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

1956年6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率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目的是同苏联政府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国代表团有50多人，李富春是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是副团长，团员中有多个工业部的部长，我记得有赵尔陆、王鹤寿、柴树藩、黄敬等。国家计委、各工业部都由专家、专业翻译组成工作组，同苏联有关部委的代表进行对口谈判。

本来，国家计委打算请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翻译李越然陪同李富春访苏。1952年陈云、李富春在莫斯科就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同苏联政府谈判时，就是李越然给他们当翻译。所以李富春这次访问苏联，李越然去最合适。但是，由于李越然的所谓历史问题，这次出国前政审没有通过。李越然有什么历史问题呢？这得从他父亲李芳中说起。李老先生自幼学习俄文，当过翻译，伪满时期曾同苏联的情报人员有联系。1945年10月苏军解放东北后，选送李越然到苏联去接受情报培训。1946年4月培训结束后，苏方送李越然回到家乡，让他注意国民党的动向。1947年，人民政府在哈尔滨的地位已经十分牢固，李越然认为没有必要继续为苏联搜集情报了，于是就向黑龙江省公安厅说明情况，交出了电台，当时公安厅的领导陈龙、汪金祥给他签发了证明。新中国成立后每次政治运动，李越然的这段历史都要重新审查。这次国家计委要借调他陪李富春访苏，但对他的审查没有通过。

不知道经过谁的推荐，国家计委的同志找到全国总工会，要我去给李富春当翻译。我赶到计委见到李富春办公室主任吴俊扬，老吴简单地交代了任务，要我抓紧时间做些准备，过两天就走。同时要我马上去做两套衣服，做好后托人带到莫斯科去。很凑巧，我去见老吴的前一天，在食堂吃午饭时吃了一块肉皮冻，大概不干净，当天晚上就开始腹泻。我也没好意思对老吴讲明情况，从医务室要了一些止泻药就出发了。

6月19日，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乘坐苏联政府派来的伊尔—14型专机离京赴苏，中途在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和喀山着陆加油。抵达莫斯科时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等人的热情欢迎。中国代表团下榻苏维埃旅馆，这是一座新建的接待政府客人的现代化宾馆。李富春住的套间里有大的会议室、会客室、餐厅、卧室。代表团其他成员和陆续到达的随行人员都住在苏维埃旅馆。

1955年夏，毛泽东主席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大反“右倾保守”，使原来稳步前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超高速度发展，整个农业与农村发展目标都出现了严重的冒进。在这种气氛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也大大加快了。到1956年1月底，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宣布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也大大加快。这种急于求成之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以及各个经济领域，严重冲击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在“反右倾保守”的重压下，各地、各部门都提出了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完成的超高指标。作为国家计委主任的李春富，深切地认识到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带来严重的后果。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压缩过高指标的指示精神，李富春主持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修订工作。这次访苏他就带着拟就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以及请求苏联援助的项目草案来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

整个会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组会谈，一个组谈计划，另一个组谈项目。会谈方式一般先由中国方面说明情况，再由苏联方面提出问题，然后由苏方在小组中提出意见，经双方商谈后报告综合组，由综合组进行总的平衡和研究。第二阶段是由苏联方面提出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初步意见和对中国方面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初步答复。

国家计委和各部的同志每天都是上午去会谈，下午回来总结同苏方会谈的情况。然后由各部部长向李富春汇报。我不懂业务，插不上手，所有的分组会谈，都由国家计委或各部的同志翻译。平时我只负责照顾李富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