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五四进步社团的界定

五四时期的社团大多由一些志趣相投、思想接近、关心社会改造的同一地区或同一学校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五四时期的社团，就其组织形态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章程和机构，并定期举办社团活动的社团，如新民学会、互助社、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工读互助团等社团。另一种是以杂志为核心而形成的同人群体，如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等，这类社团没有固定的组织形态、章程及机构，因此，已有研究成果很少将这类社团纳入五四社团范畴。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是目前有关五四社团的最详细资料集，其目录中共列出23个社团名称，其中没有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的名字。曲广华著《中国近代文化与五四社团》一书是系统研究五四社团的著作，书中将五四社团分为无政府主义社团、马克思主义社团等四种类型，但均看不到新青年社等社团的身影。在王世刚等编《中国社团史》、刘华泽主编《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彭明著《五四运动史》、萧超然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等书^[1]论及五四社团的章节，以及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40余篇研究五四社团的文章中，新青年社等社团也未被纳入五四社团范畴。实际上，五四社团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杂志作为主要的活动平台，有的社团（指有组织形式的社团）本身就是杂志社，如新潮社、国民社等，新青年社等社团与这类社团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本书所要讨论的进步社团，仅限于与中共创建有密切关系的十余个。其中既包括有一定组织程序的进步社团，如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利群书社、国民杂志社、工读互助团、改造社、励新学会等，也包括以杂志为中心、由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体形成的进步社团，如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等。这里我们以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为研究对象，对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的社团性质做简略考察。

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杂志之初，便有着十分明确的办刊理念，即办成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同人杂志，后来陈独秀在题为《新出版物》的随感中，对此办刊理念做了十分明确的说明。^[2]正因为如此，《新青年》创刊伊始，便吸引了一批和陈独秀思想相通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们聚集在以陈独秀为主帅的《新青年》旗下，构成了以《新青年》为核心的作者群体，这就形成了新青年社结社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本杂志以及一群思想相通的作者群体。可以说，从《新青年》创刊开始，新青年社便具有了社团的雏形。随着《新青年》编辑部的变迁，新青年社的发展脉络愈发清晰可见。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使用了“本志”“本志同人”等概念，该文指出：“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对于社会上攻击《新青年》的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3]这无疑宣告了新青年社的客观存在。稍后，针对社会上一些人把《新青年》看作北京大学的刊物这一现象，为正人视听，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2号上刊发的《新青年编辑部启事》中郑重声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完全是私人的组织”。这里所说的“私人的组织”，指的就是新青年社。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曾主张从思想文化入手启发人们的思想觉悟，以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新青年》创刊号中，针对有人希望《青年杂志》对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君宪制一事撰文进行批驳，陈独秀在答复中明确表明杂志的主旨，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而不是“批评时政”。^[4]这也成为新青年社形成之初成员之间的一个共识。^[5]但这一共识并没有维持多久，1918年7月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上，陈独秀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公开亮出了“谈政治”的主张。^[6]为了满足陈独秀等人“谈政治”的需要，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周刊，逢周日出版。《每周评论》的编辑和主要撰稿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胡适、张申府、李辛白、程演生、张尉慈、王光祈等，大都是《新青年》同人。《每周评论》创刊以后，发表了大量批评现实政治及宣传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这就形成了一个更激进的《每周评论》社群体。非但如此，陈独秀等在谈政治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由此引发了新青年社内部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两派的分争与对立^[7]，甚至已危害到新青年社的团结。^[8]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直接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之中，陈独秀还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其间，新青年社内发生了胡适、李大钊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新青年社内的裂痕愈来愈大。陈独秀出狱后，思想更加激进，为了公开亮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亦是为了宣示团体内部的团结并统一成员的思想，1919年12月初，陈独秀以新青年社的名义发表《〈新青年〉宣言》，郑重宣告：“将全体社员的共同意见，明白宣布。”^[9]随后不久陈独秀南下上海，并将《新青年》编辑部移至上海。陈独秀吸收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成上海同人群体，并公开亮出共产主义旗帜，此时的新青年社实际已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前身，《新青年》亦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南北同人之间就《新青年》的编辑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的表面原因是《新青年》编辑的问题，实际上则是南北同人之间不同思想的交锋。新青年社的结合不是有组织、有章程的结合，而是一种思想、志趣的契合，和则聚，不和则散，^[10]这意味着《新青年》北京同人群体的分裂不可避免。后来鲁迅在谈到《新青年》同人群体解散时，称：“《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11]其中充满了鲁迅对新青年同人的眷恋及对于新青年团体散掉的无奈。

总之，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以陈独秀为主帅，前期以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为核心，后期以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人为核心的《新青年》群体——我们称之为新青年社。

与新青年社类似，以《星期评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以李汉俊、戴季陶为核心的《星期评论》群体——我们称之为星期评论社。星期评论社共有人员十余人。1920年4月4日俞秀松在给骆致襄的信中写道：“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12]俞秀松这里所说的“同志”，当指星期评论社成员。星期评论社的成员大体有：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沈仲九、邵力子、陈望道、刘大白、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丁宝林（女）等。^[13]

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的进步社团属性，在早期党史著作中亦得到了普遍肯定。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不仅明确谈到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的概念，而且认为当时主要是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这两个组织，影响到全国各地的进步团体，促进了早期先进分子的形成。^[14]在1928年瞿秋白的《中国党史纲要大纲》、1930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中，不仅有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的说法，而且将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与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称为“共产党的细胞”，^[15]是与党的产生最有关系的进步社团，“这中间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