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社会主义是几百年来先进人士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这种理想曾在乌托邦的荒野中徘徊了很久。在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不少思想家、革命家进行理论研究、社会实验和参加革命斗争，探索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直至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先进思想成果，创造性地进行了理论研究，亲自领导了国际工人运动，总结了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空想社会主义从16世纪初期作为人类的先进思想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走向它的反面，成为落后的、保守的思想为止，一共经历了三百多年，走过了它的产生、发展和渐趋没落的历程。

“乌托邦”一词出现于1516年。“社会主义”一词的出现比“乌托邦”一词要晚三百多年。“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27年英国欧文主义刊物《合作》杂志和1832年法国圣西门主义者勒鲁主编的《地球》杂志上。“社会主义”一词的本来意义是指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和欧文主义体系。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共产主义”一词的出现比“社会主义”一词还晚一些，是19世纪30年代法国工人的密谋团体首先使用的。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布朗基、卡贝和德萨米等人都使用了“共产主义”一词。它的本来意义除了指欧文主义之外，主要指法国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空想共产主义。第一次把“乌托邦”一词和“社会主义”一词联结起来，使用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路易·布朗基的哥哥、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他于1839年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用“空想社会主义者”一词来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以及他们的信徒。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既指思想体系，又指社会制度。无论在前一场合还是在后一场合，他们都没有给这两个名词下经院式的定义。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在后一场合使用这两个名词时说：“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同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前一种意义上把这两个名词用于各种空想体系的时候，也没有经院式地给出定义，哪是空想社会主义体系，哪是空想共产主义体系，谁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谁是空想共产主义者。只是在有些场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主张实行公有制原则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空想共产主义者，把主张保留私有制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例如，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欧文主义被称为空想共产主义。

后来，社会主义一词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获得了新的含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它和共产主义一词含义相同，并且曾经被用来代替后者。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本来意义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也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空想共产主义也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例如，欧文及其思想体系就是如此。

但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区分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资产阶级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情况便是如此。恩格斯说：“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变成纯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要用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病痛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的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乌托邦”是希腊字，意思是一个没有的地方，因而意味着是一种空想和虚构。但是，绝不能因此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看做纯属子虚乌有。须知，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潮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归根结底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作为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一种社会思潮，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前的一种进步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发达、资本主义矛盾还未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时期的产物。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都是在这个时期的各个不同具体发展阶段上出现的，都是适应当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产生的。每一种体系都有其具体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都有其由以形成的种种特殊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空想社会主义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闵采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在16世纪初期驰名整个欧洲的托马斯·莫尔和托马斯·闵采尔共同享有揭开空想社会主义史第一页的荣誉，他们是站在通向空想社会主义宏伟殿堂入口处的两位伟大的先行者。

闵采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群众运动的直接产物。属于这一类型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16世纪有闵采尔，17世纪有温斯坦莱，18世纪有巴贝夫，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布朗基。恩格斯指出：“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又说：“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从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民主制度产生的。第二次革命（1830年革命）却产生了另一种影响更大的共产主义。”布朗基的共产主义就是这种影响更大的共产主义。

闵采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仅用自己的学说和纲领直接代表了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利益和要求，而且他们本人就是直接从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革命鼓动家、组织者和领袖人物。例如，闵采尔是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领导者，温斯坦莱是17世纪英国掘地派运动的领导人，巴贝夫是18世纪法国平等派运动的领导人，布朗基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领导人。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他们是少数派，是非主流派。除个别例外，他们都主张通过革命暴力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来改造社会。他们在阶级斗争、革命、专政、政党、共产主义等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不少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微光的观点。“自闵采尔以后，在每一次的民众大骚动中都出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直到它渐渐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

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群众运动的间接产物。恩格斯指出：“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16世纪的莫尔，17世纪的维拉斯，18世纪的摩莱里、马布利，19世纪初期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是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他们是多数派，是主流派。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大都出身于上层统治阶级。他们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对立，目睹了城乡劳动群众所受的苦难。他们同情无产者和劳动群众，表达了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抗议。恩格斯在讲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抗议时说：“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他们试图论证人类社会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指出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制度，它应当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抨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基础；他们对未来社会做了种种猜测和描绘，其中包含不少积极的结论。事实上，他们从理论上代表了当时还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所受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自以为是高踞于阶级对立之上的人物，使他们常常以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自居。他们一般都否认阶级斗争，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总是企图通过小规模的示范活动和平改造社会。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群众运动的理论表现，“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迄今仍遭到历史发展的损害的广大群众的运动。”

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闵采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在社会主义史上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分离和对立。这种分离和对立在16世纪就以萌芽的形式出现在理论家莫尔和革命家闵采尔之间。到了19世纪，这种分离和对立在英国发展为欧文主义者同宪章派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在法国发展为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同空想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离和对立。

19世纪30和40年代，在法国曾经出现两种类型的空想社会主义合流的趋势，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巴贝夫主义和傅立叶主义的结合。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满腔热情地希望英国出现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恩格斯写道：“我们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宪章主义者，一派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

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史上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分离和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工作和革命实践。直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这种分离和对立才被克服。恩格斯指出：“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同样地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冒了生命的危险。”社会主义史上存在着各色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而每一个体系又几乎都提出了广泛的、无所不包的改造社会的计划。这些体系涉及哲学、经济、政治、历史、宗教、道德、教育甚至家庭等各个领域的问题。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就其主流来说，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起源于洛克的唯物主义直接导向社会主义，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法国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的观点，关于经验、习惯、教育万能的观点，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的观点，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的观点，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的观点等，都同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指出，18世纪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19世纪初期的傅立叶、欧文等人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出发的，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德萨米等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

在历史观方面，虽然在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已经出现某些唯物主义的萌芽，但是从整体上说是唯心主义的。

理性论是几乎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用来解释历史的思想武器。在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和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体系中，理性论成为这些学说的基本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用理性代替圣经，用“理性的法庭”代替宗教裁判所，是有进步意义的。恩格斯在论述启蒙学派时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但是，启蒙学者和其先驱者一样，没有超出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他们所说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他们所要建立的理性的王国，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和启蒙学者一样，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理性被他们看做先验的和永恒不变的东西。人类离开了理性，但理性并没有灭亡。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基本原理。用这个原理来解释人类历史，一部人类历史成了背离理性和发现理性的历史。在他们看来，私有制的产生，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似乎只是人类离开理性的结果。同样，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到来，似乎是理性发现的结果。和启蒙学者不同的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理性不是正在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是作为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劳动群众的悟性；理性的王国不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而是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中，历史现实主义的色彩增多，一些解释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开始萌芽。但是，即使如此，空想社会主义者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理性论的色彩。理性在各个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创始人那里是各不相同的，理性的独特形式取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因此，各个体系相互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是屡见不鲜的。

和理性论相联系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才创造历史的观点。在他们那里，理性这一支配世界的力量，只有天才人物才能认识。他们找不到改造社会的阶级力量，很多人都要依靠救世主。莫尔的乌托邦中的乌托普、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的“太阳”、维拉斯的塞瓦兰中的塞瓦利斯、摩莱里的巴齐里阿达中的“仁慈的君主”、卡贝的伊加利亚中的伊加尔等都是这一类救世主。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发现理性和创造历史的天才人物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恩格斯在批判地论述他们这种唯心史观时说：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肯定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有某些天才思想和天才猜测，但是对他们这种先验主义的理性论和天才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始终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物出现的。如果说，重商主义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家，那么，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是这种生产方式最早的批判家。同样，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也是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相对立的，例如，马布利就是法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重农学派的反对者。在19世纪初期，也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出现了反对派：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发表了与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说。欧文和欧文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虽然是以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依据的，但是，就其学说的内容和性质来说，它们和李嘉图的理论属于两个完全对立的经济学说体系。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庸俗化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在英、法两国的传播，加速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庸俗化的进程。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则是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对立物出现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他们批判了这种生产方式，探讨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制度，猜测和设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问题。他们所做的这些尝试，对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创立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物质生产和分配规律的广义政治经济学，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们当中不少人仍然受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不成熟的状况，使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做出科学分析，也不可能对这种生产方式被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做出科学论证。此外，在和平改造资本主义、调和资本和劳动、实行劳动货币等问题上，有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散布过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政治思想方面，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特别是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实质，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他们在精心设计未来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同时，也精心设计了未来社会的政治制度；在描述理想国度中人们的经济生活的同时，也描述了理想国度中人们的政治生活。关于未来社会的国体和政体问题、国家职能问题、民主和法制问题直至国家消亡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阶级斗争、拒绝政治行动和幻想通过和平途径改造社会的时候，闵采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却对阶级斗争问题、建立革命组织问题、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问题、专政问题等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思想毕竟是不成熟的。由于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展开，并且这种斗争尚未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因而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都程度不同地幻想在现存政治制度范围内，依靠现存政权来实现普遍的社会改造。政治思想是对国家政权问题的态度和主张，在这个根本之点上，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不发展的。君主制度、专制制度、共和制度等都曾被他们看做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可能的手段。

平等观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观点，平等是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旗帜。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平等要求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来叙述。第一个时期的平等观采取了宗教的形式，是以早期基督教的平等为依据的；第二个时期的平等观采取了自然权利的形式，是以资产阶级的平等为依据的。

空想社会主义从16世纪产生之日起就提出了平等的要求，闵采尔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平等论者的代表。在德国农民战争中，闵采尔指出了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他根据基督教的平等和财产公有的教义，反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要求消灭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寒交迫者之间的对立和差别，要求实现平等，使一切财产公有，一切人有同等的劳动义务。闵采尔的平等要求是他所代表的阶级的革命本能的表现，它在这上面找到了成立的理由。

到了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平等观逐渐从以早期基督教的平等为依据转到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为依据。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在启蒙学者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卢梭的著作中首先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但它不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要求，而是作为全人类的要求被阐述的。18世纪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宣言》，提出了人们的权利生来就是而且永远是平等的，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启蒙学者反对封建特权等级的平等要求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权利平等，这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产者在封建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因此，平等成了资产阶级权利的标志。同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相伴随的是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还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平等要求就已经越出了启蒙学派的政治视野，已经从政治平等中引申出社会平等的结论。他们对于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而是扩大到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他们认为应当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空想社会主义者抓住了《人权宣言》，抓住了资产阶级关于平等的言论，用无情的现实揭露了这种权利平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们提出，不要纸上的平等，而要真正的平等；不要表面的平等，而要实际的平等。不仅要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平等，而且要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平等；不仅要消灭阶级特权，而且要消灭阶级差别。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也是不平等的，应当代之以平等的共和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种平等要求，成了当时法国无产阶级特有的战斗口号。不仅是在18世纪末，而且直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

平等的概念在早期和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的本来含义就不尽相同，到了19世纪，平等的概念在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中更是内涵各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有的把生产资料公有看做平等，有的把生产资料作股入社并参加分红看做平等。在劳动问题上，有的认为平等意味着各尽所能，有的认为平等意味着每个人的劳动时间相等。在个人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和所得到的劳动产品的关系问题上，有的认为，人们存在着体力和智力的差别，每人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是不等的，因而得到的劳动产品也应当是不等的；有的认为，人们的体力和智力的差别并没有规定人们的需要不平等，体力和智力的差别主要是培养和教育的结果，因此，为社会提供较多的劳动量是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不应要求较多的报酬。在消费品分配问题上，有的把按照需要分配看做平等，有的把按照劳动分配看做平等，有的把平均分配看做平等，有的把生活必需品平均分配和高级消费品按劳分配相结合看做平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平等观在不同的国家形式也不相同。例如，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多半从启蒙学者的平等观和《人权宣言》中的权利平等出发，直接提出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在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多半从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出发，公开提出无产者的劳动收入的要求，认为工人有获得自己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

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把自己的平等观视为唯一正确的平等观，视为永恒的真理。他们都抽象地理解平等，把平等绝对化，认为平等是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原则。他们都不了解，平等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平等问题上的通病，是把自己确定的衡量平等的尺度视为唯一可能的尺度，并把这个尺度永恒化，而不管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斗争在平等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们都不了解，权利必须受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必须受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制约，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不能超出由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因此，他们始终陷在各自空想的充满片面性和矛盾的甚至是极端荒谬的偏见之中，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平等观：“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这就是说：（甲）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乙）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于大家都平等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丙）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丁）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需分配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质量上或在数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

平均主义是早期和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特色。到了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才有人开始批判平均主义。即使如此，也不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从此清除了自己学说中的平均主义。直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仍然可以看到平均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如果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环境中都未能摆脱平均主义的话，那么，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的环境中当然会给平均主义的传播留下更大的余地。

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平均主义和平等观之间往往有着直接的联系，主张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往往带有粗陋的平均主义的特点。一些空想家们企图通过普遍平均来消灭阶级不平等，他们从平等的要求出发，却得出平均主义的结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历史现象。

禁欲主义也是早期和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特色。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中出现的闵采尔的空想社会主义，无论从形式或内容看来，都充满了平民的禁欲主义。这种平民的禁欲主义，根本不同于市民阶层的禁欲主义。后者的全部奥秘不过是市民阶层的节俭而已，而前者在当时则带有革命的性质。在17世纪英国掘地派运动中出现的温斯坦莱的空想社会主义，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摩莱里和马布利的空想社会主义，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出现的巴贝夫主义，都带有禁欲主义的色彩。一般说来，禁欲主义是近代无产阶级运动初期带有某种普遍性的必然现象。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是禁欲主义得以存在的客观原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还不发展则是禁欲主义得以存在的主观原因。

在近代无产阶级运动初期，禁欲主义常常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发动下层群众的革命手段。对此，恩格斯曾经做了如下的深刻论述：“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风纪，这种摈弃一切人生享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面对着统治阶级树立起斯巴达式严格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不经过这个阶段，社会的最下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下层要发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位，要集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从何下手呢？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会制度妥协调和的一切完全抛弃；必须把那种使他们备受压迫的生活有时尚堪忍耐的些微享乐，甚至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掉的些微享乐，完全抛弃掉。”

到了19世纪，除了在个别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禁欲主义偶有再现之外，无论是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那里，还是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空想共产主义者那里，都已经没有禁欲主义存在的余地。这时禁欲主义已经完全丧失了过去某个时候曾经具有的革命性质。这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消费品无限增加的可能性，使苦修苦练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宣传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落后的了。这还由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日益革命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日益发展，使禁欲主义不再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发动下层群众的必要手段。

从19世纪初期开始，禁欲主义在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中已经销声匿迹，代替禁欲主义的是，公开宣布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满足穷苦大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是理想社会的首要目的。再也看不到鼓吹戒掉人生一切享受的、苦修苦练的生活的著作，相反，看到的是对禁欲主义的尖锐批判，是对理想社会具有极高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富有吸引力的想象。

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阶级倾向问题，长期存在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另一种意见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应当明确指出，这些意见是片面的，因而是不正确的。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虽然在阶级倾向上存在某些差异，然而总的说来并不超出这样一个大的范畴：空想社会主义是同现代无产阶级先驱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自发反抗相适应的，代表了当时还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正是这一点，不仅使它根本不同于封建社会主义，而且使它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一种学说是不是某一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代表，从根本上说，并不取决于提出这种学说的人的主观愿望和表白，不取决于他们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还是作为全人类的利益的代表者出现的，也不取决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以全人类的利益的代表者的姿态出现，要求立即解放全人类，而不是以当时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的身份出现的。就他们所受的教育而言，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深的。就其经济地位而言，出身于封建贵族或资产阶级家庭并曾在社会上层活动的那些空想家当然同无产阶级有极大的区别。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自以为是高高超乎阶级对立之上的人物。但是，在分析某种社会思想和学说的阶级实质时，应该抓住一个根本之点，这就是看这种思想能不能越出某一阶级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这种学说在理论上提出的东西是不是某一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目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当时法国民主派分子实际所代表的阶级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理：“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用这样一个标准去衡量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就可以看出，空想社会主义绝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能越出资产阶级所越不出的界限，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就在于既希望保存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又希望医好资本主义的病症，消除它的祸害。空想社会主义则远远超越了这个界限，它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基础，要把资本主义抛到历史垃圾箱里去。

用这样一个标准去衡量空想社会主义，就可以看出，空想社会主义绝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能越出小资产阶级所越不出的界限，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虽然也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它是用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尺度去衡量资本主义制度的。它的理想社会不是比资本主义进步而是比资本主义倒退了的社会制度，它要把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变成小生产者和小农。空想社会主义则远远超出了这个界限，它是要以比资本主义进步得多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即在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其并不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剥削关系，不理解本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但是其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各种现象的片断及其外部联系，其自发地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希望普遍改造社会。空想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时期并且也只是在这个时期从理论上代表了还是“自在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为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以前，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到了第二个时期，即无产阶级已经成为“自为阶级”，并已经有意识、有组织地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空想社会主义便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马克思指出：“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寻找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阶级倾向比较复杂，他们的学说的精华代表了先进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学说的糟粕则反映了落后阶级的意识。空想社会主义者受非无产阶级倾向的影响，有其历史的原因，这是由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不成熟的阶级关系决定的。当时的无产阶级对于自身所处的地位还抱有幻想，加之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其所受的教育，不能不使他们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影响。但是，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这些倾向，而在于什么是基本倾向和什么是非基本倾向。恩格斯在分析圣西门的资产阶级倾向的影响之后着重指出：“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恩格斯对圣西门的阶级倾向所做的全面结论是：“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恩格斯关于圣西门的阶级倾向的这一结论，对于我们具体分析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阶级倾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本书研究的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发展和没落的历史过程。我们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指从16世纪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为止的代表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利益和要求的社会主义学说，既包括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包括闵采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既包括本来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包括本来意义的空想共产主义。既然本书研究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所以它不包括所谓“古代社会主义”和“中世纪社会主义”，不包括封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不包括“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从产生到终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6世纪和17世纪，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通常被称为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莫尔、闵采尔、康帕内拉、温斯坦莱、维拉斯等人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就是从他们开始的。

第二个时期是18世纪，这一时期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出现在法国，代表人物在启蒙运动前夕有梅叶，在启蒙运动中有摩莱里和马布利，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有巴贝夫。

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法国和经历着工业革命的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是杰出的代表。

第四个时期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这一时期，圣西门派已经瓦解，傅立叶派和欧文派也渐趋没落。这时，在工人阶级中出现了新的思潮——空想共产主义思潮。法国的布朗基、卡贝、德萨米和德国的魏特林是这一思潮的著名代表。

和上述四个时期相适应，本书分为四篇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