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

社会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可以从三个维度去分析：一是自身职业与社会地位的认识，二是有关自身劳动力价值的认识，三是维权行动。通过多年的外出流动，以及群体内部的话语积累，农民工都意识到自己外出打工挣钱，受雇于人，靠出卖劳动力谋生，是雇工，且是“外来工”，是城市社会中“真正的无产者”。回顾近年来在多家企业的工作经历，他们发现企业在用人方面不再苛刻，管理也在向人性化方向迈进，而这一切都是他们“用脚投票”争取的结果。他们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在于替资本创造价值，而且在于实现自身价值。在“工荒”前，农民工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会说话的机器”，在资方面前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而现在有。这种讨价还价的能力，使农民工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它也是企业值得珍惜的资源之一。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不再愿意做沉默的大多数，开始尝试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当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主要是通过结社罢工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农民工群体通过什么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呢？目前看来，农民工寻求提高工资，更多通过自发的流动实现，“用脚投票”是其主要方式。不过这种抗争方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待遇，只能是局部的改善。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农民工的年均工资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但超时加班问题仍没有解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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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0。

[2] E.O. Wright，“Working Class Power，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and Class Compromise，” American Journal Sociology 4（2000）：957～1002.

[3] 甘满堂：《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三元结构》，《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 陆学艺等：《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6]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7] 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页。

[8] 刘林平：《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9] 江立华：《中国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0] 邓飞：《揭秘富士康自杀潮内幕：13个人的残酷青春》，《凤凰周刊》2010年6月13日。

[11] 王永强等：《富士康员工死伤惨剧频发调查：13休1工作制》，《中国经营报》2010年4月4日。

[12]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31～35页。

[13] 蔡禾、李超海：《农民工工资增长背后的不平等现象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