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雪堂普仁禅师

根据普秀等人的序文,可知元刊本《临济录》是由雪堂普仁发起刻印。此人不见于禅宗史书,有的学者把他混同于杭州净慈寺的雪堂普仁(字德隐,1312~1375)[14]。其实净慈寺的雪堂普仁是元末明初时人,属径山师范法系,平生主要在浙江[15],当元刊本刊刻之时,他还没有出生。元刊本发起人雪堂普仁是元初时期北方临济宗僧,受到皇室尊崇,曾任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关于他的事迹,散见于元代的其他史料。

首先是两篇元代碑文,一是王恽(1227~1304)的《大元国大都创建天庆寺碑铭并序》[16],二是野斋(李谦,1234~1312)的《重阳洞林寺藏经记》[17]。由此二文可知,普仁,号雪堂,俗姓张,许昌(今属河南)人。从寿峰湛落发,从竹林云受戒,得法于永泰赟(即西庵赟)。早年在山西,以经戒严、机锋峻而“名动京师”。又应驸马高唐郡王之请[18],住丰州(今呼和浩特)法藏院。至元九年(1272)到大都,住辽代废寺永泰寺弥陀院。后由忽必烈的长孙、晋王甘麻剌和高唐郡王发起,为普仁在永泰寺旧址修建天庆寺[19]。应京师及北方各地临济宗之请,兼任大都开泰寺、真定临济寺等十处寺院的住持。二十四年(1287)“过镇阳,树碑表行”。二十六年(1289),奉皇孙铁穆耳(后为元成宗)之命,“礼江浙名刹,起造藏经”。当时刻印4部藏经,又购买20部藏经,运回北方,分送各寺院。三十年(1293)被任命为“江淮福建隆兴等处释教总统”。普仁还“喜儒学,有器识,所交皆藩维大臣,文武豪士”,在他的住所雪堂与鹿庵(商挺)、左山(王磐)等19位文人士大夫诗文唱和,被时人比作东晋高僧慧远的“庐阜莲社”[20]。2014年,在内蒙古包头发现一件青铜铺,根据上面的铭文,可知是雪堂普仁于大德九年(1305)献给丰州孔庙的祭器[21]。由于普仁住过丰州,所以后来和当地还有关系,而且他和海云印简一样,对于儒教也有护持。关于普仁的生卒年,史料没有记载,但据元贞元年(1295)至延祐五年(1318)的《荥阳洞林寺圣旨碑》[22],可知他于元仁宗延祐年间尚健在,而且还被授予“司空”的头衔。

其次是元代惟大、邓文原(1258~1328)、贾汝舟等人为雪堂普仁重刊《禅源诸诠集都序》而作的三篇序文[23]。据此三序可知,普仁除了重刊《临济录》以外,还曾重刻宗密的《都序》。当初,普仁的老师西庵赟曾嘱托普仁刊刻《都序》,后来普仁在云中(今山西大同)和大都得到古本,经过校勘而重新刊行。宗密作《都序》,是为了统合禅教,普仁也对当时佛教中人各执一偏的现状感到不满,如果说他的重刊《临济录》带有统合临济宗的意图的话,那么重刊《都序》则是进而要将佛教各宗统合起来。在佛教经典、特别是禅籍出版方面,雪堂普仁还出版过郑州宝禅师的《颂古》和《林溪语录》[24],又据柳田圣山的研究,他还曾重刊《香严语录》《沩山警策》《般若心经》等[25],可见他对禅籍出版事业的热衷。

总之,普仁是当时北方临济宗中实际上的中心人物,学识广博,兼通儒释,与皇室贵族、文人士大夫交往密切,他的住处雪堂常有一批文人士大夫“雅集”聚会,成为元代重要的诗坛。他特别重视佛教经典的流传,重刻《临济录》和《都序》,特别是《临济录》的重刊,使这部祖师圣典免于绝续,此举在《临济录》的流传史上意义重大。

关于雪堂本的刊行年代,史料没有记载,椎名宏雄认为在大德二年(1298),其根据大概是郭天锡的序文作于同年。根据元刊本后面的刊板人署名,并参照相关史传,就可了解他们署名的大致时间,而制版开印当然是在他们的署名完成之后。署名人当中,忙兀台(?-1290)去世最早,他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任“江淮等处行尚书省左丞相”,五年后去世[26]。显然,雪堂普仁为了刊行《临济录》,很早就开始征集赞助人,忙兀台生前曾参与赞助,所以后来刊板时列有他的名字。其他人签署的都是大德三年(1299)年以前的官衔,只有卜怜吉(史书又作“卜怜吉带”)担任河南平章到大德十一年(1307)为止,但他的署名很可能更早。当署名齐全之后,雪堂即可开板,时间应在大德三年左右。即使卜怜吉的署名是在大德后期,刊板年代也没有超出大德年间。如此看来,椎名的判断基本正确,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证据,所以不能绝对肯定就是刊于大德二年,实际上很可能稍晚。总之,雪堂本《临济录》并非至元刊本,而是大德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