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家乡道别

我从西安回到家后，有一段时间，父母亲都不再说我。他们可能也担心，再逼我的话，说不定我还会做出什么让他们意想不到的“出格”事情来。

那段时间，农忙的时候，我就在家干活；农闲的时候，我就又跑到文化站找崔兴亮，帮他抄抄稿件，跑跑腿。崔兴亮见我确实热爱文化工作，就让我给他当助手，有时让我去写采访稿。在这期间，我看到我采写的新闻稿经过崔兴亮的修改后在报纸电台上发表，很是欢欣鼓舞。

一开始，父亲不怎么反对我在文化站帮忙。后来，父亲看我干得不是正式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就反对我再到文化站“瞎混”了，这样，我到文化站的次数渐渐就少了。

村里人看我这样，对我多少也有些看不惯，觉得我不务正业，不走正路。在这种处境下，我开始动了北上进京的念头。

西安寻贾平凹无果给了我一个反省的机会。就我当时的能力和水平而言，文学是不能当饭吃的，我要先解决吃饭和生存的问题。于是，我一有空就苦苦思索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是南下？还是北上？

1994年午收季节。一天，我正在场上打麦子，崔兴亮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给我送来了太阳杂志社寄来的一张160块钱的稿费汇款单。

160块钱，对我来说可不是小数目！父亲知道我有了稿费，脸上有少许高兴。他说地里的庄稼正等着上肥，家里没钱买化肥，让我用稿费到集上买一袋化肥，好趁着下雨时给庄稼追肥。我虽有些不乐意，但还是去了，花去将近100块钱。剩下的钱我收了起来，没有给父母亲。

转眼到了11月，眼看一年就要过去了，我有些急了。我决定要动身去北京闯闯。

我到乡文化站和崔兴亮道别。他拿出一个很好的硬皮日记本送给我。我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收好。

随后，我又想一想，应该找县文联邵华杰主席道个别。怀远县文联主席邵老师，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待人很热情，我每次去文联找他，他都对我很好。临走之前，无论如何也要过去和他见一面道个别。

这天，我到文联去见邵主席，和他说了我要上北京的想法后，他问我北京有亲戚朋友，或者什么熟人吗？我说，没有。他脸上露出了担心的神情。

邵主席很关心地对我说：你是我们县文联会员，我给你写几个在北京发展的我们县文联会员的联系方式，遇到困难了你就去找他们，不管怎么样，都是老家人，关键时刻，肯定会帮你一把的。邵主席说着把为我填写好的县文联会员证递给我，我从邵主席手里接过会员证，感激地望着他说：邵主席，联系方式就不用给我写了，我自己闯吧！闯出来就闯出来，闯不出来我也坚决不去麻烦他们！

我最终没有拿邵主席给我写好的联系方式。

这时候，邵主席拿出50块钱和一沓文联的方格稿纸给我，说：这50块钱算是资助你的路费，不多，就一点儿心意，稿纸你拿着写稿子用。我没有推辞，我知道50块钱正好是当时蚌埠到北京的一张火车票钱！我谢过了像慈父一样的邵主席后，拿上钱和稿纸离开了文联。

等我都准备妥当，已经到了12月份。这一天，我独自一人提着一个纸箱离开了家，从蚌埠火车站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纸箱里装着一身手织的线衣、几本书和一沓稿纸，再无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