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文海校长——在李文海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

郑杭生[1]

文海校长不幸在81岁之际离我们走了。我们都很悲痛。就个人来说，我失去一位共事十年的学校主要领导和好友，一位在学术界多年担任相似职务而又心心相印的著名学者，一位始终在自己学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志同道合的著名历史学家。文海比我长4岁，属于我的兄长辈。在这个追思会上，我想就这三个方面简要地说一些记忆深刻的事情，与大家共享，以悼念文海校长。

一

文海是1987年10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94年6月至2000年9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我是在1987年9月至1997年4月担任了十年副校长，所以，先后10年一直在文海领导下工作，其他领导过我的还有袁宝华校长、黄达校长以及后来的马绍孟书记。

这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事情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对谁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对作为党委书记的文海来说，他的担子最重，在那样的国际国内复杂的情况下，既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又要最大限度保护那些没有政治经验的学生，他们很容易受到一些怀有政治目的的内外势力的影响、误导和利用。应该说，面对这样的大风大浪，文海和人大其他主要领导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水平。在他们的部署下，我们这些分管的副校长，都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回来，应该说工作还是有效果的，劝回了不少学生。特别是6月3日晚上，按照文海等主要领导的要求，领导班子的成员，分别到学生宿舍，一个一个宿舍走，劝说他们不要外出，告诉他们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应该说，这减少了很多损失，保护了不少学生。对于事后的处理，应该说也是既坚持原则，又通情达理，保护了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后来，文海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组织几位副校长吴树青、罗国杰和我对学生做报告，分不同的专题，对学生进行教育。其中，我讲的是划清两种民主观的界限，后发表在全国性的报刊上。

在文海主政期间，人大领导班子最大的特点是很团结、协调，大家工作得很愉快。不可否认，工作中对人、对事的看法，不可能没有分歧，但是文海从不以位压人，总是以理服人。同时只要分管副校长的提议对，他总是很支持。从1990年到1993年，我分管过四届职称评定工作。在评职称的过程中，我在文海书记和黄达校长的支持下处理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我让人事处做了一项调查，就是从国外留学得到博士学位回来、建国初期是教授而现在不是教授的人有多少，回答是不到10个。另外一件是我让人事处调查一下解放初期是教授但现在不是教授的有多少，结果也是差不多有10个。这两部分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他们有的是一些很有影响的人士如伍修权、陶大镛的同学。他们怨言很多，心情不舒畅，多次找我反映。我向黄达、文海等校主要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提议解决他们的教授职称问题。领导们都支持，终于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既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调动了这些人的积极性，符合党的政策，也维护了人大的声誉，对人大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二

在学界，文海和我担任一些相似的职务：文海是国家社科基金历史组的组长，我则是社会学组的组长；文海是教育部历史学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则是社会学的主任委员；他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历史学编写组的首席专家，我则是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的首席专家；等等。因此，我们有很多会在一起开，有不少交流，文海对我有不少帮助。每次文海的发言，都很有水平，能够抓住学界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倾向性的问题，很有说服力，听了有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

文海和我有许多共同的经历，我们在1986年一起晋升为教授，1991年一起获得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一起被聘为人大首批一级教授。这些共同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增进了我们的友谊。

在作为学者的交往中，有一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这就是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绳同志，托文海向我转达他对我两篇文章的评论性观点。一篇是《光明日报》《社会学研究》分别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的文章，说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观点，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篇是《红旗》杂志（后改为《求是》杂志）发表的题为《正确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文章，胡绳同志也表示赞赏。文海向我转达上述意见时，也不忘对我表达兄长般的关爱和鼓励。

还有一件事是文海曾送我一把很精致的可折叠的太极剑，这是因为他看到我那时经常打太极拳、练太极剑。他很平淡地对我说，这剑对你有用，对我没用，你拿去吧！这同样体现了他对同事的友谊，他那兄长般的关爱。

三

文海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始终在自己学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毫不含糊、态度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远见卓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些表现在他对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等的研究方面，也表现在他对社会史、近代中国灾荒史特别是清史的研究方面，还表现在他开发历史传统，借鉴古代，为现实服务上。可以说，他著作等身，培养了很多人才，多次获历史学界学术大奖。

文海对一些诸如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全般否定的观点，对我国历代的英雄人物、共和国开国领袖等抹黑、污名化的做法，都是坚决反对的。他经常说，一个否定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从不同的领域都主张，无论对我们的历史，还是对我们的现实，都要有一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的。

作为长期共事的同事、好友和兄长，作为在学术界长期有交往而心心相通的学者，作为在自己的学科一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志同道合的历史学家，文海的音貌、笑容，永远留在我们脑海里，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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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1987—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