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在当今的中国古典文学界，陶文鹏先生对“文学本位”的推重，十分引人注目。他认为一个研究者，应当是文学的解人，要在懂得作品艺术三昧的基础上，藏往知来，揭示文学的规律。面对研究者过于“眼光向外”，把文学研究变成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以至于忽视甚至忘记“文学”的倾向，他总是深感焦虑，不断呼吁要回归文学本位。

作为一名有幸亲承教诲的后学，我对陶先生提倡文学本位研究的执着与热情，有着异常强烈的感受。记得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向《文学遗产》投稿，陶先生就热情地鼓励我认真思考文学的奥秘。他说，文学的深邃，值得毕生探索。多年来，不论学界的风气如何变换，陶先生始终对“文学研究”的意义抱有坚定的信念，也不断提点我要始终关注“文学”中的核心问题。每每拜读学习陶先生的论文，吟咏他自己创作的诗篇，都令我沉浸于文学无限丰富的世界，不光思想得到启迪，精神也有淘洗后的纯净与激动。如今，陶先生汇聚其唐宋诗词研究的精华篇章，编定这部《唐宋诗词艺术研究》，命我谈点儿读后感。作为后生晚学，面对先生的信任与期待，深感惶愧，然而拜读之后，又对先生的学术有了新的体会。陶先生对“文学”的爱与信念，不仅投注了他的诗人性情，而且有着深刻的学理思考。如果放眼中国文学研究在20世纪围绕“文学独立”所形成的新传统，就会发现，陶先生的研究在积极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又有其独特的阐发，尤其在借镜美学以探讨文学规律、深入开拓文本文学批评等方面，其恢廓研究视野的探索，很值得深思。书中的许多文字，仿佛带着陶先生的謦欬，让我重温了他二十多年来对我的亲切教诲。我想，自己的认识虽然粗浅，但体会是真切的，故不揣浅陋，做简单的汇报，还请陶先生原谅我的僭越。

《唐宋诗词艺术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上编中的文章，着眼于唐宋诗词的核心艺术现象，下编则围绕作家作品展开讨论。全书论题丰富，观察作品的视野亦极为开阔，对全书内容任何简单的概括，都不免要有所遗漏。在学习中，陶先生几个突出的研究特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文本细读、视野会通与情理圆融。

对唐宋诗词文本的细致体察，是全书运思立论的基础。唐宋诗词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精华中的精华，对研究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陶先生就曾经直面这一问题，提出：“既然唐代诗人们把汉语言文字的具象性、抽象性、抒情性、含蓄性、象征性、朦胧性、音乐性、跳跃性、超越性、诱惑性等奇妙性能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我们就应该呕心沥血地研究诗人们是怎样运用这种奇妙的汉语言文字创造出美的诗意诗境。”（《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研究》中有许多探寻诗心妙境的精彩笔墨，如《论唐宋梦幻词》指出：“在唐宋词那些梦境与现境映衬对照的词篇中，绝大多数写梦境的句子，都被放置在词的过片，特别是节拍，作为‘神光所聚’的‘通体之眼’，或篇末的点睛传神之笔。”这种在词的结穴处写梦的笔法，使梦境更曲折，情意更悠长。类似如此精妙的观察，在书中俯拾皆是。又如对岑参诗歌如何创造奇象奇境的分析，陶先生指出岑诗以“奇字为眼”，尤其注重对动词的选择和提炼，但求奇并不入于僻涩。书中对宋词如何在绘自然之声的笔墨中传达诗人之心声，宋诗如何使“荒寒”之景拥有美的情趣，李贺诗歌在表现色彩中对光的处理，李商隐诗歌如何表现幻象与幻境，梦窗词的气味描写等的分析，都尤为令人神旺。这些都来自陶先生诗词解读的长期积累，绝非朝夕之功。仅举一个很小的例子，陶先生曾为《古典文学知识》开设“名句掇英”栏目，每期一篇，每年六篇，前后坚持二十五年，共发表一百四十篇赏析名句的文章，每一篇皆有不同的视角，被程千帆先生誉为“别具手眼”“极具妙解”。这些妙解，经过涵泳思考，化成细察文本的深厚功力，在这部对唐宋诗词艺术作宏观综合思考的著作中，有了鲜明而集中的呈现。

《研究》的又一特出之处，是视野上的会通。陶先生对古今中外的诗歌皆有关注，在精研古典诗词的同时，对20世纪以来的新诗，无论创作抑或评论，皆颇为擅长，曾主编《中国现代名诗三百首》，很受欢迎。《研究》援引新诗发明唐宋诗艺，别开生面。在会通古今诗艺的同时，陶先生尤其注重将诗歌与音乐、绘画、书法甚至戏剧等艺术门类联系起来观察，对唐诗与唐代人物画、宋代山水诗与山水画、王维诗歌的音响表现艺术、常建诗歌音乐境界、李贺诗歌色彩艺术的讨论，都体现了这样的用心。此外，因篇幅所限未收入本书的《论张旭诗中有书》一文，则体现了对诗歌与书法的会通观察。陶先生对诗理和画理、乐理的把握都颇为深细，相互发明，时多妙解，例如对宋人山水诗中“借窗观景”手法的揭示，对杨万里《舟过谢潭》一诗化用绘画之“皴法”的分析，对韩愈如何善用“画格”避免直写动作情节顶点所产生的艺术效果的讨论，对常建山水诗构思章法与音乐旋律之接近的观察，都借助音声画理，映衬出诗心的精妙。这种借助，显然不是简单的套用。陶先生尤其注重在会通中认识诗的精微与独特，例如他对苏轼诗中自然山水动态美的分析，可以看出诗画艺术差异为诗歌研究带来的独特启发。又如他指出，“细心研读宋代山水诗中数量众多以绘画比拟天然山水风景的作品，不难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艺术特点，就是诗人们都喜爱在作品中追求幽默诙谐、反常合道、富于智慧、耐人寻味的意趣”；宋代山水诗“普遍表现出一种追求水墨韵味的美学倾向；……（而这）又是同创造虚融淡泊、荒远清冷艺术意境的自觉意识紧密相关”。这就透过诗中画意而进入诗境的品味。在绘画与音乐的启发下，《研究》进而捕捉到诗歌中的声与影这些独特的观察视角。对宋词绘影绘声艺术的讨论既别开生面又多有发明。陶先生指出宋词的绘声艺术极为精工，既善于写自然之音声，又善于刻画人之心声，尤其善于借助声影的摹绘来营造一种朦胧或空灵的意境。这种独特的观察，正是会通视野为研究带来的妙境；至于通过戏剧与诗词艺术的会通来观察唐宋词的戏剧性，以灵心慧眼寻绎梦窗词表现气味的艺术，更是提出了新颖的艺术课题。

陶先生注重体悟诗艺，感受诗心，他认为文学研究“要以‘情’为本，‘感’字当头，从审美的感情体验出发，以自己的心灵和古代诗人的心灵对话，进而调动自己的联想和想像，进入诗歌的境界，感受与体会诗的情思与韵味”（《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后记》）。无论是对文本的细腻剖析，还是在会通视野下观察诗艺的精妙，都灌注着他丰富的感性体验。然而，陶先生的研究并非只重感性之一翼，而是情理圆融，对探析作品之思理，概括文学之规律的理性思考，同样十分关注。他分析苏轼山水诗谐趣、奇趣和理趣，观察苏诗情、景、理之内在联系，就深有所见。对于诗歌艺术的特点与规律，他尤其注意作理性的概括与提炼。例如，他指出晋至唐诗人对自然美的表现，是在自然事物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事物的关系两个方面来加以表现，在这种关系的表现上，进而引申出理性的、哲学的思考。这种对诗歌运思之理的反思，并非是简单套用现成理论，以作品为理论的注脚，而是在大量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所作的理性提炼与概括，加之贯穿其间的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在在都呈现出情理圆融的特点。

陶先生以文本细读为研究起点，以会通的视野恢廓研究格局，追求情理圆融，而不陷入单纯的实证与过于抽象游离的理论。这种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道路，出自陶先生长期的思考与探索，也有重要的学术渊源。

陶先生大学时代求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改革开放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他的研究道路可以看到林庚先生和钱锺书先生的显著影响。林庚先生对艺术有精妙的感悟，同时注重探索诗歌艺术之原理，思考文学史演进的独特规律，感性的敏悟与理性的思辨妙合无间。钱锺书先生则以渊博的学识展现了会通研究的开阔境界。陶先生对唐宋诗艺的精微体察，时时使人联想起林庚先生对唐诗艺术目击道存般的敏悟；而他贯通艺事文心的探索，则颇有钱先生博观通鉴的神韵。陶先生对两位先生的取法，无疑相当深入，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开，从这一直接的学术承传进而着眼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又会对陶先生研究之路的独特意义有更为丰富的体会。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是围绕“文学独立”这一核心精神所产生的，虽然近些年来学界对“文学性”这一概念提出诸多质疑，引发诸多讨论，但不容置疑的是，“文学性”是中国文学现代研究传统建构的核心追求。围绕这一追求，现代学者对文学原理、文学史进程、文学与社会文化之关系作出了丰富的探讨。陶先生借镜美学以探索文学规律的努力以及对文本文学批评的开拓，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围绕“文学性”建构新传统的大背景下，有其十分值得关注的意义。

陶先生重视会通的研究，尤其注重文学与美学的会通。借镜美学以思考文学的审美艺术特征，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探索文学自身规律时所走过的一条独特道路。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李长之等人，以康德美学思想为基础，从审美自律的角度界定文学的本质，就是这种努力最突出的表现。陶先生借鉴美学来思考唐宋诗词艺术的问题，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当然，美学在近些年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文学研究也越来越远离与美学会通的格局，呈现出多样化的取向；但是，美学为文学研究带来的许多积极影响，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深入体会，例如对艺术美学经验的广泛关注与触类旁通，对美学经验的理论总结。陶先生沟通诗书画乐的研究探索，就有着永不过时的启迪意义。

陶先生关注文本之文学艺术内涵的探索，他虽然重视对文学的历史文化把握与理论思考，但一切以文本艺术内涵的分析为基础，不让文学研究变成单纯的史实考证和空洞的理论演绎。这种情理圆融的研究格局，反映了他对文本文学批评的深入开拓，在近三十年或简单搬演西方理论或一味沉湎繁琐考据的学风中，已经颇为罕见。文本文学批评并不是对传统诗文评的简单复制，而是综合文本、理论和文学史诸多研究层面而形成的一种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林庚先生是这一传统的突出代表，而这一传统的形成，综合了来自古代诗文评、现代诗学与诗歌创作以及英美人文主义批评传统的多重影响，而陶先生对此的继承与开拓，则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的启发。

陶先生推重文学本位，如果深入其研究阃奥，体会其内在结构，进而沿波讨源，理解其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就会感到，陶先生不仅用艺术敏悟与思考树立了颇具特色的文学研究范式，而且他对“文学”与审美的执着，也为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反省的基点：反省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文学，怎样观察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怎样通过文学研究培养和提高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他的研究，给予我们最大的感染，就是要用全部身心去感受和理解文学，再用被深入理解的文学来滋养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