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西方研究大国经济的历程

经济学家对大国经济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那里。西方学者一直关注国家规模及其经济特征、战略模式等问题。从经济规模、大国概念、大国经济特征到大国兴衰规律和新兴大国崛起的原因，体现出一条完整的思想链条。笔者将遵循逻辑和历史一致的原则，简明地刻画西方研究大国经济的历程。

2.2.1 市场规模、生产规模和规模优势

亚当·斯密不愧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可谓博大精深，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原理都可以从中找到思想的萌芽。以至有的学者赞叹：《国富论》出版之后就没有多少新问题留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后人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将其中的经济思想进行细化和深化，或者进行证实和证伪。在《国富论》的开篇中，斯密分析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进而分析了分工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分工的发展受哪些因素限制”的问题。斯密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这就提出了市场规模问题。市场过小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专门的工作，所以有许多职业只能在大都市经营，广阔的市场可以为分工和产业集中提供良好的条件。大国的经济规模特征，可以使区域内部分工和国家内部分工都相当发达，这种思想可以看成是规模经济和大国经济的理论渊源。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分析了生产规模问题。首先，马歇尔阐述了大工业区经济的完整性和互补性。那些主要依靠一种工业的小工业区，往往由于需求或原料供应的减少而使经济遭到极度的萧条。“有几种不同工业高度发展的大城市或大工业区，在很大程度上就可避免这种害处。”如果某种工业衰败了，其他工业就能间接地支持它。其次，马歇尔阐述了大规模生产的规模效益。“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利益，是技术的经济、机械的经济和原料的经济。”大规模生产有利于节约原料，有利于采用新机械和新技术，大企业的大量采购导致价格低廉，大企业的大量运输导致费用节省。而且，企业规模越大，工人的专业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熟练程度和掌握专门技术。马歇尔对于生产规模的分析和论述，为大国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养料。

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8世纪后期，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9世纪末期。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人们比较专注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关系，其中关于垄断竞争的论述也涉及经济规模问题，但较少有对规模问题的专门研究。到20世纪末期，美国经济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和迈克尔·波特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规模经济和规模优势问题。

从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的代表作《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可以看到他对规模经济的深刻认识。首先，钱德勒分析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与新制度的紧密联系，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市场的开放，导致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使成本减少，从而使工业企业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并以那种方式产生”。其次，钱德勒分析了规模经济的成因和内涵，认为由于在生产上和经销上利用了规模经济，由于利用了联合生产或联合经销的经济，或由于有关交易成本的减少，导致了成本减少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并由此把“规模经济”界定为“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再次，钱德勒分别从生产上和经销上分析了规模经济，认为生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主要表现为降低单位成本；经销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主要表现为中间商的成本优势。生产商和经销商能通过扩大规模和范围而形成的成本优势，就是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大国具有广阔的区域空间和市场空间，在工业生产和经销上可以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形成规模优势。

迈克尔·波特的代表作《国家竞争优势》，则是从产业集聚和集群的角度来研究规模优势。首先，产业集群可以形成规模优势。“集群即指在某一特定区域的特别领域，存在着一群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集群的作用不仅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在于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重要的是，集群能够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率的增长，也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其次，产业集群理论是对规模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规模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企业如果能达到一定产量，成本就可以降低，出口就有竞争力。它撇开了其他因素，专注于市场占有率。然而，即使在大国内部，规模经济与产业竞争优势的关系，也是相当薄弱的。为此，产业集群理论提出了“集中度”的问题，那些具有相当“集中度”的规模经济才能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理论把规模经济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它更好地解释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怎样通过形成产业集群而形成规模优势的问题。

2.2.2 大国概念、大国型式和大国特征

在西方经济史上，首先明确提出“大国”概念的经济学家是西蒙·库兹涅茨。他在1965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增长》和1971年出版的《各国的经济增长》两部著作中，分析了大国的概念以及国家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他提出以国家为单位研究经济增长，并提出了“大国”和“小国”的概念，认为有些很小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某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卫星国，有些超级大国在经济发展早期则是由经济背景迥然不同的地区组成的，在以国家为单位研究经济增长时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同时，他分析了大国在经济发展上的某些特征：一是分析了大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差异性，认为对各国经济结构差异与变动的分析，应该与大国内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地区差异与统一程度的分析联系起来；二是分析了大国与小国的国际贸易依存度，认为小国比大国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更大，而且小国只有在对外贸易依存度加大的情况下才能引起经济增长，大国即使外贸比重很低也能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三是分析了大国经济的优势，认为大国的国内市场及资源条件允许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如果小国认识到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优越性，自然就会依赖与大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库兹涅茨专门研究了“国家大小的影响”，分析了国家的大小与对外贸易、经济规模、国内生产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首先，国家的大小对对外贸易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重大影响时，也就形成国外供求对国内产值结构的影响；其次，国家的大小可能决定其合理的经济规模，从而形成国家的生产结构；再次，国家的大小与以人均产值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显著的联系；最后，就国家大小与经济规模相应的对外贸易比重和国内市场规模的影响来说，一个合适的简单度量标准就是生产总值的大小。为了分析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值水平，他采用人口作为尺度，“以1000万作为分界线把国家分为大（人口超过1000万）、小（人口低于1000万）两类”，并对大国与小国的人均产值的差异，以及国家大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库兹涅茨这种以人口为标准对于大国与小国的划分，看似过于简单，但却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产值）相当的情况下，人口数量是影响经济规模的重要因素。

霍利斯·钱纳里和莫伊思·塞尔奎因进一步研究了“大国型式”和“大国模式”问题。在1975年出版的《发展的型式》中，他们专门研究了1950—1970年间的大国型式及其规模效益。其一，大规模的最明显效益反映在生产型式上，是比较平衡、变动较少的国内生产型式；其二，大规模和低出口对资源配置的主要效益，是要求这些国家在发展的较早期改变经济结构；其三，大国的投入和储蓄水平比较高，从而增长稍快；其四，大国一味注重内部发展问题，结果导致一整套具有广泛后果的内向政策；其五，大国的工业劳动力和城市化程度超过小国，教育水平也略高于小国；其六，大国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上的困难，使得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创造明显优势。从他们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国型式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平衡发展、改变经济结构和增长速度较快方面，其劣势主要表现在比较封闭以及政治和行政管理困难等方面。

在1986年出版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钱纳里、鲁宾逊和塞尔奎因专门研究了“大国模式”。首先，他们提出了三种国家贸易模式，即大国模式、制成品出口导向的小国模式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小国模式。其次，他们分析了大国模式的特点。“大国倾向于选择内向型政策，这种政策似乎对大国比对小国更适合。”由于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对贸易类型的影响，大国出口专门化程度比小国要低。再次，大国模式的工业化起步较早，是由于普遍实行了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政策。大国达到准工业阶段是在人均收入250美元左右，标准模式在800美元左右，初步产品出口小国则在600美元左右。同时，钱纳里等研究了大国的划分标准，将小国的人口规模确定为500万，大国为2000万。1989年，他提出了新的标准，把1980年人口在5000万～15000万之间的国家划分为大国，把人口不足1500万的国家划分为小国。这种划分在大国与小国之间留出了一个隔离带，显得更为合理一些。

进入新世纪以后，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大国经济的特征。比如，对大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大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大国经济的传导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阿提拉·奇坎、伊尔塞贝特·科瓦克斯和通德·塔崔（Attila Chikan, Erzsebet Kovacs and Tunde Tatrai, 2005）利用OECD数据库，从库存投资的视角研究了世界上14个大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从而揭示了大国的宏观经济特征。检验结果表明：（1）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库存投资是比较高的；（2）库存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是正相关的；（3）库存投资与对外贸易是负相关的。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分析和预测大国经济的宏观行为和政策趋势，在制定政策时重视大规模投资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促进作用。金菁和邹恒甫（Jing Jin and Heng-fu Zou,2005）以中国为例，研究了发展中大国的财政分权、收入与转移支付问题。利用30个省份的数据检验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关键在于采取财政分权这种有效的体制安排。这就要求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财政分权在收入与转移支付之间的重要桥梁作用，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有效增长与协调发展。彼得·爱尔兰和斯科特·舒（Peter Ireland and Scott Schuh,2008）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数据研究了生产率与大国宏观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确定了消费、投资和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20世纪70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放缓是由于消费滞后导致的，但这种影响是暂时的，而投资的滞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是持久的；20世纪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是由于技术变革导致的投资冲动。所以，具有全球重要影响的大国要善于把握技术变革的机遇，充分利用技术变革带来的投资驱动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刺激全球经济的发展。

2.2.3 大国贸易、大国金融和公共经济

贸易与金融是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两个重要问题，西方学者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的大国因素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同时，也对大国公共经济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形成了大量关于最优关税问题的文献，其中有些明显涉及大国与小国的文献，我们以八田达夫和小川美智（Tatsuo Hatta and Yoshitomo Ogawa, 2006）以及小川美智（2007）为代表进行阐述。八田达夫和小川美智（2006）分析了收入受限条件下的小国开放经济最优关税问题，而小川美智（2007）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最优关税税率结构问题。尽管两者的结论相似，但因分析对象不同而导致分析前提和过程有所不同。考虑到大国经济对世界价格的影响（而小国没有这种影响力），小国模型收入受限条件下的最优关税结构建立在征税国的超额需求弹性上，而大国模型则建立在他国超额需求弹性上。小国模型最优关税税率以税后价格（即国内价格）标示，而大国模型则以税前价格（即世界价格）标示。同时，小国模型因为分析对象是小国开放经济体，故不涉及贸易条件效应，在收入受约束情况下政府征收商品税，征收一个固定水平的税收收入，导致价格扭曲不可避免。而这一点与最优税收理论不符，该理论认为税收结构应将价格扭曲最小化。他们的分析实际上是从财政产生的最优商品税问题直接扩展到小国开放经济体。政府征收一个固定数额的税收收入，而不是征收定额税。相反，在大国经济模型中，政府征收定额税，其最优关税是对可贸易商品征税以改善贸易条件。作者检验了拥有两种以上贸易品的大国的最优关税结构，结论显示通常最优进口关税是非统一的，根据外国进口品的价格，按外国出口的补偿性超额需求弹性一一列出最优进口关税税率，而随着外国出口商品的可替代性增大，最优关税税率向统一关税移动，这样，最优进口关税结构由两种效应决定，即趋近统一税率和从统一税率移开。邦德和西洛普罗斯（Bond and Syropoulos,1996）、邦德等（2001, 2004）分析了多国经济体合并形成关税联盟的最优关税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期，关于税收的国际效应以及外部约束对单个国家税收政策的影响方面的文章开始涌现，尤其是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激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如各国政府通过资本收入、劳动收入、消费的税收政策来竞争资本、劳动和商品销售。在商品税竞争和跨境购物研究领域，坎伯和科恩（Kanbur and Keen, 1993）、特兰德尔（Trandel, 1994）、王（Wang, 1999）、尼尔森（Nielsen,2001）的研究中构建了跨境购物两国模型，且两国大小不对称。坎伯和科恩、特兰德尔以及王的模型中一国具有更大的人口密度，而尼尔森的模型中一国在地理范围上比别国更大。这些模型预期人们从大国向小国跨境购物，理由是在两国给定税收情况下，潜在跨境购物消费者在小国补充组成更高比例的居民。这样，小国倾向于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境消费者，最终导致小国设置更低的商品税税率。而尼尔森（2002）根据现实世界有许多从小国到大国的跨境购物案例，如从加拿大到美国、从丹麦到德国购物，与以上理论模型预测的购物方向相反，构建了新的跨境贸易模型。因为小国居民对公共产品的估价更高，或者小国的其他可得税种将更扭曲价格，他赋予小国公共资金足够高的边际成本，使小国政府更愿意选择较高的商品税，从而产生小国到大国购物现象。尼尔森主要以小国与大国公共资金的边际成本之间存在足够的差额来解释这一现象。

亚历山德拉·卡西拉（Alessandra Casella,1996）研究了贸易集团的扩大对大国和小国的影响是否不同、对谁的影响更大等问题。他假定规模因素非常重要，将问题集中在规模的作用上。相对大国而言，新古典贸易模型显示，一般小国在相对价格上经历的变化越大，其得自自由贸易的福利就越大。垄断竞争模型也表明，小国通过增加商品种类等途径提升了福利，它们是典型的主要受益者。亚历山德拉·卡西拉的模型建立在由鲍德温（Baldwin,1993）加以发展的克鲁格曼模型基础上，认为规模经济使得设立在大国的公司能够低成本运营，那么集团的扩大所产生的收益很大比例落在小国身上，因为新成员的加入降低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改善了小国的相对竞争力。理论上集团扩大有利于小国，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后，法国和英国相对其他小国失去了一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份额，但意大利和德国的情形并不一样。这种实证检验与理论预期部分吻合、部分不符的原因可能在于，两国加入共同体前非关税壁垒的不同影响，贸易集团规模扩张不足以对规模不一的成员国产生重要的差异性影响等，因而需要更长时期的样本以及分解数据才能加以佐证。

在国际金融领域，学者们将国家规模作为影响金融竞争力、金融稳定性、汇率制度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予以考察。卡普罗和霍纳森（Kaprow and Jonathan, 2001）在研究世界金融危机史时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体系规模较小的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频率要高于规模较大的国家，据此提出一国经济金融规模与其稳定性成正比的观点。他们观察到全世界范围内有150多个国家的银行体系总资产不足100亿美元。他们认为小金融体系之所以运行不佳，原因在于分散程度较低、风险过于集中、金融体系竞争不足、不能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因而很少能提供边际单位较高的服务。此外，麦卡莱和罗梅罗纳（McCauley and Romero-Na, 2000）也指出小金融体系的监管成本过高。但是，学者们也指出小国可以通过提高多样化程度或直接向大国“采购”服务，来弥补自身经济规模过小的缺陷。即使本国不能提供某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小国居民也能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Goldstein and Turner, 2004）。另外，新兴市场国家（EM）最好的企业往往选择在发达大国市场挂牌，以获得更高的流动性和更广泛的投资者基础（McCauley and Romero-Na, 2000）。艾肯格林、豪斯曼和潘尼扎（Eichengreen, Hausmann and Panizza, 2002, 2003）在研究货币错配、解释国与国之间的“原罪”差异时，指出唯一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经济规模，他们以GDP、国内信贷总额、总贸易额或上述3个指标的主要成分来衡量。根据这一发现，他们建议采取“国际化”方案来解决原罪问题，由约20个规模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EM）货币构成EM货币指数，各货币权重取决于各国的GDP规模。然后由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性机构发行以该货币篮子计值的债券，同时将其资产负债表上现有的贷款转换为以货币篮子所包含的各种货币计值，以解决国际机构货币错配问题。

在研究汇率选择问题时也涉及国家规模因素。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2）发现采取货币局制度或正式美元化的国家，其经济规模一般都很小。穆沙（Mussa）直接提出经济规模很小的国家更适合采用固定汇率制。罗伯特·T·帕利（Robert T. Palley, 1997）认为，由于美国经济的绝对规模巨大，美国经济仍“偏向国内”以及采取浮动汇率而非固定汇率，金融市场全球化对美联储货币政策不会产生大的负面影响。麦金农（McKinnon, 2005, 2009, 2011）研究了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贸易不平衡和汇率问题。他发现2002年以来中国国内储蓄相对投资上升，而美国国民储蓄下降，中美贸易出现严重不平衡。对于这一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国的政治家们逼迫人民币升值。麦金农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目前中国无论在贸易上还是国家规模上都已取代日本，不仅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成为东亚经济的稳定器。而且，本次次贷危机促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财政稳定器。任何升值都无法扭转美国的储蓄不足和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急剧升值只会损害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导致世界宏观经济的波动。他认为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是美国改变过度消费行为，增加储蓄，同时提高利率水平、避免低利率导致大量资金冲击新兴市场国家，而中国以提高工资、实际汇率的升值来替代名义汇率升值，中国应与其他东亚国家携手签订联合协定，共同钉住美元，稳定彼此间的名义汇率，这样才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维护世界经济稳定。

蒙代尔是经济学家中较多关注规模因素的，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分析了国家大小对相关经济变量的影响。第一篇论文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运用到只有两个国家的世界，该模型特别证明大小国家的乘数不同（Mundell, 1964）；第二篇论文证明在古典和凯恩斯假设下，浮动汇率制度下国际调节的负担与国家大小成反比（Mundell, 1965）；在《黄金与白银》这篇文章中，他分析当世界权力格局由一个超级大国、几个寡头大国和众多小国构成时，国际货币体系会出现什么情况。少数寡头大国会不甘心超级大国的控制，将组建它们自己的货币联盟。蒙代尔认为倒不如创建一种世界货币，建立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来保护弱国免受强国的生杀予夺。他引用最优关税与贸易报复理论的结论，表明大国左右小国的观点，即使后者实施报复措施。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在世界权力格局由寡头支配的世界里，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际货币体系，都将是大国主宰小国，小国与大国的命运有天壤之别（Mundell,1997）。蒙代尔在研究欧洲汇率机制与美元汇率机制的异同时也明确表示，当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整体货币体系面临各种内外部冲击时，经济货币交易规模是决定其抵御能力的主要因素。德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3，其稳定性则相当于美国的1/3（Mundell, 2003）。德国因致力于统一而导致经常账户从顺差460亿美元变成逆差207亿美元，出现高达667亿美元的变化量，这一冲击对德国而言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4%，而对美国而言同样的冲击仅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Mundell, 1965, 1973）。

在公共经济领域，首先探讨了大国老龄化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通过代际核算得出人口老龄化将提高消费产出比、降低国民储蓄率从而减缓资本形成的结论（Gokhale, Kotlikoff and Sabelhaus, 1996）；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供给，导致人均产量的降低（Turner, Giorno, de Serres, Vourch and Richardson, 1998）；图拉雷·肯克和塞尔达尔·萨扬（Turalay Kenc and Serdar Sayan,2001）进一步从微观角度研究老龄化对需求从而对消费品和投资品相对价格的影响，尤其是，他们运用世代交叠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大国老龄化对小国经济的影响，提出欧盟人口冲击的溢出效应将强化处在人口转变期的土耳其的变化。土耳其被视为小国是因为它的贸易进出口额小且面临给定的世界价格，1999年它成为欧盟成员候选国之一；欧盟中取四个大国，即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组成EU4，它们与土耳其贸易往来密切，在土耳其进出口贸易中排名前五。因此，选择EU4与土耳其以考察大国人口老龄化对小国影响的传播是合理的。他们认为国际商品和资本流动为大国人口变化的影响传播到小国开放经济体提供渠道，这种影响通过改变小国的价格和利率水平得以传播。EU4的老龄化不仅影响土耳其的消费、储蓄、投资、产出和劳动力供给等宏观经济变量，也影响土耳其的工资、汇率和利率等微观经济变量。这一结论意味着，即使小国拥有相对年轻的人口，也潜在地容易受到大工业国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因此，小国开放经济体，往往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措施以应对工业化大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其次，探讨了大国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费利克斯·比尔布劳尔和马丁·黑尔维希（Felix Bierbrauer and Martin Hellwig, 2010）采用标准机制设计方法（standard mechanism design approach）对大国公共产品供给进行了规范分析。大国经济，是指拥有许多人口的经济体，每一个体太无关紧要以致不能对私人物品的价格或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等变量有任何显著影响。他们认为大国经济的典型范例是数百万人的社会，因其大小最适宜决定一国公共资源水平，这些公共资源涉及国防、法院系统等关系所有人员整体利益的事务，需要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才有利于决策。在小国或小经济体中，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机会成为关键性的人物，比如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显著影响力，这要求人们的出资能精确地表达他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当人们能够对提供或不提供公共产品发挥“关键性”作用时，如果能够实现个体激励相容，他们就能被引导到对公共产品的外部效应加以考虑，这种纳入外部效应的个体表达偏好的支付能够实现小国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而在大国经济中，个体既不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决策，也不能自主决定支付多少（他被强制付费），个体激励相容变得无关紧要。如果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产生影响，他还是说真话的好，这样传达的信息足够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激励相容反而不成为问题。

2.2.4 大国兴衰、大国复兴和新兴大国

从20世纪末期开始，西方学者比较多地思考了大国的崛起与衰落的问题，分析和预测了大国崛起的新时代。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通过回顾中国、日本、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大国的发展历史，提示了大国兴亡盛衰的影响因素。首先，他概括了大国兴衰的主要原因，认为“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贸易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其实，第一个原因只是一种现象，它本身是由第二个原因引起的，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才是更深层的原因。其次，他认为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是紧密相连的，但并不是说各国的成功与失败都出于经济原因，“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士气、联盟体系等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制约作用”。总而言之，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而且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大国的崛起。再次，他认为新世纪的世界强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即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满足国民的经济需求，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其中第三项也是不可缺少的，否则会导致在更长的时期出现相对暗淡无光的前景。同时，还把当今世界大国归纳为五大体系，即中国、日本、西欧、俄罗斯和美国，并具体分析了它们的现状和未来。

所谓大国复兴，即曾在崛起之后衰落的大国的重新崛起。中国、印度、俄罗斯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曾经有过兴盛的时代和辉煌的过去，现在开始了新一轮的复兴。美国学者格伦·E·施韦策在2000年出版的《新时期俄罗斯的科技、经济与安全》一书中，分析了导致俄罗斯悲观情绪的原因，展示了俄罗斯复兴和繁荣的前景。他认为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资源，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俄罗斯经济将会重新崛起。同时，“技术创新是将大量与世隔绝的苏联产品转变为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产品的必要因素”。激发大国的技术潜力是实现复兴的关键。德国学者卡尔·皮尔尼在2006年出版的《印度中国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研究了中国和印度对世界的影响，展望了它们的复兴之路。皮尔尼认为，这两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国家的增长率，都远远超过了世界经济增长率，并预言它们将积极保持最重要的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迟早会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经济强国”。皮尔尼分析了两国不同的发展模式：印度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建立在服务业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加工产业尤为突出，消费品领域的产品主导着世界市场；印度采用的是精英促进战略，其教育系统与经济需求紧密联系，而中国是拥有大批大众产品经销商的国家，需要从“世界工厂”转向高科技中心。可见，它们将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实现复兴。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出现大幅度衰退，而新兴大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以此为契机，西方学者开始思考美国的衰落和新兴大国崛起的世界经济新格局。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在2009年出版的《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一书中，对世界经济新格局进行了分析和思考。他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情景：“在2008年夏天的一个月时间里，印度断然拒绝了美国关于多哈贸易谈判的提议，俄罗斯占领了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中国举办了有史以来最壮观、最昂贵的奥运会。”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其基本经济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而且都拥有自己可观的经济活动（国内需求）。当然，尽管有经济萧条和其他国家的崛起，美国的全球经济份额仍然保持稳定。可见，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将是美国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并存和融合的时代。

扎卡利亚概括了过去500年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第三次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新兴市场”一词是国际投资经理人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提出的，它表明了发达国家看待“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眼光。阿格塔米尔在2007年出版的《世界是新的：新兴市场崛起与争锋的世纪》一书中预言，前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会重新崛起成为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未来世界的一流经济强国，“全球的经济重心会发生一次巨大的转移——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他所说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是指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韩国、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伊朗、巴基斯坦、菲律宾、尼日利亚、埃及、孟加拉国和越南。阿格塔米尔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新兴市场的世纪：第一，这15个领先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将在2030年后超过“七国集团”（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第二，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已经不再是制造简单的低成本和低技术含量产品的企业，它们将从模仿者变成创新者；第三，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它们已经跻身世界500强公司。所有这些，预示着新兴大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群体性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