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罗伯特·所罗门在《大问题》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一种哲学的质量取决于它所提出的思想的独创性、彻底性、观念之间相互联系的严密性，以及整套看法留给读者的印象鲜活程度。”这提醒了我：一定要在公共行政研究中敢于进行探索，勇于提出自己的思想并出色地为之辩护。关于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质量测度标准的研究正是这种念头下的行动。

社会治理是世界各国公共治理中的焦点话题与热点问题。提升社会治理质量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县级政府面临着提高社会治理质量的巨大压力。在实践层面，构建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质量测度标准，推进社会治理质量测评，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县级政府社会治理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更加清晰与准确地对县级政府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能够对政府社会治理的行为进行引导与强化，能够对政府社会治理的绩效进行检查和评价，能够对政府社会治理的方式进行规范与约束，进而提升社会质量，防范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在理论层面，既有的研究不但缺乏“中国场域”思考，同时也缺乏“质量视角”探讨，且极少针对“县级政府”开展，进行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质量测度标准研究，能够丰富深化社会治理的研究视角，推动社会治理研究的科学化，有利于解决“治理”知识的身份危机。

本研究立足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学科视域，综合运用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及个案研究的方法，在治理理论、全面质量管理（TQM）理论与平衡计分卡（BSC）理论的指导下，遵循科学性、可行性、系统性与可比性等一般原则以及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社会公正、有限政府等特殊原则，按照“维度指标—基本指标—具体指标”树状指标体系结构，采用理论分析法、专家访谈法、文献统计法，设计了包含269项单项指标的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质量测度初选指标体系，运用专家咨询法、隶属度分析、相关性分析、鉴别力分析等方法，借助SPSS统计软件对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质量的测度指标进行了实证筛选，最终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逻辑框架，构建了包含108个具体指标的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质量测度指标体系。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质量发展存在理念、制度、机制、支撑体系四个层面的复合性约束条件。在理念层面，县级政府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整体性”“系统化”“源头式”治理观念不足；在制度层面，县级政府社会治理存在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重缺失；在机制层面，县级政府社会治理存在着多元主体协同机制运转不畅、城乡一体化机制尚未健全、利益协调机制不够有效、工作运行机制不够科学等问题；在支撑体系层面，县级政府社会治理存在着人才队伍建设滞后、财政保障力度不够、信息科技支撑不够等问题。

要提升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质量，也需要从理念、制度、机制、支撑体系四个层面采取综合性的提升对策。在理念层面，需要通过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树立社会治理“法治化”理念；通过实行“战略性管理”、建立“无缝隙政府”、强化“跨域治理”，构建社会治理“整体性”理念；通过实现从“国内视角”到“全球视角”、从“一元主体”到“多元主体”、从“控制为主”到“服务为先”的转变，强化社会治理“系统性”理念；通过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变“结果管理”为“过程管理”、变“运动式治理”为“持续改进式治理”，树立社会治理“源头式”理念。在制度层面，需要通过建立统一的社会治理法律典则、完善社会治理的社会法体系、创新社会治理的基层社会政策，强化社会治理的正式制度供给；通过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公众的政治认同感、发挥“软权力”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彰显社会治理的非正式制度功能。在机制层面，需要通过深化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健全社区居民自治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一体化、统筹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机制；通过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利益分配机制、健全利益调节机制、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健全利益矛盾调处机制，构建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完善社会治理工作组织机制、完善社会治理工作标准化机制、完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创新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完善社会治理的工作运行机制。在支撑体系层面，需要通过专业化、社会化、职业化推进社会治理人力资源建设，通过公共化、多元化、效益化完善社会治理公共财政保障，通过网络化、一体化、智慧化发展社会治理信息技术。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诸多机构的支持。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县级政府社会管理质量的测度标准与方法研究”（12CZZ051）的研究成果，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资助，没有它的立项支持，关于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质量的研究只能停留在思考阶段；本书是四川大学“985工程”经费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感谢四川大学“985工程”和学科建设办公室，正是其资助让本书得以出版；另外，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政治与公共管理分社，尤其是朱海燕副社长，由于她极为专业的工作，才使得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

在本书书稿最终完成的时候，我已然清晰地认识到了：我做到了“敢于”与“勇于”，却无力实现“出色”，这很显然是因为个人资质有限、功底不深。我深深地意识到，本书提供的多半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我也深深地知道，学术之路没有终点，我只可能永远在路上。问题与答案的循环永无终止，我要在路上，更加努力地“在自由与权威的冲突中寻找协调”。

范逢春

2015年8月于四川大学桃林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