系。
（1）杨朱与庄子
先秦道家当然不止杨朱、老子、庄子三人。庄子之前的道家人物，至少有杨朱、列御寇、魏牟、老聃、关尹等人。大体上属于道家的，还有彭蒙、田骈、慎到等人。但是，道家哲学由杨朱开始，似乎有某种必然性。在“道”字的诸多含义中，首先就是“路”。“道路”，“道”就是“路”。比如老子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意思是说，明明大道宽敞平坦，人们却偏偏喜欢走崎岖偏僻的小路。虽然杨朱尚未真正提出“道”的概念，但他的最有名的逸事便与路有关，颇富道家色彩。《荀子·王霸》载：“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淮南子·说林训》载：“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此即“杨朱泣歧路，墨子悲丝染”的由来。
歧路有什么可哭的呢？就实在言，歧路的形成是由于特定的地势，或是源于通向某地的实用目的，这没什么好哭的。杨朱并不是为实在的道路而哭泣，而是为歧路的哲学意味所触动。“歧路”的确是个富有哲学意味的语词。“为其可以南可以北”，说的是选择。选择是艰难的，因为一旦做出选择，就可能“此夫过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也许一个小小的决定，就从此改变了人的一生。然而人又不得不做出选择，不得不承担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人生就是如此。歧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也就是人生的境况、人生的真相。杨朱泣歧，是一种形而上的哭泣，他大概是被人生的真相给震撼了。
杨朱泣歧体现了他的哲学情怀，也体现了他的生命情怀。人生只有一次，应当郑重其事地对待；生命只有一次，应当倍加珍惜。杨朱是非常关爱生命的。《韩非子·说林下》还记载了杨朱的一个故事。杨朱的弟弟杨布有一天穿白衣出门，路上被雨淋湿了，就脱了白衣换上黑衣，回家时，他的狗竟然不认识主人了，朝他狂吠不已。杨布大怒，想要打它。杨朱说：“别打它。你自己还不是一样？假如一条白狗出门一趟，回来变成黑狗，你难道不奇怪吗？”当然，比起动物的生命，杨朱更关心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杨朱为我”。杨朱希望人人都能重视自己的生命，不要轻易为身外之物而浪费自己的生命，这叫“轻物重生”。把“轻物重生”的观念推至极致，便得出杨朱的著名命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杨朱的思想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有点惊世骇俗。人们通常把杨朱的“为我”理解为极端自私自利的表现。与此相比，人们更倾向于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18]，或儒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而实际上，杨朱的观点正是针对墨家和儒家而发。墨家强调的是无我和牺牲，杨朱强调的是为我和贵己；儒家强调的是义务，杨朱强调的是权利，是最起码的个体生命的生存权。没有自我，何来天下？没有权利，谈何义务？道家出于隐士。隐士悠游山林，独善其身，在儒家看来是置家国于度外，视君臣如无物，可谓极端自私，孟子急于剿灭杨朱之言，是不难理解的。然而从道家的角度看，儒家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非要将仁义之道推广于天下，颇有强制和极权的倾向，反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则容许个人生存的权利和自由。因此，没有这种“为我”的自私，也就没有道家了。自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来，西方伦理学大都已经承认了自私也是人性，“利己主义”（Egoism）乃成为近代伦理学的一大派别。在现代西方的某一派伦理学看来，自私甚至是一种美德。总之，以上所述杨朱的观点，尤其是“轻物重生”的思想、养生的思想、贵己的思想，庄子都以某种方式继承下来，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就此而言，杨朱实为庄子的思想先驱。王博论杨朱与庄子的关系云：
相对于墨子的兼爱，杨朱主张贵己；因此不同于墨子的舍生取义，杨朱主张轻物重生。他最著名的说法当然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个经常被曲解的命题，显然针对着墨家“腓无胈，胫无毛”的说法，用以显示生命的重要。在哲学史上，杨朱第一个站在生命的一面突出了生命和外物的矛盾，这使他成为庄子的先驱。但和庄子不同，杨朱仍然是一个游士，他的贵己和墨子的兼爱一样，仍然是提供给君王的一种治国的方法，但治国的话题却早已退出了庄子的心灵。[19]
这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判断。
不过，庄子与杨朱的差异，还不仅在于有无治国的思想，更重要的差别在于，虽然都轻物重生，都主张全生避害，都要养生，但是对于生命的态度，庄子和杨朱毕竟有所不同。杨朱始于“为我”，也终于“为我”；庄子也始于“为我”，却未必也终于“为我”。杨朱的确自私，庄子未必也自私。冯友兰指出：“早期道家的思想是从自私——即有我——出发，在后来的发展中，‘私’字被倒过来，被否定了。”[20]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王叔岷在《庄学管窥》中也认为，杨朱之学是“为我”，庄子之学是“忘我”，两者不容相混。为什么从“为我”出发会否定“为我”而走向“无我”或“忘我”？那是由于在庄子看来，唯有“忘我”才能真正地实现轻物重生、全生避害的目的。
（2）老子与庄子
较之杨朱，老子与庄子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儒家“孔孟”并称，道家则“老庄”并称；儒家讲“仁义”，道家讲“道德”。汉语中“仁义道德”连用，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但老庄的“道德”并不是伦理意义上或日常语言中的“道德”，而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道德”，就此而言，老庄的“道德”其实是“超道德”“超仁义”的“道德”。司马迁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这是为后世所公认的判断。不过司马迁只说庄子学说归于“老子之言”，并没有具体指明归于“老子之言”的何处。若要狗尾续貂，则毫无疑问，庄子学说的归处，乃是老子的“道德”，或更简洁地说，就是“道”。老子被某些学者恭维为“中国哲学之父”，正是由于他提出了“道”这个哲学概念，建立了道的形而上学。如果说，杨朱为庄子提供了某种思想倾向，那么，老子则为庄子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正是“道”的概念，把“老庄”连在一起：
老庄所建立的最高概念是“道”；他们的目的，是要在精神上与道为一体，亦即是所谓“体道”，因而形成“道的人生观”，抱着道的生活态度，以安顿现实的生活。[21]
司马迁又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其目的是“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这说明庄子的思想渊源远于儒家、近于道家。但司马迁的这种说法容易让人产生这样一个判断：庄子哲学只是老子哲学的注解，有所不同的是，《老子》仅有五千言，《庄子》则用了“十余万言”；《老子》是格言体，庄子是散文体。诚然，老庄的共性，非常之明显。例如，老子崇道德，庄子也崇道德；老子讲自然无为，庄子也讲自然无为。与庄子一样，老子也是站在儒家的对立面说话的，要说“诋訿孔子之徒”，那么《老子》便已开风气之先了：“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三十八章）[22]庄子也说过：“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马蹄》）老庄思想如出一辙。老子在庄子之前，庄子的思想与老子又是如此相似，于是，庄子模仿老子、复述老子、注释老子，便成了顺理成章的想法。事实上，明代释德清（憨山）就说过：“《庄子》一书，乃《老子》之注疏。”[23]今人林语堂认为：“老、庄思想的基础和性质是相同的”，因此，“了解老子的最好的方法，便是配合庄子来研读”，[24]于是，他的《老子的智慧》一书，便顺理成章地“以庄注老”了。此举对庄子不免有些不公平。须知庄子固然皈依了老子，却也对老子学说有着重要的发展和推进，将道家哲学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大体上，老、庄之关系，可比拟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师从于柏拉图，在柏拉图学园学习了20年之久，他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因而并不盲从柏拉图，而是对柏拉图哲学持有批判态度，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一般认为，柏拉图是理想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现实主义者。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有批判、有超越、有发展，庄子对老子哲学亦然。老、庄哲学之异，其实非常之明显，令人无法视而不见，择其要者，有如下三点。
第一，老子哲学偏于宇宙论，庄子哲学偏于人生论。王国维认为，“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固哲学之事业。”[25]准此，宇宙与人生是哲学的两大课题。衡诸老庄，老子哲学偏于探究宇宙之真理，庄子哲学偏于探究人生之真理。随之而来的，是老子之“道”偏于客观，庄子之“道”偏于主观。比较而言，老子之“道”，外在于人，或超越于人；庄子之“道”，内在于人，或不离于人。
老子哲学好似古希腊前期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宇宙生成论（Cosmogony）的分量很重。老子的“道”，主要意义就是宇宙万物变化的法则。“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这都是讲宇宙的生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七十七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这说的都是宇宙万物的运行法则。哲学起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变中求不变，在混乱中求秩序，在多中求一。古希腊自然哲学如此，老子哲学亦然。“道”就是千变万化中的不变的法则。“道”，作为统治宇宙的法则，同时也是支配人类社会的法则；是自然之法则，也是生活之准则。
在庄子那里，“道”的宇宙论和客观法则的意味已经微乎其微。钱穆《庄老通辨》说，孔子与墨子“两人之立论要旨，可谓重人而不重天。庄子晚出，承接此两人之后，其思想范围，乃始转移重点，以宇宙界为主。《庄子》书中论人生，乃全从其宇宙论引演。”[26]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诚然，孔墨两家重人道，而庄子重天道，不过“重天道”可不等于“以宇宙界为主”“从宇宙论引演”。在庄子的《逍遥游》中，我们确实体验到一种宏大的宇宙感，因此我们说庄子的文字有一种宇宙境界、宇宙气象、宇宙视野，但“宇宙境界”“宇宙气象”“宇宙视野”等，都有极强烈的主观意味，都不是宇宙论。
庄子的“道”，更倾向于是部分所赖以存在的整体，或者更准确地说，主要是理解世界的整体视域。“道无所不在。”（《知北游》）“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齐物论》）“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天道》）此类说法强调的都是道的整体性。从部分求整体，这也是哲学起源的动因之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大都如此，黑格尔哲学尤为翘楚，而在中国哲学传统中，这一点比较充分地体现于庄子哲学。
第二，老子哲学偏于政治哲学，庄子哲学偏于艺术哲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古代君王坐北朝南，“南面”即“统治”之意。道家学说是“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是说，它是统治术或政治哲学。但是，班固的这个界定很适合老子，却未必适用于庄子。据司马迁说，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正是“史官”；而“君人南面之术”，也正是老子哲学中的一个突出部分。道家学说在汉初被称为“黄老之学”。一般认为，“黄老之学”就是黄帝、老子之学。但所谓“黄帝”当然只是伪托，黄老之学，主要还是老子学说（兼采法家之言）。李长之说：“我很怀疑黄老之学的黄、老原先并非指黄帝、老子，而是指张良所见的黄石公。黄石公也不一定真有这个人，却可能是张良所假托的。……黄石公是张良自述的一个神话，当然是他编造的。张良是秦、汉间人，造了这个圯上老人黄石公以后，于是到了汉初，便有‘黄老’这个名称了。后来的‘黄老派’也的确是拿兵家的道理而应用在人事上的。”[27]如何“拿兵家的道理而应用在人事上”？李长之举例道：“不但汉高祖时代的张良、陈平、曹参是‘黄老派’，就是汉高祖本人讲斗智不斗力，能以退为进，能欲取先予，也是深得黄老三昧的。”[28]显然，李长之所云“人事”，主要就是政治，纵然是军事也无非是政治的延伸罢了。因此所谓黄老之学，其要义正是“君人南面之术”。何谓“君人南面之术”？就是“有关统治术的行为指南”（葛瑞汉语）。因此接受“黄老之学”的人物，其人生使命，就是辅佐君王；其最高理想，就是做“帝王师”。汉初张良、陈平、曹参等人，乃是这类“道家者流”的代表。总之，班固眼中的“道家者流”，乃是“黄老之学”的实践者，与庄子并无多大关联。
庄子哲学中自然也有政治哲学的维度，《庄子》内七篇中毕竟也有一篇《应帝王》，表达了一种政治理念。但是比较而言，老子的政治哲学是“君王南面之术”，庄子的政治哲学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这个说法，首出于《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后来儒家把“内圣外王之道”的说法拿去，将它解读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严重偏离了庄子的本意。如何偏离了呢？例如，儒家思想的社会基础是传统大家族，家就是一个小天下，天下就是一个大家庭，而庄子是根本不讲“齐家”的，至于“治国平天下”，庄子也并不放在眼里。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更具有个体色彩，更强调自我完成。[29]如果说，老子的“君人南面之术”侧重无为，那么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则追求无用。“无为”还是为了“无不为”，“无用”也仍然有“无用之用”。但追求无用于社会，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使得庄子的哲学视角淡出社会，回归个人；淡出政治，回归生活。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曾比较《老子》与《庄子》：“两书的思想也颇为不同，并不是一开始便被划归一类。《庄子》是一部古代著作集，为了偏爱私人生活而非社会政治的局外人所著。《老子》虽然也吸引了同一读者群，但却呈现为有关统治术的不同的行为指南。”[30]葛瑞汉甚至以“反政治的《庄子》”和“讲政治的《老子》”将两者区别开来[31]，这有些简单化和极端化，尽管如此，葛瑞汉用这种措辞还是可以强化对老庄之异的认识。
庄子淡出政治哲学，趋向艺术哲学。在1966年首次刊行的《中国艺术精神》中，徐复观率先拈出庄子的艺术哲学维度，揭橥庄子之道“实际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32]，开辟了庄子哲学研究的新路径。艺术哲学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学。日本学者冈仓天心强调：“对亚洲的人生样貌来说，道家的主要贡献是在美学领域。”[33]李泽厚也曾说：“庄子的哲学是美学。”[34]严谨地说，美学是现代知识体系或教育制度中的一个学科，1750年始在德国呱呱坠地，获得命名，又经过半个世纪，才有谢林和黑格尔的艺术哲学问世，在庄子那里，自然没有美学和艺术哲学。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庄子哲学中有明显的美学或艺术哲学的维度。
据班固所言，“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是道家思想的基本特征，这其实也是对黄老之学的判断，与庄子哲学关系不是很大。老子哲学，就其作为处世哲学而言，大体上就是柔弱哲学，是所谓“弱者的生存哲学”。老子的思想据说受商容（常枞）的影响：
容有疾。老子曰：“先生无遗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将语子：过故乡而下车，知之乎？”老子曰：“非谓不忘故耶？”容曰：“过乔木而趋，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敬老耶？”容张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齿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刚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尽矣。” （《慎子·外篇》）
《文子·上德》还说：“老子学于常枞，见舌而守柔；仰视屋树，退而目川，观影而知持后。”于是我们可以说，老子思想有两大要点：“见舌而知守柔，观影而知持后。”《老子》一书中，充满了这类言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八十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三十六章）一方面处处强调“守柔”“持后”“退让”“卑弱”，另一方面，又始终不忘实现“无为而无不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简直是“以退为进”“欲擒故纵”之权谋的活生生的系统表述。
这就使老子哲学颇有几分阴谋学的味道，而老子，甚至被视为一个大阴谋家。朱熹的说法最是一针见血：“老子之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设心措意都是如此。闲时他只是如此柔伏，遇着那刚强的人，它便是如此待你。”（《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老子到底是不是一个阴谋家？《老子》是不是一部谋略之书？这也是后世学者喜欢争论的话题。在我们看来，作为一种“君人南面之术”，当然要积极为君王出谋划策，寻求有效的统治手段，因此《老子》讲政治谋略、讲权术，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老子》毕竟还有较为形而上的一面，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以退为进”“欲擒故纵”“柔弱胜刚强”之类说法，主要是用来指点、例示其哲学观点的。汉代陈平的一句话，也可以为老子开脱阴谋家的罪责。《史记·陈丞相世家》载：“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可见，纵然是黄老之学，也并不推崇阴谋。
至于庄子，正如王维诗句所言，“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枝树”，其平生理想，惟愿植几株婆娑之树，“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远离车马，亲近自然，或悠游山林，或垂钓江湖，既不求裂土封侯，更不图做帝王师，要那些劳什子政治谋略何用？
第三，老子哲学富有官方哲学的性质，庄子哲学则是典型的民间哲学。既然是“君人南面之术”，则《老子》一书所预设的读者，主要就是君王，因而天然地具备了官方哲学的基因。汉初，老子哲学得遂所愿，一度荣升为官方哲学。但是，在随后与儒家学说的斗争中，黄老之学一败涂地，并且从此一蹶不振，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劳永逸地占据了官方哲学的位置，长达两千年之久。然而道家败于儒家的历史事实，并不能改变《老子》的官方哲学色彩。与此相对，庄子哲学属于典型的民间哲学。这不仅是由于庄子本人的民间身份，更是由于其哲学本身的民间立场。大体而言，庄子并不对统治者说话，而是对普通人说话。
一般来说，官方哲学作为意识形态，总是僵化的、教条的，民间哲学基于自由思想，往往较有活力。庄子哲学就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民间哲学。它勇于“诋訿孔子之徒”，批判以正统自居的儒家思想；敢于提出种种“荒唐之言”、奇怪之论；乐于发挥想象，驰骋文字，做超越的形上之思，为中国哲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迄今尚未完全丧失其生命力。就庄子哲学作为民间哲学而言，有个有趣的例子，就是庄子发现了“江湖”这一生存空间，创造了“江湖”一词。如《逍遥游》云：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
《大宗师》云：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与“江湖”相近的一个词是“江海”，例如：“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让王》）“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刻意》）庄子发明的“江湖”一词，从此存活于汉语之中，被广为使用，主要有民间、隐居之所、退隐等含义。但在哲学的意义上，庄子用“江湖”概念表达一个独立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天地。官方哲学关注的是“魏阙”，民间哲学关注的是“江海”；官方哲学居于“庙堂”之上，民间哲学处于“江湖”之远。
在《逍遥游》中，庄子推崇“无用之用”，他认为唯其无用于社会（即远离于政治），才能逍遥自在。一些学者认为，庄子的“无用”从老子的“无为”中演变而来，就思想的历史延续而言，或许确实如此，但思想的来源不等于思想的本质。需要指出的是，老子的“无为”主要还是就统治立论的。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老子又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圣人治国，行无为之治，并非不为，而是功成身退，使百姓根本意识不到他的存在。老子的“无为”颇有政治意味，而庄子的“无用”更接近本来的生活、本真的生命。老子智慧，庄子逍遥。智慧首先是庙堂上的智慧，而逍遥只能是江湖中的逍遥。作为官方哲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老子的智慧首先表现为政治智慧。庄子的逍遥则是生命本身的逍遥。在《逍遥游》中，庄子用来象征和体现逍遥的人物，要么是远离世俗的神人，要么是笑傲江湖的隐士。庄子显然认为，在庙堂上没有逍遥可言，真正的逍遥只存在于江湖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