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关于伊斯兰历史，关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过去与现在，一个反复于学术讨论和大众话语中出现的话题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下，穆斯林是否对他们的邻居显露出某种程度的“宽容”或“不宽容”。在南亚，尤其是在印度，过去一个世纪内，大量的派系能量被调动起来，用以证明伊斯兰在本质上就是极不宽容的，不同穆斯林王朝统治南亚的历史，铭刻着无休止的强迫、杀戮、捣毁圣像和冲突。这样的观点当然携带着当代政治中的重大指控，因此对于历史以及历史全景剧所做的精细学术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学术著作，试图证明无论是在地中海世界还是亚洲，伊斯兰都是高度宽容与随和的。即便是像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这样相对持怀疑和保守态度的伊斯兰历史学家，也以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而为人所知：“在伊斯兰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可与大屠杀、驱逐、宗教审判、宗教迫害相提并论的事情，而这些是基督徒们习惯性地加诸异教徒身上，甚至更多时候，加诸基督徒之间的。”他还说，不像基督教世界，“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宗教迫害是例外”^[2]。

约汉南·弗里德曼（Yohanan Friedman）最近在总结有关宗教强迫（ikrah）和宽容问题的大量材料后认为，如果在某些地方——如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阿拉伯半岛——出于对“绝对领导权”的渴望，穆斯林统治者身上的确存在“对偶像崇拜的不妥协态度”，那么在其他地区，当“少数穆斯林统治着宗教上异质程度较高的人口”时，情况就更接近于他所谓“较为宽大的方式”^[3]。如果人口构成真的是症结的关键部分，我们当然可以期待，在南亚这样的地区，公元1000～1800年，穆斯林始终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少数群体，相较北印和西印，南亚应当要宽容互让得多^[4]。自然，这也不可能完全排除莫卧儿印度发生教派冲突的可能，但某种程度上，它也限制了此类冲突的性质及程度^[5]。

然而，当不同群体长期共存时，我们同样也可以预计，会发生一些重大的变迁，而非仅仅坚守最初的态度。如果我们试图更动态地来理解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往来交道，“涵化”这个概念就会马上变成我们的希望所在。“涵化”最初出现于1880年代，自1930年代始，罗伯特·拉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和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开始对其高度关注，赫斯科维茨还就该话题出版了一部研究专著（再版于1958年）^[6]。但之后，这个概念又无人问津，直到1970年代中期，法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内森·瓦赫特尔（Nathan Wachtel，西班牙与安第斯山脉印加王国互动关系研究专家）再度开始使用这一概念。拉德菲尔德和其他人将“涵化”定义为：“拥有不同文化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在持续的彼此直接接触中，使得双方群体的原有文化模式都发生了相应变化的现象。”瓦赫特尔则更为谨慎，他指出，涵化也有可能是征服与帝国统治的结果（正如安第斯地区的情况），与此同时，处在“持续的直接接触”当中的不同群体也有可能最终不出现任何显著变化；这就是他视作文化脱节的现象，与他称作融合、吸收、综摄的情况正相反^[7]。就本文目的而言，重要的是，宽容可能伴随着脱节而存在，而作为过程的涵化则是另一套问题。

最近数十年，我们见证了学界时尚已经从涵化这一词语转移到别处，我们被反复告知，应该使用“融混”（mestizaje或métissage）和“混杂性”（hybridity）这样的概念。在双方交锋的战场上，为“涵化”用法而战的是法国历史学家塞尔日·格鲁津斯基（Serge Gruzinski，一位研究殖民地时代墨西哥的专家，最近的研究则集中于哈布斯堡王朝），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在学院大获全胜的霍米·巴巴，他的经验研究案例几乎完全来自大英帝国的历史^[8]。然而，今天的主流用法显然要求说，“混杂性”只能用来指涉“在因殖民而造成的交往空间中所创造出来的新的跨文化形式”^[9]，这就将其他不是由殖民造成的接触和互动形式连同其后果排除在外了。在莫卧儿及其南亚子民的互动中，没有哪个实质方面是可以用混杂性这一词来加以处理的；并且看起来，这个词还将大部分早期现代的历史也排除在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