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罗希洛夫率团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特别是1956年10月波匈事件发生后，西方敌对势力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东欧形势不稳，意大利和英国的共产党员纷纷要求退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日子也很不好过。

在此期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中央向苏共中央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就当时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种迫切问题交换意见，统一认识，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发展。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这些建议。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认为，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当前世界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取得共识，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十分必要，因而明确表示支持。此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就如何召开这次国际会议多次交换意见。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党两国团结一致和捍卫社会主义阵地的决心，双方商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同时，伏罗希洛夫率团访华也是对毛泽东1949年底1950年初访问苏联的回访，以显示中苏两国的平等地位，“不是中国国家元首总往苏联跑，而苏联国家元首不到中国来”。1957年1月6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邀请他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访问中国。1月18日，伏罗希洛夫复信毛泽东，感谢对他的邀请，并表示准备在4月15日至5月5日期间访华。

1957年4月15日，伏罗希洛夫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抵达北京。代表团成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拉希多夫、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苏联驻华大使馆大使尤金。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也一同来华。

伏罗希洛夫是苏联的国家元首，他的这次访问，受到中方高规格的热情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代表、数千群众到南苑机场迎接。在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毛泽东在致欢迎词中，称伏罗希洛夫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乘坐敞篷汽车缓缓驶向中南海，几十辆汽车组成的迎宾车队跟随其后，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乘坐的敞篷汽车行至天安门广场时，数不清的欢迎群众自发地冲破警戒线，拥向车队，挥舞着鲜艳的花束，高呼“毛主席万岁！”“伏罗希洛夫主席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一时间车队只好停下来。伏罗希洛夫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近距离地、几乎面对面地向他热烈欢呼，他又高兴又有些紧张，不安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谈笑自如地说：“‘既来之，则安之’。他们看够了，也就散了。”过了好一段时间，车队才从人群包围中驶出来。随后，伏罗希洛夫及其警卫人员、儿子、儿媳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代表团其他人员则被安排在东交民巷宾馆。

为了准备迎接伏罗希洛夫访华，我们中办翻译组经请示中办主任杨尚昆同意，请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李越然来担任主要翻译。李越然精通俄语，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给苏联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当翻译，多次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当翻译，陪同他们去苏联访问，是新中国首批俄语翻译中的佼佼者。他原来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工作，后调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伏罗希洛夫在华的各项活动，都由李越然担任翻译。我分工照顾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并在苏联代表团赴北京之外的地方参观时给伏罗希洛夫做了一些翻译工作。中办翻译组的朱瑞真跟随罗瑞卿和苏方保卫人员，负责安排伏罗希洛夫的安全保卫工作；赵仲元则给其他苏方人员当翻译。

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一直由中国党政主要领导人陪同。在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出席了为他举行的所有活动；在东北，朱德、贺龙、罗瑞卿专程陪同他参观访问；刘少奇陪同他访问了上海，拜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周恩来专程到杭州陪同他访问参观；贺龙陪同他飞往广州、武汉访问；彭真专程到广州迎接他，然后陪同他访问武汉后回到北京。伏罗希洛夫每到一地都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动人场面，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展现了当年中苏友好的深入人心的画卷。对中方高规格的热情周到细致的接待，伏罗希洛夫多次表示非常满意。然而，这也引起了赫鲁晓夫的不满，中苏关系恶化后，他不止一次地抱怨，他访问中国时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热情的接待。他甚至武断地说，中国对伏罗希洛夫的高规格接待，是故意要贬低他赫鲁晓夫的。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陪同伏罗希洛夫访华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对中方人员说，这次伏罗希洛夫访华只是礼节性的访问，苏共领导人没有授权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什么实质问题。据我们回忆，在伏罗希洛夫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交谈或接触中，确实没有涉及什么官方的正式的话题。但伏罗希洛夫作为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同毛泽东等人的交谈中仍然流露出对当时中国局势的关切和隐忧。

4月15日晚上，毛泽东请伏罗希洛夫共进晚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作陪。伏罗希洛夫坦率地提出，苏联从上到下都不理解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理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允许在报纸上发表大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反苏的言论。苏联人民怀疑“双百”方针正在为资产阶级思想提供讲坛，它必将导致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泛滥，必将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毛泽东回答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中国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口号，古为今用，我们利用了它。在学术问题上提倡“百家争鸣”，可以防止一些学阀压制观点不同的学派。“不能做温室里的花草，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伏罗希洛夫没等毛泽东把话说完，就反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反对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敌人会抓住一点缺点，大造舆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也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他们放出来的东西我们登出来了，其中有“香花”，也有“毒草”，把“毒草”作为反面教材，也有好处。让他们放到一定时候，我们将反击。

但是，毛泽东的这个解释并没有完全说服苏联客人。在伏罗希洛夫从中国去印度尼西亚、越南访问期间，毛泽东请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介绍了中国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周恩来于5月21日和23日两次接见尤金大使，通报了有关情况。在伏罗希洛夫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又于5月24日和25日两次亲自向伏罗希洛夫介绍整风运动、大鸣大放的目的和进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