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百年转口港经济：1841～1949年

1.香港开埠前的中英贸易

中国历史上虽然以天朝自居，但从来都与周边乃至遥远的国家有不同程度的开放贸易。汉唐的陆上丝绸之路与唐宋以后的海上丝绸之路充分说明了这个事实。北宋时已有9个与外国开展贸易的海港城市，它们都设有专管外贸及外夷进出港和接待的专门机构。明清时虽曾短暂地封闭一般对外贸易，即明朝的海禁与清初的迁海令，但朝贡式贸易从未中断，不但中国商船会往来东南亚和东北亚，外国商船亦可在中国数个开放港口与中国进行贸易活动。

自明朝起，在沿海的各港口中广州就一直是中外贸易的最大港口。葡萄牙人在1553年取得在澳门合法居留的权利，在中国本土内建立了首个国际商贸基地。葡人在澳门独占中国贸易之利，英国和荷兰人在1600～1688年曾多次想武力占领澳门，取而代之，但均以失败告终。当时强大的中国内地亦令他们难以在中国沿海另建新的贸易基地，因此他们只能利用澳门与中国内地开展贸易。自17世纪中期开始，澳门开放贸易，外商包括荷兰人、法国人及英国人等，他们利用广州至澳门的便利，陆续地利用澳门和广州开展贸易，并在澳门设立总领事馆及货栈。

1680年，清朝在海禁后允许四口通商，但广州一地的外贸额远超其他三个港口的总和。这是因为清政府给予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特殊的船税和货税优惠，使主要的英荷外商都将商船在澳门登记，并以货入澳门的形式与中国广州的十三行商人及官商开展贸易。在这期间，新兴贸易大国英国通过澳门几乎垄断了中外贸易。1758～1837年的广东海关贸易总额达白银4.23亿两，年均535万两，英国在不同年份所占份额高达63%～91%。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殖民地的鸦片专卖权，中国便成为英国鸦片贸易的主要市场。在有统计数据的1784～1824年，澳门共自印度转口鸦片115210箱（每箱120磅），总价值约白银4608万两。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毒害中国已有近百年之久。中国在1729年及1769年多次严禁鸦片，但对阻止鸦片进口的影响不大。后至1815年广东出台了《查禁鸦片章程》才产生实际的阻吓作用，澳门政府因而在1825年承认鸦片贸易已衰退，这时英国人却开始密谋以武力保持其不道德的贸易。

自1832年起，英国派遣间谍船在中国沿海进行查探，以了解中国海防布局，试图从海上攻击中国及占领中国领土，作为替代澳门的中国贸易基地。英国当时的首选是长江口的一个小岛，但英国商船为了逃避中国关税及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常常利用澳门外海至香港大屿山一带海域与中国商船开展非法交易，因此对香港海域十分熟悉。鸦片战争后，当英国得知清朝反对割让长江口外岛时，便退而求其次，要求割让香港岛。因此，香港对英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也绝非当日英国官员在国会辩论有关议题时所言：香港是个无价值的荒芜石堆。同时也不是中国不合理地限制国际贸易，迫使英国发动战争。香港开埠的事实是，野蛮的英国对力图禁止毒品流入的中国发动了不文明的侵略，以强迫中国接受不道德的鸦片贸易。

因此，强迫中国接受不平等和不道德的贸易是英国夺取香港的原因，而延续的鸦片贸易也为香港1841年开埠奠定了经济基础。在1950年前的100年里，香港在英国炮舰的威胁下，前期的约60年的香港经济发展都是基于以鸦片贸易为主的不正常的“三角贸易”（见图1）。

图1 香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

2.1841～1910年：以鸦片贸易为主的“三角贸易”

这一时期英国延续了占领香港前的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主要贸易形态，以香港为基地，使香港成为沟通中国内地、英国和印度（英国殖民地）贸易（三角贸易）的中枢港。在这个贸易体系中，中国向印度和英国输出茶叶和白银，印度向中国输出鸦片和棉花，英国向中国和印度输出百货，印度向英国输出棉花。在香港开埠前相当一段时间内，英国通过非法走私平均每年向中国输出鸦片三万箱。在香港开埠后的首个十年，英国便在香港每年合法地从印度进口鸦片45000箱，再自香港非法转运至中国内地，19世纪50年代，鸦片贸易更增至年均62000箱。自1856年起，英、印对中国的鸦片出口更成为合法贸易，每年香港进口鸦片亦增至90000箱。这些鸦片都以香港为转口港送达最终市场：中国内地。

进入20世纪首个十年后，因为中国内地已种植鸦片，印度产的鸦片面临中国本地产品竞争，香港年均转口鸦片减至三万箱。同时，英国在国际压力下，又于1910年将鸦片贸易列为非法贸易，使香港进口的鸦片进一步下降至1920年的1000箱。总的来说，1841～1910年，鸦片贸易成为香港的经济基础，它对我国经济、社会与国民的健康带来的巨大伤害甚为明显。鸦片不但是香港转口内地的主要商品，其关税收入也成为殖民地政府第二大财政收入来源。虽然表面上土地收入是香港第一财政来源，但实际上土地收入也只是鸦片贸易利润的部分转移。可以说“三角贸易”基本上就是鸦片贸易。

这一时期的香港在外力之下，成为我国国家主权与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

3.1910～1950年：以食品、轻工品为主的转口贸易

自从鸦片转口贸易额大跌后，香港被迫转变为沟通中外市场的常规商品的转口港。殖民地政府也自1919年起才对进出口货物有详细的记录。以1932年为例，食物和布匹占了香港输入货品价值的一半，占香港转口货品总值的2/3。同时，香港的贸易伙伴仍以中国内地及英国为主，其次是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内地产品总值占了香港输入产品总值的35%，英国及英属地占15%，日本及东南亚非英属区则占17%。香港转口货物的48%是输往中国内地的，15%则输往英国及英属地，日本及非英属地占约12%。

4.1849～1930年：中国劳工主要出口港

说到1950年前的香港百年转口经济，不得不带上一笔它的另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猪仔埠”，即中国劳工出口的主要港口（澳门与厦门也曾一度参与这种特殊的转口活动），香港的一些老牌英资贸易行及航运公司都是这个行业的主要参与者。据统计，从香港出口的中国劳工数目从1849年的323人，增加至19世纪80年代的年均二十多万人。1910～1923年，年平均出口数仍达10万人。这些出口或被卖的“猪仔”（合约劳工）多来自广东及福建省的贫穷农村，他们或被骗，或因逃荒、逃难及负债，通过香港的中介被运送到北美、中南美、澳洲和东南亚，成为种植园、矿山及庞大铁路和公路工程的劳工。他们不少在客地被劳役致死，同时在长途海运中的死亡率也很高。据1849～1857年的一份统计资料，在运往古巴的23928人中，途中死亡人数占25%。但香港不少英资“猪仔馆”及轮船公司在这类生意中赚了不少，使得中国劳工出口成为香港1849～1930年的一种特殊的转口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