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德-费希特哲学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

康德-费希特哲学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3]中学时期的马克思，受到当时流行的康德哲学的影响，推崇启蒙理性。波恩大学一年的学习中大量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明显受到了费希特哲学中能动的自我的激励。马克思起初痛恨黑格尔哲学，厌恶其晦涩的表达和离奇的腔调，甚至专门写讽刺诗表达这种厌恶之情。柏林大学期间，身处黑格尔哲学影响中心的马克思在构造法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时深感以费希特哲学为理论依托必然导致应有与现有之间截然对立的问题，不得不转而求助于曾经憎恨的黑格尔哲学以求解决思想困惑。这一转变通过生病休养期间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完成，马克思由康德-费希特主义者转而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中最杰出的成员之一。这一时期父亲对“意识形态”一词荒谬性的认识影响了马克思对该术语理解的最初定向——批判定向。

（一）人道主义理想与客观因素制约矛盾的最初觉察

1835年马克思中学毕业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可被视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起点。在该文中，马克思的思想处处体现出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色彩。这种思想的最初特色与马克思所处的人文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特利尔城后来的选帝侯克利门斯·文采尔将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引入马克思就读的中学即特利尔中学，并从康德哲学出发调和信仰与理性。不仅如此，该校校长、马克思的历史老师胡果·维滕巴赫深受康德哲学影响，被誉为“康德哲学专家”。^[4]《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呈现出明显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判定该文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起点的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正是在该文中，马克思后来思想发展中凸显的内在紧张关系，即康德-费希特哲学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对自我意识的强调与黑格尔哲学中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内在紧张关系，已经埋下了种子。对于这一关系的最初觉察，使得马克思在被裹挟于意识形态襁褓之际，就已经有与之不同之处并存在反叛的可能。这篇作文的主旨是：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在自然给它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但人有选择的自由因而优越于动物；人应选择最能促进人类幸福和自身完美的职业，这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这一主旨体现的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个体的全面发展及人类共同体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和他的同学的作文所共同拥有的思想旨趣。但马克思在青年人特有的理想主义激情下依然保有对客观因素制约的初步觉察。人比动物优越之处在于人能够选择自己的职业，但这种选择的存在也使他面临陷于不幸的可能：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的目标，这种目标是神轻声却坚定的启示，但它容易被情绪冲动、幻想和虚荣心所迷惑；人能在冷静考察后选择自身热爱并适合的职业，但人并不能总是选择自认为最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5]。青年马克思在这里体现出思想的早熟与复杂，理想与现实、应当与实存的矛盾与张力，在17岁的马克思思考职业选择问题时已经触及，虽然尚未以哲学理论的形式呈现。但也不应过高估计这一论断的价值。这里所提到的“社会上的关系”，并非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框架内的社会关系，而仅仅是指马克思接下来所列举的个体身体因素如体质或智力因素如能力。

（二）沉湎抽象理想，讽刺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最初思想中的理想主义，不仅体现在他的中学毕业考试的德语作文中，也体现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大量诗作中。

在波恩大学就读的一年时间里，马克思经由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激发的浪漫主义热情滋长。仅第一个学期马克思就选修了三门文学课程，并热衷于诗歌、戏剧、幽默小说的创作。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任特利尔枢密顾问官，与马克思家庭交往甚密。他尤其钟爱马克思，给马克思读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的剧作，将自身对浪漫主义学派的巨大热情传输给了马克思。1841年，马克思将自己完成的《博士论文》献给他，并在献词中对他的理想主义给予高度赞扬。马克思身上日益增长的浪漫主义热情与闲散的生活作风让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深感不安，在1835年11月写给马克思的信中，他以提问的方式提醒马克思怀抱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可能遭遇的问题：“难道你只想在抽象的理想化（［同］梦想有些相似）中寻找幸福？”^[6]不满意马克思的学习状态，在学年结束前父亲要求将马克思转到学风严谨的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法学。

1836年10月转入柏林大学之初，当年夏天与燕妮的秘密订婚使得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兴趣进一步滋长。献给燕妮的三册诗篇^[7]弥漫着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气息。“向自由冲，冲破枷锁和牢笼”^[8]“我的命运就是投身于斗争”“我要把全世界掌握住”^[9]等诗句体现出青年人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马克思在一年后写给父母的信中对这些诗歌进行了严苛的自我批评，称它们主要是些纯粹的空想。

在献给父亲的诗作中同样弥漫着理想主义气息。特别是在大约于1837年2～4月初创作的《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中的《讽刺短诗集》之二《黑格尔讽刺短诗》，体现出马克思当时基于浪漫主义作家身份对黑格尔哲学的批评，表达了一种出于启蒙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他这样讽刺黑格尔：“我教授的语言已变得错杂纷纭、一片迷茫，每个人爱怎么理解，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愿望”^[10]；“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11]在这首对于黑格尔的讽刺短诗中，马克思讽刺黑格尔滥用语词，将思想表达得晦涩难懂，甚至每个人都可以依凭自己的理解对其思想给出完全不同的解释。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与康德-费希特哲学对比，嘲笑他的学说与日常现实生活联系得过于紧密，以至于相对于后两者对于未知领域的探求，黑格尔不过满足于理解街头巷尾的日常事物。对黑格尔学说的这种讽刺，在当时的浪漫主义作家中是一个普遍现象。这首《黑格尔讽刺短诗》在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中作为重要线索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嘲讽黑格尔的语句却往往被当成马克思本人的观点。^[12]这完全是对马克思的误解。

（三）初涉法语意识形态概念：荒谬之辞

虽然马克思和燕妮在1836年前者赴柏林大学读书前的那个夏天已经秘密订婚，但是直到1837年3月燕妮的父亲才同意这件婚事。在这期间，燕妮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出于对燕妮的关怀，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在1837年3月2日写信给马克思，表达了对他尽快步入社会参加工作的希望。同时基于马克思所遭遇的剧本选题的困惑，亨利希·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题材应取自普鲁士历史上一个较短但对国家命运产生决定意义的时期，“在贝拉利昂斯-滑铁卢近郊的伟大战役便是这样的时刻”，当时整个国家面临极大危险，正是普鲁士及其君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类能为普鲁士增光的题材可以作为颂诗或其他形式作品的题材。^[13]经考证，正是在这里，亨利希·马克思使用了法语的意识形态概念：“只有当前的态度暧昧的自由主义者才会把拿破仑奉为神明。在拿破仑统治时期，确实没有人敢想一想，在整个德意志，特别是在普鲁士，人们每天能够随心所欲地写什么。谁研究过拿破仑的历史和他对意识形态这一荒谬之辞的理解，谁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为拿破仑的垮台和普鲁士的胜利而欢呼。”^[14]这里包含了亨利希·马克思对拿破仑自由主义政治的虚伪性以及对意识形态一词的嘲讽。

亨利希·马克思及其家庭有足够的理由痛恨拿破仑及其对意识形态一词的理解。其一，拿破仑战争后犹太人被视为当地农民贫困的替罪羊，遭遇商业活动方面的严格控制，时刻面临反犹太主义的困境。其二，虽然拿破仑法典赋予犹太人与基督徒平等的权利，但在担任国家公职方面国王依然享有绝对的分配权力，亨利希·马克思为保住职位不得已改宗基督教，但犹太人的自我意识始终存在。其三，亨利希·马克思可被认为是被拿破仑嘲讽为“意识形态家”的一员。正如梅林在《马克思传》中所指认的，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个普鲁士爱国者，受过彻底的资产阶级教育，真诚相信弗里德里希二世式的开明改革，总之“他是拿破仑很有理由憎恶的那些‘思想家’中的一个”^[15]。诸多因素让亨利希·马克思痛恨拿破仑这个征服者。马克思也表达过类似的情绪。在1836年11～12月写给燕妮的诗作《歌之书》中，他愤恨地控诉拿破仑：“你把这块你当过上帝的土地，用敌意和仇恨搞得满目荒凉”^[16]。

据目前能够掌握的材料来看，正是在这封来自父亲的言辞恳切的信中，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到了“意识形态”概念，尽管是法语的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与父亲对拿破仑作为征服者造成对犹太人宁静生活状况的极大破坏心怀痛恨。父亲对“意识形态”一词荒谬性的认识也有理由被认为影响了马克思对该词理解的最初定向——认识论视域内的批判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