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南斯拉夫

1957年1月17日至31日，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大代表团到南斯拉夫进行访问，是在《人民日报》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之后。匈牙利事件平息后，全世界的反苏反共达到高潮，西方势力大肆攻击，许多共产党表示支持苏联的行动，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发表谴责苏联的言论。南共领导人特别是铁托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抨击苏联。他们认为，匈牙利事件是“人民群众反抗斯大林主义统治的革命”，说“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毕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正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行事的”。他们认为，匈牙利事件中产生的纳吉政府宣布国家生活民主化，要求苏军撤退，要求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实行中立，是表达了匈牙利人民的愿望。他们表示无保留地支持纳吉政府。他们并且表示，“党是官僚制度的化身，无须恢复”，建议匈牙利“根本改变政治制度，把政权交给工人委员会”。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铁托1956年11月11日在普拉的讲话，他第一次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分子，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分子赶下台。

针对上述情况，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讨论，通过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阐明了中国党对当前国际局势、国际共运中的原则问题的看法。文章对南共领导人的言论做了批评，而且很严肃，但还是留有余地，采取同志之间商量问题的态度，对铁托的批评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但是，团里估计对南斯拉夫的访问不会那样轻松。

1月17日中午，彭真和代表团抵达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在机场受到了南斯拉夫议会和群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彭真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以及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的胜利，赞扬中南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合作，鲜明地提出要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彭真最后说：“我们代表团这次来访问，是为了进一步加深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增进我们的友谊，是为了学习你们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就是为了加强我们在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的团结。”

在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彭真同南斯拉夫联邦总统铁托、国民议会主席皮雅杰、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兰科维奇，以及联邦国民议会、执行委员会、贝尔格莱德市人民委员会，以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四个共和国的议会、政府、党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在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彭真和代表团还访问了南斯拉夫著名的“谷仓”——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伏伊伏丁纳自治省首府诺维萨特、南斯拉夫中部的波黑共和国的首府萨拉热窝、克罗地亚人民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市、斯洛文尼亚人民共和国首府卢布尔雅那；参观了位于贝尔格莱德的拉科维查发动机工厂和原子能研究所，诺维萨特市的农业机械工厂、农业研究所、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萨拉热窝的历史博物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皇储被刺的图片展览馆、木材加工工厂，钢铁基地泽尼查的钢铁联合企业，萨格勒布市生产和出口发动机的工厂、民族博物馆，波斯多伊纳的钟乳石洞等地。

访南期间，彭真和代表团认真研究了南斯拉夫实行的管理体制，包括由联邦院和生产者院组成的两院制的国民议会、经济单位的“工人自治”制度。彭真亲自同皮雅杰等负责人举行座谈，交流议会工作情况；参加了贝尔格莱德市人民委员会举行的有关讨论城市社会计划草案的会议；会见了伏伊伏丁纳自治省和诺维萨特市议会和政府的领导人，就有关农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在波黑共和国同共和国、市和县领导人就有关市政、公社和企业自治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在克罗地亚的拉德·冈查尔电机制造厂就工人委员会和企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彭真和胡子昂还率领部分团员参观了萨格勒布市最大的百货公司，随后同该共和国的国民议会经济委员会主席，贸易协会主席和百货公司的经理，工人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等，就公司的经营状况、职工工资、利润分配、物价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一部分团员由章伯钧、乐松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和周叔弢（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率领分别同该共和国农业生产合作总社和萨格勒布市人民委员会就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市政问题进行了座谈。

彭真在1957年3月31日向全国人大常委扩大会议报告中，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南斯拉夫实行的“两院制”的议会体制、“工人自治”（报告中称为“工人集体管理”），但也有所保留。彭真指出：“至于他们如何把企业的计划和国家的总计划（“社会计划”）结合起来，以防止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问题，我们访问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研究。”那一时期中国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彭真报告中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南斯拉夫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虽然处于转型初期，但已显示出别的东欧国家所没有的活力。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角度去观察，必然得出离经叛道、不合规制的结论。

在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彭真多次发表讲话，针对中南关系的准绳、南各族人民的建设成就、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两国的团结、正确看待和处理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的分歧等问题，阐述了中国党的观点。

1月18日中午，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出席皮雅杰举行的宴会。彭真在宴会上讲话说，我们两国人民有着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奋斗目标和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为行动的根本准绳，有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作为处理两国间相互关系的指针。

1月20日中午，彭真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贝尔格莱德市人民委员会主席米尼奇举行的宴会。彭真在宴会上说，我相信通过两国首都的直接接触和联系，通过交流经验和相互学习，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对于世界和平必将起有益的作用。

1月27日中午，彭真率领代表团出席斯洛文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马林科举行的宴会。彭真在宴会上说，我们认为一切国家之间都应按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处理相互间的事务。但这并不是说，在我们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不会对若干问题的看法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分歧。可是，相同的意见往往是根本的、主要的。即便暂时有若干论点不同也并不要紧，可以在继续探讨中求得一致。

1月21日至27日，彭真率代表团到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国参观访问期间，陪同彭真访问的是南共中央委员、战斗报社社长贝格维奇。1955年他曾作为南总工会代表团成员访问过中国，当时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参加了接待工作。贝格维奇是南共的老党员，参加过西班牙战争，是铁托总统的战友。他高个，清瘦，两鬓花白，戴着金边眼镜，文质彬彬，精通俄、英、法、西四国语言。

贝格维奇与彭真走了一路辩论了一路。辩论的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大林。贝格维奇对斯大林非常恼火，说他大国主义，整南斯拉夫整得厉害；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对的，但赫鲁晓夫在处理兄弟党关系上仍然是大国主义；南斯拉夫在企业管理方面实行工人自治，深得全体人民拥护，赫鲁晓夫却大为反感，认为南斯拉夫是标新立异，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坚持要对斯大林全面地、历史地、公正地给予评价，还是要三七开，功绩是主要的。

不过，他们两人在辩论中也有一致之处。彭真说：“九国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是错误的。”贝格维奇听了很满意，说铁托坚持独立自主，深受南斯拉夫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我们不能听命于苏联的指挥棒。

贝格维奇讲的是实话。我们走了一路，发现南斯拉夫全国上下都对斯大林不满，对苏联现领导人也有意见。全国上下，无论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对铁托都是一致拥护和颂扬，各加盟共和国都拥护和支持铁托。还有一个情况很突出，南斯拉夫上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代表团都表示了极大敬意，提起毛泽东都很赞扬，称道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决定政策。

与彭真辩论最激烈的是马林科。他咬着牙愤怒地说：“斯大林在南斯拉夫一件好事也没干！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尊重的、友好的。可是斯大林不行，他整南斯拉夫，整铁托同志。我们没有屈服，他休想把他的意志强加于南斯拉夫人民！”“九国情报局开除南共是错误的。斯大林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是犯了大国主义错误的，这一条我们党已经正式表明态度。”彭真平心静气地劝说：“但是对斯大林还是要三七开，要全面评价。事情都过去了，还是要向前看，我们毕竟都是共产党，是同志。关键时刻还是同志靠得住哟。我们希望南斯拉夫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

“我们是反对搞阵营的，”对方明确断然否定阵营说，“搞阵营只会加剧世界紧张局势，增加对立和战争危险，会刺激新的世界大战爆发。”

“这样讲是没有根据的，”彭真予以反驳，但态度始终是温和的、说理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阵营，谁刺激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德国进攻欧洲各国，进攻苏联，那时也没有阵营嘛，战争起来才有阵营，又是谁刺激了？这由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是资本主义内部酝酿出来战争危机，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刺激了他们。”

贝格维奇说：“哎呀，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研究透。彭真同志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理解我们。我们也是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我们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能按一个模式去做，我们有自己的国情，我们只能按自己的国情制订政策。我们不搞阵营，也是从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考虑决定。”对此，彭真表示理解，但依然适度地表示了对斯大林要一分为二，要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

1月28日下午，彭真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卡德尔举行的茶会，双方在谈话中表示相信中南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今后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1月29日，彭真率领代表团到总统府拜会铁托总统。下面，我简要说说彭真会见铁托的前因后果。

1957年1月，为了讨论波匈事件后的国际形势，平定东欧的动荡局势，赫鲁晓夫邀请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会谈。1957年1月18日，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向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同一天，彭真接到正在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国政府会谈的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要彭真单独会见铁托一次，向他转达中共中央的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在1月29日铁托接见彭真前的1月27日，彭真收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在会见铁托时对目前召集兄弟国家会议问题不要表示意见。这份电报中共中央也发给了周恩来。

1月29日，彭真率领中国代表团去总统府会见铁托。铁托同彭真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表示热烈欢迎后说：“我有一些重要的话想请彭真同志转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要这些年轻人当翻译。”然后，铁托和彭真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担任翻译。这样，我们代表团在大客厅等候。

铁托同彭真的谈话，据伍修权回忆，主要涉及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问题。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了国际共运的混乱，西方国家掀起了反共浪潮。不少兄弟党建议召开国际会议，统一认识，加强国际共运的团结。1957年1月18日，周恩来在访问莫斯科时给彭真打电话，请他同铁托商议，考虑到现在苏共名声不太好，由苏共发起国际会议可能有的党不愿意参加，可否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对此，铁托向彭真表示，关于召开各国党代表会议问题很重要，要在他们中央讨论一下。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以至多边的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世界各国党的会议。后来南共中央经过讨论，正式答复中共中央就是这个意见。会见后，彭真从我驻南使馆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汇报了同铁托谈话的情况。30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康生、王稼祥开会，讨论彭真在电话中所提的问题。

1月29日晚上，彭真和全团成员出席伍修权大使为代表团访南举行的招待会。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皮雅杰、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兰科维奇、伏克曼诺维奇、乔拉柯维奇等应邀出席招待会。

1月31日，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在结束访问南斯拉夫后到达莫斯科。

这一次，苏联方面提高了接待规格。彭真没有再住苏维埃旅馆，被安排到克鲁泡特金斯基大街的政府宾馆。并且，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就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里单独会见了彭真。会见时苏共中央委员波诺马廖夫和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在座。

赫鲁晓夫向彭真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想可不可以由各兄弟国研究一下，重新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类似新情报局那样的东西，你们看怎么样？”

彭真表示说：“我这次来，中央没有授权会谈这些重大问题。你们的想法我回去将向中央报告，中共中央研究后会及时向你们做出答复。”接着，彭真介绍了访问东欧各国的情况，说形势很好，局势已经稳定。

“东欧局势能这么快恢复稳定，这与中国共产党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分不开，中国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苏联同志对此表示敬意。”赫鲁晓夫讲到此，习惯地转动一下腕上的手表，又谈起了斯大林问题。显然这是他的一块心病。局势稳定了，他的态度又变了：“你们不了解斯大林，这个人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列宁去世后，他就有计划地着手消灭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和拥护这些布尔什维克的积极分子……”赫鲁晓夫讲了许多斯大林专横暴虐的例子，言语中露出对中国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有不同看法。谈话的整个基调与不久前欢迎周恩来的宴会上他所讲的有关斯大林的话全然不同了，还是全盘否定。他这种瞬息多变的反复态度使人感到惊讶。还可以看出，他始终担心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有不同看法，希望通过多渠道做些疏通工作。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关于斯大林问题，反对个人迷信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中共八大已经明确表了态。但是涉及对一个人的评价，特别是像斯大林这样重要的领袖人物的评价，我党历来主张要慎重，要坚持全面历史地去分析，不能笼统地一棍子打死。那样既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双方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那时，中苏双方都有团结的强烈愿望，所以遇到无法一致的问题时，常常是各自少说几句，保留观点即可，并不强求统一。赫鲁晓夫还在别墅单独宴请了彭真。在他眼中，彭真是中国共产党内很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

2月1日，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彭真关于出访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汇报。

关于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五国的情况，彭真于1957年3月31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4次会议扩大会议上也做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