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陈虻，我们听你讲》系列博文之二

1993年。央视大楼二层。

新闻中心的各部门办公室和新闻演播室、直播机房都簇拥在这里。

有三间办公室，因为靠走廊的墙是透明的玻璃，被称为“玻璃房”, 《东方时空》草创时的临时办公室就挤在其中的一间。筹备组组长孙玉胜，经常拿着一个大大的塑料夹子，带着一帮人在这里热火朝天地讨论栏目方案。

6月中旬的一天，陈虻走进了这间办公室，如约出现在孙玉胜面前。孙玉胜在《十年》这本书里说：“我拉着他，在门口的过道上，开始了一次对他对我，以及对《东方时空》都有影响的谈话。”

陈虻对这一刻也记忆犹新。他后来多次讲过：“当时孙玉胜靠着窗台对我说，‘我想请你来《东方时空》。’一个‘请’字，真的让我很激动，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孙玉胜希望他能够出任《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的制片人。

陈虻很慎重，他回去以后连续看了20多天的《生活空间》，埋头研究到底什么原因使得这个服务类节目不好看或者说人们不接受它。

过了一个月，陈虻打电话告诉孙玉胜，他决定到《东方时空》来。第二天孙玉胜就把陈虻送到了《生活空间》栏目组，这个地方离央视本部十几公里。他郑重地把《生活空间》的第三任制片人陈虻介绍给大家。

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高度评价陈虻的到来：

他彻底改变了《生活空间》栏目的走向，并在几年以后为这个栏目赢得了一致的业界认可和相当高的社会声望。

本篇博文的关键词：服务类节目、人文关怀、纪录影像、小人物历史

陈虻：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一些。这个节目既然叫服务性节目，沿着服务的思路去想，它能不能服务于人的思想，能不能提高人文教养水平呢？

如果将陈虻比喻为千里马，孙玉胜无疑是伯乐。据说，孙玉胜当年力邀陈虻到《东方时空》来，具体岗位给了他三个选择，《生活空间》制片人是其中之一。为什么陈虻选择了这个？

陈虻说，我想，自己是做节目出身的，干栏目的制片人可能更胜任一些。另外我也有个特别朴实的想法，觉得自己还年轻，希望能有事干，而这个栏目每天都要播出一集节目，意味着每天都有事干，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乐趣，我不愿闲着，我喜欢忙碌。而且这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服务类节目至少不会说假话，教给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这儿即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

陈虻进入之后，马上着手为栏目重新定位。他首先对服务类节目进行了新的解读：

我对“服务性”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解，就是与其说关心人的生活能力，不如说更需要关心人的思想和情感，或者与其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服务，不如说中国人更需要精神生活的服务。这也是我对生活的判断。生活不仅仅是炒菜、做饭，其实也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人和人之间的理解，这就是一种人文教养。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一些。这个节目既然叫服务性节目，沿着服务的思路去想，它能不能服务于人的思想，能不能提高人的人文教养水平呢？

他带着栏目组一边保证正常播出，一边筹划着改版。大家挖空心思，想了无数个改版方案，陈虻自己动手就写了不下20个改版方案，光形成正式文字的就有9个，而且9个方案的定位都不一样。两个月，60天，几乎平均一周一个。陈虻回忆起那段日子很感慨：“那会儿真是有一种只争朝夕的感觉。”

有一个节目引起他的注意：当时栏目里还有一个小栏目《老百姓》，关注的主要是百姓生活中发生的奇闻轶事。播出了一个片子《老两口骑车走天下》，讲的是一对老夫妻退休以后，把自行车改造成一种新的交通工具，既能骑，又能当床睡，还能够翻开里面装着的煤气罐做饭，然后老两口骑着它旅游。在一次研讨会上，这个节目成了一个话题，这在以前《东方时空》的总结会上是不曾有过的。

陈虻很兴奋：我感到自己的一些判断得到了外界的印证——因为在这之前我就觉得《老百姓》是一个潜力比较大的节目。我觉得我们所说的生活的主体是人，作为人的总体构成主要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伟人。

沿着这个思路，陈虻豁然开朗：

老百姓是生活的主体，可我们每天播出的电视节目中，深入报道老百姓的，到目前为止，还不多见。就是说，我们希望用一个完整的时间去表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表现他们的情感，深入他们的生活。既然《老百姓》这块比较受关注，能不能把它放大成整个《生活空间》，直接让它伸腿变成一个完整的片子？就讲讲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境遇。

陈虻迫不及待，直奔医院。当时孙玉胜因创办《东方时空》已经累垮了，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在孙玉胜的病床前，陈虻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把《生活空间》全都改成“老百姓”。孙玉胜点头，表示可以一试。

陈虻回到栏目组，立即开会。会上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不能改，改了以后难度很大，每天一个作品，创作需要激情和题材，会难以为继。另一派认为，要真能这么做成了，那可就杀出了一条血路，前边一马平川，肯定火了。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多数人意见还是上，就这样坚定了信心。

新节目推出的那天是1993年10月8日。又经过一个多月，11月18日，王刚配音，再加上一句三弦的尾音，被称为“中国第一定位”的栏目标版语打出来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陈虻：《生活空间》确实是在前挤后压的情况下，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新的题材领域。

陈虻在多个场合、研讨会、经验交流会上，总是态度恳切地表白：

我特别有必要做一个郑重的说明，《生活空间》这个栏目不是想好再干的，是逼出来的。这是一个真实的背景。我们不是先知先觉，而是一个现实的困境或者现实的要求把我们逼到这儿来了。

2002年5月在中国纪录片20周年研讨会上，陈虻详细阐述了“倒逼式改革”的过程：

《生活空间》在电视杂志《东方时空》中的播出位置：前有《东方之子》，后有《焦点时刻》。我们分析，前面有人物，后面有事件，作为《生活空间》加在两者中间，我们做什么才能和前后两块非常有分量的节目比拼？才有价值？当我们把这个节目做出来的时候，领导也曾经问过我，要是做人就像《东方之子》，做事就像《焦点时刻》，你们的节目和它们有什么区别？

我说《东方之子》选择的是名人，我们选择的是普通人。它是现在完成时，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截止到今天，他以前的成就；而我们是现在进行时，讲的是摄像机打开以后发生的事情。跟《焦点时刻》有什么区别？它讲的是事，我讲的是人，它讲的是大事，我讲的是小事，《生活空间》就是这样的定位。确实是在前挤后压的情况下，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报道领域、新的题材领域，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有心的探索。

至于《生活空间》为什么采取跟踪记录的纪实性的表现形式，陈虻也老实地承认：

并不是我们认为纪录片应该这么拍才这么拍的。而是因为我们觉得《东方之子》是坐着采访，《焦点时刻》在满大街转着采访，我们就不能再采访了，只能是跟踪记录。《焦点时刻》像一束探照灯把事件照亮，《东方之子》把整个社会关注的人物照亮，只有这两个交叉点之外的那一点空间留给《生活空间》。《生活空间》这样定位是为了在《东方时空》这个大栏目里求得一席生存之地。当时很多做法，很多背景，现在说起来十分幼稚，但是十分真实的。就是这个过程，使得我们不知不觉走上了纪实性的创作。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了一个以关注普通人为内容的电视栏目，就是上海电视台先于我们半年多就已经推出的“纪录片编辑室”，已经拍出了很多优秀作品，但是当时没有卫星频道，在北京没有看到。

所以，陈虻在谈到《生活空间》成功的时候，总会强调：如果没有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媒体，这个栏目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强势的媒体中，“老百姓的故事”在《东方时空》这样一个如日中天的栏目中出现了，因此可以说从一开始它就有了一个成功的机会、成功的平台。

陈虻也清醒地认识到成功的因素里还有对当时社会心态的审时度势：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当你想到一个创意的时候，你要相信全中国至少有二十个人同时想到它。我用这句话来告诫自己谦虚谨慎，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快马加鞭。同时这也说明一种想法的产生决不是个人的灵感，而是社会的各种因素的集合。当你想拍这个东西的时候，实际上它已形成了一个社会需要。到底这种社会需求是什么因素构成的，这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电视屏幕上缺少老百姓的形象，比如说电视屏幕需要真实，再比如说电视一直没有用视觉的方式去触摸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

《生活空间》迅速走红，还创造了当时媒体中少有的一个现象：政府、民间和专家对这个栏目都满意。

陈虻说：首先是政府，政府曾经一度把《生活空间》当成政府官员了解民生的一个窗口，到底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到底老百姓在想些什么。再有就是老百姓喜欢，当时我们开玩笑说，打车的时候，编导只要说是《生活空间》的，就不用交钱了。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终于有一个地方尊重老百姓了，老百姓可以有露脸和表现的机会了，他们确实是非常感激你。还有就是在学界，学界对《生活空间》的评价和赞誉也超过了我所看过的所有的电视栏目。就我收集到的报纸，八九年间，在中国媒体中，大概七天就有一篇相关报道。当我离开《生活空间》的时候，特别想给大家一个礼物，就想把这些剪报复印给每个人一份，后来我想算了，生活还将继续，这也并不是一次终结。

但陈虻一直保留着一封普通的观众来信，薄薄的一页稿纸，钢笔手书，原文如下：

建议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中“生活空间”小栏目，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是一个编得很好的栏目。从开播以来，我是每日必看，感到亲切、动人。我周围的同志、朋友大都是这个反应。现在《新闻联播》节目还是会议报道多，领导人物活动多，许多人不胜其烦，倒是像《生活空间》这样的节目受欢迎。建议在《新闻联播》之后，用讲老百姓的故事，来替代或补充《神州风采》，使更多的人看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他们能在中央台看到自己，就更不用说有多大的影响了。

重庆市中区政府地方志办 丁贤矩

陈虻：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生活空间》究竟是如何创新的？开拓了怎样的一块“新闻盲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

多家媒体的记者采访过陈虻，他们的报道在报纸、期刊上刊发，在电台、电视台还有网站上播出。从已经收集到的文本看，中央电视台孙金岭、《南方周末》刘天时所作的访谈更深入、更全面一些。综合整理这两次采访的提问，可以得到陈虻对这些问题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答案。

问：《生活空间》的标版是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选题和“讲述”方式上是一直在追随这个定位和理想，还是有过一些调整？

陈虻：是有调整的。1993年到1994年，也就是《生活空间》的前期，在这一阶段我们走的还基本是 “人文教化”的路子。但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贴近了生活，关注和接近了个人，但有些脱离时代，多少忽视了时代的特色。1994年底，我就在思考改版的事情。因为我发现我们在挖坑，一个接一个，可是缺乏纵深性；因此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就一个好的题材延长观察的周期，呈现的变化更完整一些，反映的事情更复杂一些，所以这之后我们就出现了每天讲一集，一个星期讲一个故事的情形，它在形式上仿照章回体小说，独立成篇又能连缀成一个故事。这个形式上的变革坚持了一段时间。到1995年底，我发现即便加长了篇幅，我们还是在重复主题，因为在拍摄一个普通人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在这个普通人的身上看到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有价值的东西提炼升华起来无非就是人生的哲理、生存的哲学，拍张大爷和拍李大妈虽然生活不一样，人物不一样，但结论却是一样的。由此我忽然有了一种危机感：其实我们对生活态度和生活哲理的认识是有限的，尽管它所承载的人和生活不一样，但是它最终表达和传递出来的东西是相通的或者相似的，是在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只不过是越做越精致，从这个人身上换到那个人身上而已。这个栏目再这么做下去，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在我们讲述了上千个故事以后，我们的这些‘道理’正在逐步演化成一种抽象的僵化的教条。

于是经过思考，我提出一个新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在飞速变化的大时代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这个提法是针对我在1994年5月《东方时空》开播一周年会上的讲话而言的，那时候我们给《生活空间》的定位是“体现对每一个人的尊重”。

问：这个定位和原来的定位有何不同呢？

陈虻：原来我们做人文教化，现在我们是在记录历史。为什么要转向记录历史呢？因为社会在不断地发展，每个人的生存其实都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社会的观念、社会的道德、社会的伦理、社会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决定着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而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又反映出这个时代的风貌。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拍摄、去记录人，就是在记录这个社会的一种变化状态。而这样的事件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它的变化每天都是新鲜的，有着无限发展下去的空间和理由。记录历史，这是何等庄严而神圣的职责呀！这个转变使《生活空间》的创作前景再一次豁然开朗，既贴近了生活又贴近了时代。新的选题层出不穷。以往我们的选题往往是道听途说式的，而这之后我们的编导更加有意识地关注国家的重大事件重大变革，从报端的时事去分析生活中哪些人群正在经历哪些变化。为了这个目标，在创作实践上我们强调加大背景，体现时代风貌。

问：你说你们在完成一部小人物影像历史，能够做到吗？

陈虻：能。记录历史是有多个角度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而我们是从小人物的角度去记录历史，从普通人的角度记录历史。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历史，每个人的生活、思想受时代的影响和局限，同时每个人的生活态度、情感、价值观等同样反映着这个时代，这就是哲学课上说的“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而且关键在于，我们所选择、所拍摄的生活、人物是否能够真正地体现时代特征。我们的目标、方向、追求明确，而且创作上不断完善，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做到。

陈虻：《生活空间》以之为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目击者”的态度，关怀的态度，人本人道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问：你一直强调人文关怀，《生活空间》的人文关怀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陈虻：态度。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生活空间》以之为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为“目击者”的态度，关怀的态度，人本人道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是一种拍摄状态下的工作态度，也是拍摄者本人应具备并传达感染给观众的一种生活态度。

首先体现在拍什么，生活空间的主角是个人，普通的个人；其次在怎么拍上，我们所采用的拍摄手法基本是自然主义的，长镜头、跟拍、同期声、平视等等，是一种被动拍摄。而被拍摄者是主动的，结构片子的是人物本来真实的生活。这种影像传播手法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宽容和尊重的姿态。我们试图一方面尽量接近真实，一方面尽量减少介质带来的侵略性。这不但是对被拍摄者而言的尊重，对观众而言，这样的内容、这样的形式没有给观众直接的说教、直接的结论，而是留给他选择判断的权利，同样是宽容，是尊重。

应该说这种理念在《生活空间》走过的八年中进行了不断的完善。这是我对这段工作的一种体会。我们每天拍一个人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想表达对每个人的尊重，是需要以真切和平等才能体现的尊重。我们为什么要表达这种尊重？因为我们要追求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我们在展示别人存在的同时，也就肯定了对每个个体存在意义的尊重。

问：这种尊重会不会是一种虚拟的东西而让人无法知晓不好理解呢？

陈虻：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触手可摸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人和人之间相互的沟通一定是建立在人和人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人尊重别人首先是建立在尊重自己的基础上的。记得有一次我们拍一个卖花的女孩，这个女孩就问：“你们拍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可以值得拍的？”这话是很随意的，但是这句话透视出来的则是公众对媒体的一种态度——我的生活是不值得关注的。这就是人们固有的一种观念，人们觉得值得媒体关注的都是有名的人，关注的都是那些重要的事件，我们这些黎民百姓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被别人关注呢？其实我们所要体现的就是他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用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唤起他们对自己的尊重。每个人都学会了尊重自己，也就懂得了尊重别人，也就懂得了尊重这个社会。这就是一种最基础的、最本质的人文理念，而我们传播的就是一种整个社会都需要有意识培养的人文精神。

问：能否解释，你所提出的“站在亲人的角度去关注被拍摄对象”的具体含义？

陈虻：首先《生活空间》是关注人，其次是以什么样的角度去关注。一旦了解了“人”，并真正有功力去表现一个人的个性时，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显现出值得拍摄之处。一个人就是一部书，《生活空间》所要做的就是把这本书翻开，像他的妻子、像他的父亲、像他的朋友一样去读。其结果，一切都将来得最直接、最根本。

放弃你的所谓责任感，放弃你的所谓对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像朋友和亲人一样去关心你的被拍摄对象，其结果你可以看到最真挚的责任，最深刻的批判。正所谓无为而无所不为。我这些提法本身是针对一些传统观念的。因为我们是在新闻机构里工作，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关注事物总是带有一种角度。为了让在那种体制下运行习惯了的人明确自己现在要做一种新的东西，找到一个新的角度，需要告诉他，他最需要的是改变他的习惯模式。我强调的是用“无为”的方式达到无所不为，殊途同归。

比如地方台拍了一个片子，一个农村姑娘如何离家进城打工，家里不同意，进城以后学裁缝，学电脑。我问编导拍了多长时间，他说拍了两个多星期。我说你拍的不是一个人物故事吧，实际上你关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问题，比关注这个人的命运更上心。这种开拍前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是习惯造成的。他不会用人和人之间的关怀去关注这件事，他只会用像政府看待社会问题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生活空间》关注人，实际上有站在什么角度去关注的问题，你是站在亲人的角度上去关注，还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上去关注，两者是不同的。

问：《生活空间》做了这么长时间，它以后会不会改变？

陈：关注人，以人作为切入点，以人作为表现的主体，是不会改变的。人是一个信息的接受体和发射体，它汇集了所有的东西。你关注人的时候，好像你是放弃了对社会的关注，但实际上你在认认真真地关注人的时候，你就在关注整个社会。

问：你还是想通过人的命运来折射社会的命运？

陈：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根本的和终极的追求。只不过我们要实现这个追求，要让操作人员懂得这一点，你必须告诉他们要像亲人和朋友那样去关注拍摄对象。理论往往是告诉我们应做到什么，而技术是告诉你怎么样才能做到。人文关怀，这是理论。指导编导进行拍摄时，你要告诉编导把被拍对象当成给“她”介绍的男朋友，打算了解他什么。我们启发编导从一种传统观念中转移过来。我这儿的许多说法实际上是带有操作性质的。任何语言都带有严格的指向性和排他性。按照佛教的说法，世界是不可以表达的，当你表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错了。

陈虻：我很反感媒体人利用自己手中的媒体来向公众表白自己的辛苦，我认为干什么都不容易，选择了一种工作，实际上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整理陈虻资料时，我们发现他留下的手迹、原始资料不多。仅有的几份亲笔写的，集中在他担任《生活空间》这一段。虽然数量少，但文字很好看，生动鲜活地勾勒出当时他和他的团队的工作状态、精神面貌。

陈虻1995年写的关于《生活空间》三年的业务总结，笔下对自己工作状态的描述：

刚到《生活空间》时，要熟悉每一个人，要保证已经开播的《东方时空》每一天的正常播出，同时要考虑并实施栏目的改造。当时的感觉就像一家饭店，一面营业一面装修，两边都不能停下来。在最初的那几个月，我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白天处理日常工作，晚上和大家一起编片子。最多的时候，一天晚上同时进行四个节目的构思、编辑、修改、指导拍摄。也是在那几个月里，我养成了不吃中午饭的习惯，一天只吃一顿晚饭。在无法明确节目定位的压力下，急得我回到家把脑袋往地上撞。

领导对《生活空间》的改造非常关心，我们认真听取各级领导和每位记者、观众的意见，进行了反复的探索、尝试，最终在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在观众的鼓励下，通过每位记者的努力，我们开始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很多人问我“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实实在在地回答“勤奋加压力”。

陈虻写道：创造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而创造又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过程。所以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同时需要两种极具反差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团队同样是这样。

陈虻还留下一份对1995年当年工作的备忘。那一年《生活空间》又在策划改版，并为改版积累节目。陈虻带着栏目组探索长片的摄制，从当年5月起推出在此基础上拍摄的九部系列纪录片。

陈虻说：探索长片的摄制，是95年度《生活空间》栏目工作的重点。虽未能得到最终全面的认可，但此举再次激发了全组同仁的创作热情和敬业精神。

请看陈虻笔下对《生活空间》同仁们工作状态的描述：

为拍摄《我想飞》最后一组飞机起飞的镜头，毕鉴峰为了赶在凌晨四点前起床，在没有闹钟的情况下，睡觉前点燃香烟，用香烟燃至手指烫手的方法将自己从睡梦中唤醒。整个夜晚，点了十二支香烟，烫了十二次。

鄢蔓、程勇，为了深入在太平间工作的李某某的生活，不仅和这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工作了四十多天，还认了干妈。

海天为编辑《母亲》法庭内外的对话，将七十多盘素材全部同期声笔录下来，以便找到合理的对应关系。近二十天的后期编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就在这三四个小时里，还时常在梦里坐起来，把从牡丹江赶来看望他的母亲的腿当成编辑机不停地按动。

在《刑警》的前期拍摄中，王亚林、鹿敏、孙华拉天天和刑警一起穿着防弹背心行动，断断续续跟踪拍摄了半年，完成素材带近百盒。

郭佳在编辑《考试》第一集时，为解决八分钟以内完成四个女孩和孩子家长的出场及为后五集作必要的铺垫的问题，前后共编辑了七版，直至在审看第七版时，暗暗发出了全组同仁的心声：“陈虻再提意见，我就把他杀了”。

陈虻写道：每一部片子后面，都有许多故事。这些故事不问大家谁都不说。这是我们无数次告诫自己：因为热爱我们选择的这种职业。选择了这种职业，也就选择了这种生活。现借“总结”之机，写在纸上，也只仅作为《生活空间》备忘。

1993年到1995年，三年中《生活空间》收到了上千封观众来信，信中除了主动提供拍摄线索外，很多的来信几乎都写到：我越来越爱看《生活空间》；几乎都写到，这个栏目使人感到太亲切了，它拉近了中央电视台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1993年到2000年，七年中《生活空间》拍摄了2000多个普通人的故事。于是，广大观众每天都能在电视上看到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有着一样平凡而真实的经历，他们是和大时代脉搏共同跳动的鲜活个体，那真是一次崭新的发现自己的电视之旅。

附文：

在《陈虻三周年祭》那条微博发出以后，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连发了两条跟帖评论，谈到了她与《生活空间》：

偶然看到今天是陈虻的忌日。说来我和陈虻的母亲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事。1994年我采访了被我称为我的环保启蒙老师的一群穷小学生后，陈虻知道了，特意让《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摄制组和我们一起去东北拍摄“森林与孩子”的电视节目。想想那已经是16年前的事了。

我多想告诉陈虻今天如果再讲老百姓的故事，我们可以讲江河。在我们的努力下贡嘎山脚下木格措神湖的自然留住了，怒江还在自然流淌。我能想象陈虻要是知道了一定会说我找两个记者跟你们走一趟。虽然他不能再找记者和我们走了，但是和我们走的记者越来越多。陈虻等我们做出好片子了，会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