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在其《独立宣言》中除强调犹太民族建立国家“天赋的和历史的权利”及联合国决议赋予的建国合法性之外，还明确规定了这一犹太国家的性质：“以色列国将以自由、正义、和平作为自己的基础。它不会因信仰、种族和性别而对公民加以区分，将在全体公民中实现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平等。”《独立宣言》在以色列具有基本法的地位，也就是说，从建国伊始以色列国家就同时具有了两个基本性质，即犹太性和民主性。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却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一个以犹太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目前，在以色列国内人口中犹太人约占75%，阿拉伯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20%，另有5%其他民族。在一定程度上，阿拉伯公民在以色列的存在，本身就对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性和民主性这两个基本性质都构成挑战。作为一个公开宣称并被广泛认可的民主国家，以色列赋予境内包括阿拉伯人口在内的全体公民以公民身份及基本法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作为个体，每个以色列阿拉伯人（至少在法律上）都享有与犹太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教育权利；而作为整体，阿拉伯社团享有相当程度的文化自治。但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国家额外给予了犹太人基于其民族属性的独享特权——比如回归权，非犹太人包括阿拉伯公民和其他民族都无法享有这些权利。除了在个别法律上的不平等之外，在实际生活中因为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以色列长期与巴勒斯坦及周边阿拉伯国家处于对立状态，由于安全原因，以色列阿拉伯人在很多方面无法真正享有与犹太公民完全平等的权利。

犹太性与民主性之间本身的矛盾，决定了以色列国家对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态度天生会有自相矛盾之处。而由于生存环境特殊，国家安全是以色列国家的最高利益，也常常是国家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因此，当国家安全与国家的基本性质，尤其是与国家的民主性质发生对立或冲突时，民主性会被牺牲。在国家安全的“高压”之下，由于以色列阿拉伯人又与国家的“宿敌”——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关系紧密，即使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比以色列犹太人更资深的“原住民”及其后裔，但在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里，他们的地位更像是“客居”，或者说是“二等公民”。

在以色列建国后70年中，其阿拉伯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从身份认同看，以色列阿拉伯人同时经历着“以色列化”（Israelization）和“巴勒斯坦化”（Palesinization），形成既不可能被以色列同化也有别于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独特认同。^[1]而以色列国家对阿拉伯少数民族的管理方式，从早期军事管制的高压到之后通过国内安全局进行管控，从“大棒与胡萝卜并举”到拉拢（吸收）年轻人进入体制，从经济上压制到注资开发缩小阿犹差距，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治理手段。随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以色列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90年代两部有关人权的基本法（《人的尊严与自由法》和《职业自由法》）的通过、巴以达成《奥斯陆协议》迈开通向和平的第一步，以色列国家终于有了“去战争化”“公民社会正常化”的可能性，以色列阿拉伯人争取公民平等权利、取消歧视的斗争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合法性。但在以色列主体犹太民族内部由于人口构成、政治倾向、宗教/世俗力量对比等变化，以色列出现政坛整体右倾，社会风气犹太化、宗教化，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反民主、反现代化的趋势，这对以色列阿拉伯人要求平等的诉求则有着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在20世纪，尽管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伊始阿拉伯少数民族就构成该国人口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阿拉伯社团与主体犹太民族之间在物理距离上、精神上、文化上存在的隔阂使其在以色列的公众生活中存在感较低，而在政治上、经济上，以色列阿拉伯人也未形成与其人口相匹配的力量。进入21世纪，一系列事件将以色列国内关注的焦点从其他社会分歧转到犹太主体民族与阿拉伯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及阿拉伯公民与以色列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来。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2000年10月阿拉伯公民与以色列军警流血冲突及奥尔委员会（Or Commission）对该事件调查报告的出台（2003年）、2006年夏第二次黎巴嫩战争、2008年10月阿犹民众间的连锁暴力事件、以色列军方对加沙采取的军事行动及与之相伴的人道主义危机（2008年10月到2009年1月、2012年11月及2014年7～8月）、在以巴和平谈判中以色列方面加上要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的要求等。根据“以色列民主指数”（Israeli Democracy Index）2007年的调查，87%的受访者（91%的犹太受访者和66%的阿拉伯受访者）认为在以色列的各种社会差异中阿犹差异最为严重，超过贫富之间、世俗和信教犹太人之间、本土犹太人和犹太移民之间以及东西方犹太人之间的差异。^[2]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是21世纪以色列社会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

“我的国家在与我的民族作战”，^[3]这个颇具戏剧性的描述是这一处境特别的少数民族的真实写照。本书将从政治参与、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身份认同和社会变革等方面展示阿拉伯少数民族在以色列建国70年来的生存状况，并通过对以色列政府、执政党及犹太主体民族对境内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态度进行分析，揭示以色列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如何对待其境内具有“敌对方身份认同”的公民群体；如何在国家安全、国家的民主性与国家的犹太性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使得以色列国家及犹太主体民族与阿拉伯少数民族之间能够保持相对平和、互益的关系，避免严重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避免引起国际社会干预，维护以色列社会安定，以及取得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深入了解以色列如何对待境内具有“敌对方身份认同”的公民群体，可以丰富我们对中东历史与冲突，以及对世界民族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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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以色列化”和“巴勒斯坦化”这两个相反又相互作用的过程，见Sammy Smooha，“The Advances and Limits of the Israelization of Israel's Palestinian Citizens，”in Kamal Abdel-Malek and David C.Jacobson（eds.）Israeli and Palestinian Identities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pp.9-33；又见Alan Dowty，The Jewish State：A Century Late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ch.9；Eli Rekhess，“Israeli Arabs：Israelization or Palestinization？”Survey of Jewish Affairs，1988（1989），pp.28-42。

[2]Arik Rudnitzky，Arab Citizens of Israel earl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el-Aviv：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Memorandum 150），2015，p.7.

[3]“My State is at war with my nation”，此句最早出自以色列阿拉伯公众人物阿布德拉阿齐兹·祖阿比（Abd el-Aziz el-Zoubi，1926-1974），后被多次引用。祖阿比在1965至1974年间任以色列国会议员（作为工党联盟的代表）。见Hagai Huberman，“When the State of Israel boasted of MK Zoabi”[希伯来语]，News 1，2014，http：//www.news1.co.il/Archive/003-D-93449-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