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的可见议程

一、比较什么？

本书作为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方面的著作，旨在比较不同流派的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哲学基础、科学基础、观察视野、思维框架、研究纲领、话语体系、叙述范式等方面的联系与区别，同时还要比较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在选题方法、研究方法、分析方法、叙述方法等方面的联系与区别。

比较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在哲学方法论和应用方法论方面的联系与区别，实际上在于找出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共性与特性，由此为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合作与分工找出理论依据，同时还为辨析不同学派的理论特征和实际价值特征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是说，比较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为比较经济学理论观点提供了更深刻的依据。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这里，我们把方法论的比较放在方法或方法体系的比较之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逻辑上的置换呢？这是因为虽然方法论作为关于方法的学问在认识层面上以方法为前提，但在应用上却以“隐蔽议程”的形式表现为“可见议程”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将是我们在方法论比较中要展开的一个问题。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在这里，我们用哲学方法论的比较和应用方法论的比较替代了对认识方法论和实践方法论的比较，同样也用哲学方法和应用方法的比较替代了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的比较。这是不仅是为了更符合当代方法论学界的话语特征，而且是为了更符合经济学方法论学界的习惯，况且只要明确这两对范畴的内涵与外延，这种替代也不失原则。（注：在方法论学界，一个在理论上反复争论的问题是，如何表述方法论问题？例如，本书作者曾经用“认识方法论”、“实践方法论”来表述过作为研究的“根本方法”的“方法论”。但也有人用其他概念来表述。例如博兰德就用哲学方法论和应用方法论来表述，他还把前者表述为“大方法论”，将后者表述为“小方法论”。这些问题将在本书都有展开。参见［加］劳伦斯·博兰德：《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一种波普尔主义视角》，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

二、为何进行比较？

博兰德曾说过一段听上去充满悖论又非常有意思话。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要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却是意味深长的。他说：“关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教科书，大部分都从方法论写起。人们可能会因此得出结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方法论是绝对重要的。但这只是一个幻觉。那种认为在我们开始对事实进行分析之前，必须掌握适当方法论的观点，是早已被摒弃的旧的科学哲学（即归纳论）所提倡的观点。根据现在被广泛接受的科学哲学（即约定论），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与任何经济学家关于适当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看法无关。今天，我们似乎应该相信没有必要讨论方法论，因为它不重要。但我将努力证明，方法论的确重要。并且，方法论不可能被轻易地分离出来，在导论中轻描淡写。今天，那些继续挑战新古典理论家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默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适当方法论的直接后果。”（注：［加］劳伦斯·博兰德：《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一种波普尔主义视角》，序言，1页，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

在著者看来，博兰德真正要表达的是如下的意思。第一，大部分按照“既定的”方法论去写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和理解方法论；因为方法论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一个在导论中需要提及的或者是被归纳过的“套路”，因此方法论在他们那里绝对是个“幻觉”，即根本不与他们的理论契合的“摆设”。第二，作为一个经济学方法论的大家，博兰德认为方法论是绝对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它与经济学家要表达的经济理论（观点）是水乳交融的，因而是其全部经济理论体系的“灵魂”，或者说是那个直接引出经济学家全部理论观点的基础。第三，经济学方法论不仅是“因人而异”的，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论，并不存在一个普适的方法论，而且不了解经济理论（包括不了解某一个流派的经济理论）的人也不可能了解经济学方法论（包括不可能了解某一流派的经济学的方法论）。正是因为如此，博兰德在经济方法论研究上主张坚持“个人主义解释”的原则。

著者很同意博兰德的上述观点。把方法论当做一个支持理论的套路，这样的人，不仅西方有，而且中国也有。用“空头”方法论吓唬人不仅不能证明自己是那个学派的传人（例如马克思主义的传人），而且相反却能成为毁坏这个学派的“毒药”。当前，在中国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导论”中，这种“毒药”在其“导论”中比比皆是，令人难堪。方法论之所以“因人而异”，是因为方法本身“因人而异”。再说，比起方法的使用，方法论的形成有更为深厚的底蕴。这种底蕴不仅取决于方法论者本人的能力体系，而且取决于方法论者所处的文化氛围和历史背景。维也纳学派每一个大家的方法论的形成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然而，著者最赞成的博兰德的观点是，对任何一个方法论的研究或评价，必须建立在对其理论有所研究的基础上，这是因为方法论与理论体系不能分离，正像人的“灵与肉”不能分离一样。由此，著者破解了一个“迷”，那就是为何国内外方法论家对《资本论》方法论闭口不谈。

三、如何进行比较？

“比较”是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态度和习惯。它几乎是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和事实，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就没有选择。然而，在各种资源尤其是时间资源特别短缺的当代，我们不可能不选择因而也不可能不去鉴别、不去比较。然而，虽然人们整天在比较，但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去比较”。由于没有科学的比较方法或合适的比较方法，于是就会出现一些类似“关公战秦琼”的笑话。记得在某年中国春晚，相声演员冯巩说了一个非常可笑的“段子”：“我想和潘长江比个儿高，我想和陈佩斯比美发，我想和帕瓦罗蒂比劈叉，我想和美国总统比说中国话。”这种非常可笑的比较方法，除了可以娱乐自己、娱乐大家之外，实际还表达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那就是“如何比较”即“比较方法”是实现“为何比较”的路径或手段。如果比较的目的是为了开心，那就可以像冯巩那样，把非常不具有可比性的要素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达到具有非凡“喜感”的效果。

冯巩的比较方法毕竟是“小品艺术”的比较方法。如果我们把这种方法运用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上，那么不仅不会收到很开心的学术效果，而且相反只会收到很糟糕的尴尬效果，因为那种方法本身就是对学问的猥亵或对科学的亵渎。这就是说，在“如何比较”的问题上，首先要确定的是“比较主体”的问题，即要确定“谁”和“谁”进行比较的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确定“比较主题”的问题，即就什么问题进行比较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比较方法中需要坚持的“相关性原则”。只要坚持了这个原则就绝不能出现让伟大的科学家霍金与伟大的运动员博尔特进行100米冲刺的尴尬比较，也绝不能出现让“战略军事家”与“士兵”进行拼刺刀的愚蠢比较。另外，还需要确定的一个原则是比较方法中的“差异性原则”，即不同的比较主体用怎样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就怎样一个相同的或具有类似性的主题发表了怎样的具有个性的理论观点，并在怎样的语境中收到怎样的效果的问题。

如果把比较方法中的“相关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耦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关于如何比较的“比较框架”或“指标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就是比较主体、比较主题、时空范围、（代际）影响程度等。由此，本书确定了如下比较框架：

（1）将比较主体分为两个系列，其一，汪丁丁教授策划的《经济学方法论译丛》中的几位论家（包括外延）；其二，《资本论》方法论的几位当代解读家（包括外延）。

（2）将比较主题确定为三个问题即经济学认识论或哲学方法论，经济学思维论或逻辑方法论，经济学叙述方法论或应用方法论。

（3）将时空范围确定为19世纪50年代至今一个半世纪，包括19世纪80年代、20世纪30年代、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前后四次较大的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论争。

（4）将代际影响的比较确定在19世纪、20世纪、21世纪三个世纪之中。

四、比较的意义

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学体系（包括经济理论分析）中关于运用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叙述范式实现预设目标的学问。从经济学体系的自身建设来看，有没有完善的方法论，不仅是比较不同流派的经济学体系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而且是评价某一流派经济学体系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例如，以《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其诞生到今天历经一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但依然昂然屹立，成为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究其原因，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有着迄今为止无人可与之比肩的方法论——是那种与其经济理论水乳交融的方法论，而不是那种“人们经常想要知道而又不敢问津的科学哲学”（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或者被人称为“望而却步的科学哲学”（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更不是那种“总是比那些追逐以数学为基础建立模型的方法的冗长乏味”的哗众取宠的方法论。（注：参见［美］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前言，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的意义”在于“选择”。

在当代，经济学方法论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当代——不管人们把它理解为德鲁克的“知识社会”，还是理解为汪丁丁的“后资本主义”，总之，在这里，它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所谓“复杂”，就是处在秩序与混沌之边缘、已知与未知的交界处、过去与未来的十字路口、确定性与不确定的中间态，因而极具或然性的那样一种“存在”及其“属性”。由此，“探索复杂性”（注：［比］尼科里斯、普利高津：《探索复杂性》，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寻求“从存在到演化”（注：［比］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从混沌到有序”（注：［比］伊·斯唐热、伊·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的路径和方法，已经成为当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人文科学，当然也包括经济科学的一种趋势，甚至是一种具有特征性的时尚；由此，经济学方法论学界一方面出现了“从波普尔到新异端”频繁的“范式转换”，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把这个多姿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了用几页纸就能写尽的一系列狭隘、抽象的法则，所有的教科书都充满了数学等式”（注：［美］米歇尔·沃尔德洛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的状态。

如果说讨论“为何比较”是为了清洁经济学方法论的学术环境，讨论“如何比较”是为了使这种清洁更有效果，那么讨论“比较意义”则是为了在更准确地做出价值判断，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为了在比较的视域中彰显《资本论》方法论的跨时空价值。在这里，著者不能不指出：无论在当代经济学方法论开山之作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中，还是在当代中国经济学方法论引进之作汪丁丁的《经济学方法论译丛》中，《资本论》的方法论都被湮没于无形和无声之中。实际上，从经济学方法论的首场论战——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和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新历史学派之间那场关于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的论战——来看，无论是维也纳学派“边际革命”的锋芒所向，还是德国新历史学派“政治社会科学方法”的创新所在，都是以对《资本论》方法论的批判为可见议程之基础的。因此今天，即在充满复杂性的当代，揭开这个“隐蔽议程”，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