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民族思想论
一 民族思想：从意识蒙胧走向理性自觉
章太炎的民族思想萌芽于少年时代，这主要得益于他的启蒙老师，即他的外祖父朱有虔先生的影响。章太炎出身于书香门第，在他九岁的时候，他的外祖父即“来课读经”，一共在他的家里住了四年。在这四年时间里，章太炎主要跟随他的外祖父学习传统的儒家典籍。这位朱老先生在教授章太炎读经时，不但“授音必审”，非常认真，而且，在授经之暇，“亦以明清遗事及王而农、顾宁人著述大旨相晓”。[1]这种早期教育，对章太炎一生的学术事业影响极为巨大，它不但奠定了章太炎一生的治学道路，也植下了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始基。在章太炎思想成熟以后，他经常不厌其烦地向别人追叙少年时代的这段际遇。据其追叙，在读经之暇，祖孙二人经常讨论明清遗事，下面这段对白可资参证：
朱：“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
章：“前人有谈此语否？”
朱：“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俱亡。”
章：“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
朱：“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2]
朱老先生的这番教导，使少年时代的章太炎“闻之启发”，这使他不但懂得了“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春秋大义”，而且还知道了在汉人心中隐藏着一股强烈的反满思想。章太炎的高足汪东，在章太炎逝世之后，说章太炎“服膺片言，以至没齿”，[3]这反映了章氏早期所受的教育对他一生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关于“夷夏之防”，王船山曾经对之作了这样的阐释，其云：
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则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4]
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人类各个种类的不同气质，由之，人类各个不同种类的文化心态及文化行为皆划然有别，不可杂淆。王船山、顾亭林等晚明诸老在明亡之后，带着沉重的亡国之痛，亟亟乎阐扬“夷夏之防”这一“春秋大义”，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只要文化不坠，则种可保，复国有望。顾亭林在阐释孔子“素夷狄行乎夷狄”宗旨时，这样说道：
处夷狄之邦，而不失吾中国之道，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六经所载帝舜滑夏之咨，殷宗有截之颂，《礼记》明堂之位，《春秋》〔□〕会之书，凡圣人所以为内夏外夷之防也，如此其严也。《文中子》以元经之帝魏，谓“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何其语之偷而悖乎？……夫〔兴〕亡有迭代之时，中华无不复之日，若之何以万古之心胸，而区区于旦暮乎？[5]
当然，从文化角度来阐明“夷夏之防”这一“春秋大义”的精微学说，对于少年时代的章太炎来说，也还是一知半解，当时他的民族思想，主要还是出于一种直率的情感流露。这个道理要等到章太炎成人之后才有了精湛了解，并且将其发扬光大，超越了他的前辈。稍长，章太炎读了蒋良骥的《东华录》、全祖望的《鲒埼亭集》、王船山的《黄书》以及《明季稗史》等著作，那里面所讲的全是排满及保卫汉种的话。由这些著作，章太炎得知戴名世、曾静、查嗣庭等人的案件以及扬州、嘉定及郑成功与台湾之事，“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中第一恨事”，[6]民族思想便愈益发达起来。但当时，他的民族思想仍然还是停留在感情上，还没有什么学理作为支撑。到了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7]这使章太炎的民族思想，由情感走向了理性自觉，并渐臻成熟。
青少年时代的章太炎博览群籍，好学深思，他不但对中国传统经籍有着极深的研究，而且，还非常注意汲取异域知识。甲午以后，章太炎根据他所了解的近代西方人类学及社会学等知识获知，人类是从距今五十万年至二十万年前才在地球上出现的，[8]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之前，地球上经历了生物界迭相演变的过程。“赭石赤铜著乎山，莙藻浮乎江湖，鱼浮乎薮泽，果然貜狙攀援乎大陵之麓，求明昭苏而渐为生人。”[9]人类是从无机物→低等植物→低等动物→高等动物渐渐演化而来的。人类产生之后，亟有杂淆，本无什么差异，但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却渐渐地出现了分化。“燥湿沧热之异而理色变，牝牡接构之异而颅骨变，社会阶级之异而风教变，号令契约之异而语言变。”[10]由于自然环境、婚姻习惯、风教语言的不一，这样才出现了一个个不同的种族。他根据西人巴尔科的分类，认为：“凡地球之上，人种五，其色黄、白、黑、赤、流黄，……其小别六十有三。”[11]这些众多种群散处在世界各地，由于他们“画地州处，风教语言不能相通”，[12]于是走上了各自的独特发展道路。
在人种起源上，章太炎倾向于赞同 “多元论”，其云：
同度同质之地，并时可生同格之物，……断无偏菀于少数之区，偏枯于多数之区，而多数之区，其物乃藉少数之区输入者也。……言洮汰者无可更矣，而必谓人种一原，至推之动植海藻初生，亦惟一本，渐以曼衍，遂至蕃植。夫以地球广袤，太古海水，犹多于陆，何余水皆不能生藻，而独此一勺之水能生藻也？……若谓同处大陆，热度相均，如欧、亚、澳、美，皆有直于温带之地，何故甲方有人，乙、丙、丁方无人，而必待甲方之分布也？是知人种一原之说，未可执泥。[13]
章太炎在人种起源上虽然倾向于“多元论”，但他不像十九世纪欧洲学者那样，以这种学说为其“种族优劣论”张目。他认为：“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14]人类在其种族起源上本无什么优劣之分，只是由于自然环境的隔绝，各个种族演化速度的不一，这样才出现了文明的位差。文明位差的出现，是各个种族文明历史演化的结果，并不是受自于其始祖的生物性遗传。并且，文明位差的出现，在欧、美、亚各洲情形相似，并非是欧洲白种的文明要绝对地高于其他各洲，并不是欧洲的白种是文明的优等民族，而其他各洲则是劣等的野蛮民族，而是在欧、美、亚各洲皆同时出现了文明种族与野蛮种族。章太炎说道：
自大瀛海以内外，为潬洲者五。……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彼其地非无戎狄也，处冰海者，则有哀斯基穆人；烬瑞西、普鲁士而有之者，则尝有北狄；俶扰希腊及于雅典者，则尝有黑拉古利夷族。夫孰谓大地神皋之无戎狄？……戎狄之生，欧美亚一也。[15]
在此，章太炎虽然借用了传统的“中国”、“戎狄”这样的文化概念，来界定文明种族与野蛮种族，但如果我们撇开这些表面符号，来窥其思想的内在精神则可知，章太炎的民族思想，不但不同于十九世纪欧洲学者的“种族优劣论”，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像王船山、顾炎武等人的“华夏中心论”（这两种看法均是以“我族”为中心来俯视其余各族，浸透着严重的“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章太炎虽然对文明种族颇致赞美，对野蛮种族颇致微辞，但在他看来，由于各个种族差别的出现，并非出自其始祖的生物性遗传，而是其所处自然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在其历史演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所以，人类各种族就其种类的存在来说，便无所谓高下优劣之分，应是一律是平等的。并且，与各种族相附丽的文化，其差异的出现，也是由于其所处自然环境不同等因素的作用，在历史演化中自然形成的，所以，各个种族尽管有着文明与野蛮之别，但作为文化的存在，它们也是平等的，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在此，章氏克服了“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与传统的像王船山、顾炎武等人的种族思想已不可同日而语，实现了对他少年时代朦胧种族意识的超越，也标志着他的民族思想由萌芽状态走向了成熟。
二 民族平等思想与反帝意识的交互激荡
章太炎通过理性的探寻，获得了各个民族作为种类及文化的存在均是平等的结论，这样就确立了民族平等思想。从这一思想出发，章太炎便特别强调“秩民兽”、“辨部族”，竭力反对异族的统治。
与“中国”、“戎狄”相对应的文化概念是“民”和“兽”。章太炎称文明的“中国”为“民”，野蛮的“戎狄”为“兽”。“秩民兽”的意思，即是要反对野蛮的“戎狄”对文明的“中国”的统治。就亚洲来说，章太炎认为中国（主要是指汉族）、日本、朝鲜的文明程度较高，属于文明种族。其次，“印度、卫藏与西域三十六国，皆犹有顺理之性”，“与震旦比，犹艾之于蒿，犹橘之于枳”，虽然文明程度稍逊，但也大致可以划归文明种族。“其他大幕之南北蒙古厄鲁特之窟，袤延数万里，犬种曰狄；……东北绝辽水，至乎挹娄，豸种曰貉；瓯越以东，滇、交趾以南，内及荆楚之深山，蛇种曰蛮、闽；河湟之间，驱牛羊而食，湩酪而饮，旃罽而处者，羊种曰羌。……是数族者，在亚细亚洲则谓之戎狄，其化皆晚，其性皆犷，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也。”[16]这五个“戎狄”种族，皆处于中国之内。其中处于南中国的蛮、闽，由于“宅五帝之子姓矣，其民有世系，其风俗同九州”，因此，它同处于北方的狄、貉、羌等种族，便有着根本的区别，可视为同族。而处于北中国的狄、貉、羌等种族，章太炎则视之为异族。在这三个异族之中，羌种“自回鹘之入”，已经变得“陵迟衰微”了，只有狄、貉二种，“尝盗有冀州，或割其半，而卒有居三鬲六釴以临禹之域者”。[17]这些野蛮的异族，虽曾统治过“中国”，但章太炎将其视为一种极不合理的事情。他认为：“异族者，虽传铜瑁至于万亿世，而不得抚有其民。”[18]面对这种不合理的异族统治，章太炎发出了激烈的种族革命呼声：“兴复旧物，虽耕夫红女将与有责焉！异国之不忍，安忍异种？异教之不偶俱，奚偶俱无教之狼鹿？”[19]这种思想落实到现实斗争中去，便自然会得出“排满”（章氏将满族视为出自貉种的异族）、推翻清王朝的结论。晚清之世，章太炎以提倡“排满革命”而获得很高的声誉，但他之提出“排满”主张，由上看来，实是由他民族思想所导致的必然的逻辑结论，并非出自他的大汉族主义心灵的流露，更不是出自他对于满族抱有仇视心理的种族偏见。他之主张“排满”，目的是为了光复旧物，驱逐异族，归复汉族的统治，并不是要“杀尽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所以，他在晚清之世喜用“光复”一词，而不太喜用“革命”一词，其故即在此。等到清王朝被推翻之后，排满大业便告完成，但章太炎民族思想的深远含义，并没有随之消失。在其晚年，他仍然以一名民族主义大师的形象退而讲学，出而与政，继续活跃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其故亦即在此。
对于野蛮的“戎狄”统治文明的“中国”，章太炎采取了坚决拒斥的态度，对于文明的“中国”统治其他文明的“中国”，他也同样采取了坚决拒斥的态度，这即是他“辨部族”思想的主要意旨。或曰：“必绌亚洲之戎狄，而褒进欧美，使欧美之人，入而握吾之玺，则震旦将降心厌志以事之乎？”[20]这种诘问的发出，反映了一部分中国文化分子在中国文化受挫之后民族自信心的失落。他们认为：“均之异族，宁事欧洲，不事清，以其政法犹调整故。”[21]对此谬论，章太炎给予了坚决驳斥，他认为：
是何言也？其贵同，其部族不同。观于《黄书》，知吾民之皆出于轩辕，余以姜姓之氏族，上及烈山，与任宿之风自苍牙，则谓之皆出于葛天可也。海宇苍生，皆葛天之胄；广轮万里，皆葛天之宅。以葛天之宅，而使他人制之，是则祭寝庙者亡其大宗，而以异族为主后也，安论其戎狄与贵种哉？[22]
且所谓攘除异族者，为同种自主也，政法固次之。均之异族，则政法昏民何择？[23]
这无异于是在宣言：“中国者，乃中国人之中国也。”在他看来，无论是野蛮的“戎狄”，还是文明的“中国”，皆无统治他族的资格，各个民族应该自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各个民族自有其合法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他族无丝毫干预的权力，这即是章太炎“秩民兽、辨部族”思想的最精湛的含义。
余秩乎民兽，辨乎部族，……一切以种类为断，是以综核人之形名，则是非昭乎天地。[24]
章太炎提出的“以种类为断”的新思路，不过是在为人类各种族之间的相处确立一个“是非”的标准，从而为人类各民族的生存与相处建立一个合理的、和平的秩序。这一充满平等精神的民族思想，我们还可以通过他的明确的“反帝”思想，得到更加深刻的认识。
章太炎曾将欧美各主要国家视为文明的“中国”，对欧美诸国所取得的文明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欧美各国恃其文明利器以强凌弱，对世界弱小民族大肆侵略，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则遭到了章太炎的激烈批评。章太炎曾经说道：
至于帝国主义，则寝食不忘者，常在劫杀，虽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为义所当然。……综观今世所谓文明之国，其屠杀异洲异色种人，盖有甚于桀、纣，桀、纣惟一人，而今则公吏民以为之，桀、纣无美名，而今则借学术以文之。[25]
欧美各国的“帝国主义”，给世界各弱小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举例来说，始创自由平等之说的法国，却给予其殖民地越南人民以最不自由平等的待遇。章太炎云：“今法人之于越南，生则有税，死则有税，乞食有税，清厕有税，毁谤者杀，越境者杀，集会者杀”，“其酷虐为旷古所未有”。[26]他称之为“食人之国”。[27]面对这些所谓文明民族对世界弱小民族的凌暴，章太炎极为愤慨，由此他提出“排强种”的主张，[28]并对弱小民族的命运寄予了无限深厚的同情。“呜呼！印度、缅甸灭于英，越南灭于法，辨慧善良之种，扫地尽矣！”[29]这种沉痛哀号与其故国命运的关情紧密结合在一起，使章太炎发一大愿心：“吾曹所执，非封于汉族而已，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于他之强民族，而盗窃其政柄，奴虏其人民者，苟有余力，必当一匡而恢复之。”[30]章太炎发出这种宏愿，并非仅停留在口头上，在流亡日本期间，他即利用各种机会，广结亚洲各国革命志士为友。当时流亡在日本的印度国大党成员钵逻罕与保什二人，即在这一期间与章太炎结下了深厚友谊。章太炎曾与钵逻罕、保什二人相约：“他日，吾二族扶将而起，在使百姓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之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31]主张各民族“一切以等夷相视”，这就昭然地揭出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非但如此，章太炎在流亡日本期间，还联络亚洲各国志士，在日本成立了一个反帝组织——“亚洲和亲会”，并亲自手定《亚洲和亲会约章》，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
建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他日攘斥异种，森然自举，东南群辅，势若束芦，集庶姓之宗盟，修阔绝之旧好。……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誓盟。
一、亚洲各国，或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之佣奴，其陵夷悲惨已甚，故本会义务，当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
二、亚洲各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
三、凡会员均须捐弃前嫌，不时通信，互相爱睦，期于感情益厚，相知益深，各尽其心，共襄会务，且各当视为一己义务，以引导能助本会及表同情者使之入会，并以能力所及，建设分会于世界各地。[32]
透过这份《约章》，我们可以看出，章太炎之所以要组织“亚洲和亲会”，其目的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自由”与民族平等。其反帝思想，与其民族独立、民族平等思想，实有着一体相连的关系。
反观当时中国的处境，在章太炎看来，当时中国面临着双重“帝国主义”的压迫，即欧美“帝国主义”与满族“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关于欧美“帝国主义”的压迫，这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无待多论；将满族对中国的统治也视为一种“帝国主义”，则颇滋异议。章太炎将满族视为“异族”，曾导致他与康有为之间一场激烈论战。康有为认为：
满洲、蒙古，皆吾同种，何从别而异之？其辫发衣服之不同，犹泰伯断发纹身耳。且中国经晋时氐、羌、鲜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孙遍布中土，多以千亿。……又大江以南，五溪蛮及骆越闽广，皆中夏之人，与诸蛮相杂，今无可辨。当时中国民数，仅二三千万计，今四万万人中，各种几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为夷裔夏裔乎？[33]
康氏并引《史记·匈奴列传》为据，认为满族“上系淳维，出自禹后”，因此，满族与汉族同出一本，不得视为“异族”。康氏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为其理论支撑，将满族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当作同族来看待，符合历史的实际。但章太炎认为：“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固与匈奴殊类。虽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耶？”[34]满族虽然也“尊事孔子，奉行儒术”，但章太炎认为那只不过是满族统治者“不得已而为之”，是出于“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智”的政治考虑，[35]因此，不能因为它接受了汉族文化就将其视为同族。除了“文化”之外，章太炎还特别强调了“血统”与民族的密切关系。如他曾经说道：“同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同一血统为主体。”[36]在章太炎看来，血统、文化、民族构成了一脉相连的三位一体的关系。以此来衡校满族，章太炎便决然地将其打入“异族”的行列。并且，章太炎还运用其精博的历史知识，考证了汉族与满族的由来，[37]为其“满族异族说”建立坚实的历史基础。由于满族是“异族”，所以，在章太炎看来，满族之入主中国，即意味着中国的“亡国”。“毁我室者，宁待欧美？”“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38]那么，它对汉族的统治与欧美对汉人的统治，在章太炎看来本质上便是相同的，两者都是一种“帝国主义”。因此，要“反帝”，除了要反欧美之外，当然也要“排满”。如果“满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适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39]只要满族让出政权，让汉人独立，回到自己的东北老家，则汉人照样可以同它建立平等的民族关系，就像对待日本与泰国那样。在白人与满人这两大“帝国主义”之间，章太炎认为尤以“排满”为亟要。其云：
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40]
将“排满”放在第一重要位置，主要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这也是他“反帝”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将满族视为“异族”而摈之不遗余力，在理论上同康有为相校，虽然不见得高明多少，也无法驳倒康有为，但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却不可估量。时人在评章氏云：“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正气不灭，发为国光，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祖国有今日，文豪之力也。”[41]并称章氏为“中国玛志尼”。[42]章太炎将满族视为“异族”，亟欲“起征胡之铙吹，扬大汉之天声”，[43]这种主张是否有当，暂且不论，但这一主张的提出，是章太炎“反帝”思想的一个直接结果，彻底贯彻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则是不容置疑的。
关于他的“反帝”思想，我们从他对汉人与苗人关系的论述中，将会得到一个有力注释。
晚清之世，“中国人种西来说”颇为盛行。[44]这一观点认为，夏族（汉族的前身）是从西亚的两河流域或帕米尔高原迁徙来的，宅居在中国国土上的土著民族本为“三苗”（苗族的祖先）。夏族东来之后，在其首领黄帝率领下，与“三苗”（其首领为蚩尤）在阪泉之野经过一场大战，“三苗”战败，被驱到今天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左洞庭、右彭蠡”，繁衍不息而形成今天的苗族。章太炎一段时间内也曾步趋时尚，主张夏族是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迁徙来的，他奉加尔特亚为宗国，认为古巴比伦王萨尔宫即是神农。[45]他曾这样说道：
自黄帝入中国，与土著君长蚩尤，战于阪泉，夷其宗。少昊氏衰，九黎乱德，颛顼定之。当尧时，三苗不庭，遏绝其世，窜之三危，其遗种尚在。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不修德义，外内相间，下挠其民，民无所附，夏禹伐之，三苗以亡。自是俚、繇诸族，分保荆、粤至今。[46]
章太炎的这一观点，与他的“反帝”思想发生了深刻矛盾。因为，如果宅居在中国国土上的土著民族本为“三苗”，夏族东来之后将其驱逐，掩其地而有之，那么，根据他的“反帝”主张，则无疑可以说，夏族是对“三苗”采取了“帝国主义”的政策。从“三苗”的立场来说，则夏族当也在必摈之列，这就为其反对派提供了借口，他们曾这样诘问章太炎道：“东胡之族自宁古塔来，盗我汉族所固有，则汉族欲排之……而苗族曷尝不思排之。汉人排满为正义，彼苗人之排汉者，亦独非正义欤？”[47]这一挑战是有力的。盖章太炎自己也认识到了他的这一主张给自己的学说带来了麻烦，所以，其后他对自己的旧说便作了修正，否认了苗族为中国土著民族的说法。他修正后的观点认为，汉、苗两族同来自西方，并且，汉族是先于苗族来到东土。“假令苗族先来此土，而汉族从后侵略之，苗人视汉人诚在当排之数。……若汉族先来此土更千百年，苗人随而东下以盗我田庐，窃我息壤，汉族复从后攘除之，是则汉族之驱苗族为光复也，非侵略也。”[48]这样，他的学说中所绽开的裂口便被弥平了。其后，章太炎则进一步作了修正，彻底否定了“中国人种西来说”。下面抄摘他的一段演说辞，以资参证。其云：
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又说中国地方，本来都是苗人，后来被汉人驱逐了。以前我也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封禅七十二君，或者不纯是中国地方的土著人，巴比伦人或者也有几个，因为《穆天子传》里面谈的，颇有几分相近，但说中国人个个是从巴比伦来，到底不然。……到底中国人种的来源，远不过印度、新疆，近就是西藏、青海，未必到巴比伦地方。至于现在的苗人，并不是古来的三苗，现在的黎人，并不是古来的九黎。三苗、九黎也不是一类，三苗在南，所以左洞庭、右彭蠡；九黎在北，所以《尚书》、《诗经》都还说有个黎侯，黎侯就在山西。……三苗是缙云氏的子孙（汉朝郑康成说的），也与苗子全不相干。近来的苗人、黎人，汉朝称为西南夷。苗字本来写作髳字，黎字本来写作俚字，所以从汉朝到唐初，只有髳、俚的名，从无苗、黎的名，后来人强去附会《尚书》，就成苗、黎。别国人本来不晓得中国的历史，听中国人随便讲讲，就当认真，中国人自己讲错了，由别国去一翻，倒反信为确据，你说不笑死了么？[49]
在其晚年，章太炎更作有《西南属夷小记》一文，在这篇考证文章里，章太炎对中国人种的起源以及夏族的形成，提出了一个更为新颖的见解，认为：“中国人种本起秦岭以南陇西、蜀、滇之边，比于北者本西羌之种，比于南者本髳濮之种，合种而为夏人。”[50]这一新解的提出，不但可杜其论敌之口，也使他的学说臻于完美。为什么章太炎当时对民族史情有独钟？为何在其一生中，从青年到老年，他一直对中国人种的起源及夏族形成的历史耿耿于怀，花费大量精力进行探索，并不断地修订自己的看法？他的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可撇开不谈，他无非是要证明：汉族本宅斯土，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合法主人，汉族之统治这块土地，是天经地义的，他并没有对他族实行“帝国主义”。通过章太炎对汉、苗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确证，他不但有着深固不摇的“反帝”思想，而且还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平等思想，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三 致力于民族“血统”与“文化”的绵延
章太炎的“民族平等”思想与他之倾向于“人种多元论”是相吻合的。世界各民族作为空间的存在既然是平等的，那么，任何一个民族便无权去统治另外一个民族，否则便是流入于“帝国主义”。前曾说过，章太炎对民族问题的看法，是将民族与血统、文化联结起来考虑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不但是“血统”的差异，更为重要的则是“文化”的差异。在章太炎看来，“血统”与“文化”是一个民族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表征，如果“血统”与“文化”中断了，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灭亡。由于民族是一个与血统、文化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存在，由于民族是平等的，作为文化的存在，各民族也应该是平等的，任何一个民族也无权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另外一个民族，否则便是文化的“帝国主义”。各个民族虽有文、野之别，但作为文化的存在，它们也均是平等的，并无高下轩轾之分。
章太炎曾经说道：
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51]
章太炎的这段话包含着多层而深刻的含义，如果我们不明白他关于种族、民族、国家三者关系的看法，这段话的意思将难以理解，因此，在阐释这段话的含义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章太炎关于种族、民族、国家三者关系的论述。
章太炎对于“民族”的界定，是持着“历史民族”的观点。他认为在民族形成之前，世界各地散处着众多的种群。其云：“太古生民，近者二十万岁，亟有杂淆，则民种羯羠不均。古者民知渔猎，其次牧畜，逐水草而无封畛。重以部族战争，更相俘虏，羼处互效，各失其本。”[52]各个种群最初并无一定居住区域，并且，由于种群之间经常性战争等因素的作用，出现了种群混杂的局面，因此，要确切知道某一种族的原始由来是非常困难的。“故今之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53] “历史民族”形成之后，不但各民族有了固定居住区域，也使自己同别的民族区分开来，民族形态开始走向定型化。这一“历史民族”虽然是由众多的种群混杂而产生的，但在民族形态走向定型化以后，由于它们生活在同一区域之内，生活在同一文化之中，渐渐混同难分，所以，章太炎便将他们视为同一种族。因之，他所谓的“种族”便被淹没在“民族”之中，二者在概念上有着相互替代的等值价值。“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54]伴随着“民族”形成的，是“国家”的出现。综观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我们知道，世界各地国家组成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以单一民族建国，有的则是合多民族建国，在国家形态上存在着“单一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的区别。章太炎从其民族平等思想出发，在国家形态上倾向于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在晚清之世，他在政治上所企慕追求的，便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皇汉民族国家”。他曾经这样说道：“汉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虽曰主义狭隘，然以自私为乐，亦未尝非一义也。”[55]面对着当时中国国内的众多民族若满、蒙、回、藏等，章太炎则主张“任其去来”，听其自立，可以让它们各自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等到它们各自独立以后，中国可以与它们建立一个“神圣同盟”，如果它们不愿意脱离中国，则必须要接受汉族的同化，而后方可与汉族获得同等地位。[56]人们往往称章太炎的这种主张为“大汉族主义”。平心而论，章太炎这一主张的提出，实际上仍贯穿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他将民族自立与民族平等放在重要地位来考虑，因此，称之为“大汉族主义”未必符合于他这一主张的原旨。章太炎曾考察过西方的民族建国历史，认为：“意大利纠合余烬，而建王国；德意志纠合群辟，而为连邦；此同民族之求合也。爱尔兰之于英伦，匈牙利之于奥大利，亟欲脱离，有荷戟入榛之象，此异民族之求分也。”[57]由此，他得出结论道：“民族主义之见于国家者，自十九世纪以来，遗风留响，所被远矣，撮其大旨，数国同民族者则求合，一国异民族者则求分。”[58]根据这一认识，章太炎主张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这样，在他那里，“民族”与“国家”这两个概念，便也获得了可以互换的等值价值。由此，我们可以得一结论：章太炎所说的种族、民族、国家这三个概念，虽然其各自所蕴含的内涵有异，但它们所囊括的范围却是同一的，可以互换使用。他曾经为他所努力追求的未来新国家定一名称，手定“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并作《中华民国解》以阐其意。在这篇洋洋大作里，他曾经这样说道：
华本国名，非汉族之号。……正言种族，宜就夏称。……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徙倚，声教无暨，复受汉族之称。……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义，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59]
种族、民族、国家可以互摄、互换，在这一“中华民国”国号的阐释里，已经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回过头来再来看看前面章太炎所说的那段话的含义，就比较清楚了。它包含着四层含义：第一，一民族主要是由具有同一血统的人组成的；第二，一民族的文化“自同一血统”而起，即一民族只有一种文化存在形态；第三，以同一血统、同一文化为主体而构成的民族共同体，在别的民族的人民进入之后，以“同化”为目的；第四，两个拥有不同血统、文化的种族，不能共存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之中。由此可看出，章太炎是将“血统”与“文化”看成了民族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样的思想，也反映在下面一段话里，其云：“今夫血气之类，唯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示，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60]章太炎的这一民族思想，我们可以图示如下：
既然“血统”与“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那么，要维持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在章太炎看来，当务之急便是维护“血统”与“文化”的绵延。
怎样才能保证做到维护民族“血统”的绵延呢？章太炎认为在于修谱牒、作氏族志。只要谱牒不坠，姓氏可辨，则“血统”永存，民族不亡。“氏族作志，非以品定清浊，乃以区分种类”，[61]他将“氏族志”当作甄别种类血统的重要工具。在章太炎之前，中国史书的修纂甚为发达，但在这些浩繁史籍中，姓氏谱牒及氏族志都非常缺乏。中国第一部记载姓氏的著作是《世本》，但这部著作仅记录了少数“帝系”，很不完整。“自《世本》以后，晋有贾弼《姓氏簿状》，梁有王僧儒《百家谱》，在唐《元和姓纂》，宋而《姓氏书辨证》，皆整具有期验。”[62]顾炎武曾经有感于东胡乱华，发愤欲作《姓氏书》，顾氏草拟的该书条目为：姓本第一，封国第二，氏别第三，秦汉以来姓氏合并第四，代北姓第五，辽金元姓第六，杂改姓第七，无征第八。然终未能就。章太炎对以上诸姓氏谱牒评价很高。向被称为秽史的《魏书》（魏收撰），因其中载有《官氏》，虽然记载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姓氏，也受到了章太炎的高度赞扬。章太炎对传统史籍中姓氏谱牒的缺失深感遗憾，希望“后来作者，有述斯篇，其以补迁、固之阙遗焉。”[63]并主张应该设立专门“谱官”来修纂“氏族志”。关于修姓氏谱牒，当时有一种极端的意见，主张“欲举晋衰以来夷汉之种姓，一切疏通分北之，使无干渎”。[64]章太炎认为：“界域泰严，则视听变异，而战斗之心生”，所以，对此主张，他不表赞同。[65]在他看来，只要民族血统主流不变，即使有其他少数民族血统羼杂进来，也无伤大体。因为在他看来，“婚至七世，故胡之血液，百二十八而遗其一”，[66]时间既久，即完全同化在本民族的血液里，不会改变本民族血统的性质，更不会妨碍本民族血统的延续。因此，他主张：“自有书契，以《世本》、《尧典》为断，庶方驳姓，悉为一宗。……自尔有归化者，因其类例，并包兼容。”他还以继承顾炎武的未竟事业为职志，以《世本》为宗，“旁摭六艺故言，而志姓谱”，共考得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五十二姓。[67]
怎样才能保证做到维护民族“文化”的延续呢？ 章太炎认为在于保国学，存国性，只要国学不坠，国性不失，则文化不灭，民族不亡。“国学”，他有时又表述为“国粹”、“古学”、“历史”。他认为“国学”乃“国性”之所寄，维系着民族与国家的存亡。他曾经说道：“夫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68]又说：“国粹沦亡，国于何有？”[69]为了保“国学”于一线，章太炎一生不但勤奋著述，向国人阐述传统文化的微言大义，并且还授徒讲学，冀延国学之命脉。在流亡日本期间，章太炎曾利用从事革命工作的余暇，开“国学讲习会”于其东京寓所，鲁迅即是在这个时候去听他的讲学，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其晚年，他则更在苏州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培养了一大批成绩赫奕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经指出：“俄罗斯灭波兰而灭其语言，突厥灭罗马而变其风俗。”[70]这些侵略民族在征服别的民族时，之所以兼及其语言、风俗，目的即是要让这些被征服民族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章太炎之致力于保存“国学”，目的也在于借此绍述民族文化的大统。他之授徒讲学，也是以此为宗旨。他的大弟子黄侃，在论及章太炎讲学宗旨时曾经说道：“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71]因此，章太炎认为：
环球诸邦，兴灭无常，其能屹立数千载而永存者，必有特异之学术，足以发扬其种姓。[72]
又云：
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73]
“国学”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存亡，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在清末民初之世亟亟乎保国学于不暇，但他并没有将“国学”仅仅停留在“保存”的水平上，而是要“官其财物”，“使支那闳硕壮美之学”，“恢明而光大之”。他之主张保存“国学”，目的在于从传统文化中开出新的民族文化生命，这与墨守旧章的复古主义者提倡“国学”的用意是迥然有别的。章太炎曾把他所从事的这一伟大事业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其云：
近观罗马陨祀，国人复求上世文学数百年，然后意大利兴。诸夏覆亦三百岁，自顾炎武、王夫之、全祖望、戴望、孙诒让之伦，先后述作，讫于余，然后得返旧物。[74]
又云：
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先导，汉学亦然，其于种类固有益无损已。[75]
“返旧物”，是为了存文化之大统，并为文化新命的再造打下基础，从而获致像意大利那样的“复兴”，这应该是章太炎这一思想的最为深切的意旨。
四 结语
章太炎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多难时代。在这样一个历史年代里，章氏独运匠心，构建了系统的民族学说，其用意是极为深远的。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章氏的民族思想由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构成，而平等思想则是贯串其中的一根底线。在章氏看来，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是平等的，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存在也是平等的。这一精湛的民族思想的提出，为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同时代人相较，章氏的民族思想也更具有前瞻意义。这对于我们当今世界各民族之间如何和睦相处，也有着思想上的参考价值。
（注：本文原刊于台北《近代中国》1998年第126期。）
[1]《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清光绪二年，上海书店，1986。
[2]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1936年第25期，引用时笔者略微作了编辑。
[3]汪东：《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第1页。
[4]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十四，中华书局，1975，第2页。
[5]顾炎武：《素夷狄行乎夷狄》，《日知录》卷之六阙文，其文乃是秦克诚点校之《日知录集释》中的文正义所作《校读后记》所附，见《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第1271—1272页。
[6]请参阅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及《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诸文，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
[7]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8]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9]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
[10]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
[11]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
[12]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
[13]章太炎：《章太炎诗文选注》（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134—135页。
[14]章太炎：《原人》，《訄书》（重订本）。
[15]章太炎：《原人》，《訄书》（重订本）。
[16]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
[17]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
[18]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
[19]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
[20]章太炎：《别录甲》，《訄书》（重订本）。
[21]章太炎：《原人》，《訄书》（重订本）。
[22]章太炎：《原人》，《訄书》（重订本）。
[23]章太炎：《别录甲》，《訄书》（重订本）。
[24]章太炎：《原人》，《訄书》（重订本）。
[25]章太炎：《五无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6]章太炎：《五无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
[27]章太炎：《五无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
[28]章太炎：《复仇是非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
[29]章太炎：《五无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
[30]章太炎：《五无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
[31]章太炎：《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
[3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篇》（上），中华书局，1979，第243页。
[33]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
[34]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35]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36]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
[37]请参阅章太炎《中华民国解》与《清建国别记》（民国十三年刊印本）。
[38]章太炎：《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
[39]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
[40]章太炎：《革命军约法问答》，《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41]《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261页。
[42]按：1903年“苏报案”发生之后，章太炎与邹容被逮入狱，柳亚子在《复报》第三号上发表《冬日有怀太炎威丹》诗二首，其一云：“祖国沉沦三百载，忍看民族日仳离。悲歌咤叱风云起，此是中国玛志尼。”其二云：“泣麟悲凤佯狂客，搏虎屠龙革命军。大好头颅抛不得，神州残局岂忘君。”〔见《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181页〕此即道出了时人对于章太炎民族主义大师地位的首肯与尊崇之情。
[43]章太炎：《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44]按：“中国人种西来说”，首创于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1844—1894）所著的《支那太古文明西源论》一书，在该书中，拉克伯里认为汉族来自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其后，日人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在其合著的《支那文明史》一书中，伸张其说，对于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观点，从晚清至民国，在中国的学术界曾经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时国内有很多著名学者均奉行其说，其代表人物有刘师培、黄节、蒋智由、丁谦、郭沫若等。可参阅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收入《刘申叔遗书》）、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丁谦的《穆天子传地理今释》、《中国人种从来考》（丁氏著作笔者未见，关于丁氏之说，可参阅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第二章“汉族”及柳诒徵先生的《中国文化史》第一编第一章“中国人种之起源”）以及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等书。
[45]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
[46]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
[47]章太炎：《复仇是非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
[48]章太炎：《排满平议》，《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
[49]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50]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太炎文录续编》卷六之下，《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1]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
[52]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
[53]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
[54]章太炎：《哀焚书》，《訄书》（重订本）。
[55]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
[56]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
[57]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
[58]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
[59]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
[60]章太炎：《哀焚书》，《訄书》（重订本）。
[61]章太炎：《尊史》，《訄书》（重订本）。
[62]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
[63]章太炎：《尊史》，《訄书》（重订本）。
[64]章太炎：《辨氏》，《訄书》（初刻本）。
[65]章太炎：《辨氏》，《訄书》（初刻本）。
[66]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
[67]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
[68]章太炎：《救学弊论》，《太炎文录续编》卷一。
[69]章太炎：《华国月刊发刊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
[70]章太炎：《哀焚书》，《訄书》（重订本）。
[71]黄侃：《太炎先生事记》，《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295页。
[72]章太炎：《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321页。
[73]章太炎：《国学讲学会序》，《民报》第7 号。
[74]章太炎：《易论》，《检论》，《章太炎全集》（三）。
[75]章太炎：《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