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潮的出现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潮的出现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寻找新方案，探求新出路。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成立社团，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因此，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2版，第一卷，上册，44页。）。由此，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迅速成为中国思想界中主导一时的潮流。正如当时的一篇文章所描述的：“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起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斯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注：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

但是，“五四”时期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虽然被称为“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是“伪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乃至“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它们是与科学社会主义背向而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其中包括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社会思潮。这些思潮都曾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中国，都曾不同程度地为中国学者、政治活动家、青年学生等社会群体所引入，使中国的思想界呈现出激荡澎湃、异彩纷呈的景象。“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注：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2页，上海，社会主义研究所，1920。）

“五四”时期庞杂的社会主义思想大潮，并没有给中国青年带来清晰的方向和目标，相反使得他们更加迷茫而不知所措。瞿秋白对这种现象做过非常经典的描述：“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窗纱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注：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在当时，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甚至一度成为影响“五四”青年的主流思潮。对各种社会新思潮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以便从中找出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社会的救国救民良方，就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这一选择过程中，一些人甚至将其中的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加以实践。

1919年3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人在北京凑资，建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北京工读互助团分为四个小组，分设在北京大学、北京专门工业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其中第三组团员全是妇女，被称为“女子工读互助团”。在团体中，团员必须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所得归公；团员基本生活以及教育、医疗所需费用由团体供给，团员本身没有私人财产。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鼓舞了中国进步青年。上海、武昌、天津、南京、广州等地纷纷成立了工读互助组织，如上海沪滨工读互助团、武汉利群书社等。然而一年之后，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布解散，引起了进步青年的重新思考。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三组的洗衣广告、第四组的印刷广告之后，便再无消息。

在实践工读互助主义的同时，新村主义也在一些青年中进行试验。新村主义幻想通过“和平的社会改造的办法”，进行“共产村”试验，实现“理想的社会——新村”。新村主义最早是由江亢虎引入中国的，但影响不大。1919年3月，周作人以新文化人的身份，介绍了日本新村主义者武者小路实笃及其思想。武者小路实笃深受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在周作人眼中，新村主义比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要更加完善，它“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注：周作人：《日本的新村》，载《新青年》第6卷第3号。）。周作人亲赴日本实地考察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后，回国发表了《访日本新村记》，到处讲演、宣传，还组织了“新村北京支部”，负责介绍人们到日本去参观新村，逐渐在中国形成了一股新村主义思潮。（注：参见董四代、李经纲：《社会主义在中国》，65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于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以及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也在中国进行“新村”实验。毛泽东、张昆弟等1918年寄居长沙岳麓书院时，曾讨论如何建设新村；恽代英、林育南1919年在湖北时，也对建设新村作过设想。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也有一些人主张通过新村来建设理想的少年中国，认为只有新村才是自由社会的大本营。“新村”试验的结果也同工读互助团的命运一样，只是昙花一现。

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试验的失败，教育了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促使许多参加试验的人从中醒悟过来。正如施存统所说：“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我们可以得着二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底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注：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载《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转而继续寻找救亡图存和改造社会的新路。这就为他们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以说，正是在对多种社会思潮的比较、鉴别甚至试验的基础上，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时期，虽然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现，纷然杂陈，有的甚至一度盛行，但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如前所述，早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报刊上就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介绍。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在1918年7月所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论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热情地赞扬了十月革命；在同年11月至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中，进一步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中，他赞扬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于1919年10月、11月，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2版，第一卷，上册，46页。）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日本、俄国和欧美三个渠道传入中国。由于日本、俄国、欧美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日本社会主义者、欧美社会主义者以及俄国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水平、各自所处的环境以及社会实践都有所差别，因此，不同渠道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的影响亦各有千秋。

1920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是日本，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日两国密切的地缘政治有关，是两国近代民主运动发展与政治文化交流的结果。（注：参见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85页，北京，学习出版社，2011。）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逐步显露，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悄然兴起。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安部矶雄等人创立社会民主党，推动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和高涨。直到1911年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人被日本政府处死，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从此进入“冰河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冰河期”得以解冻。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热潮。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历程相对应的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队伍主要是由留日学生或旅日华人组成的。中国第一批传播者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匏安、施存统、周恩来、沈玄庐等人，都有旅日求学或谋生的经历。他们在日本亲身感受到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复苏，通过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注：参见上书，87页。）日文本的马克思主义著述，成为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研究、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研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经由日本渠道，翻译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有：《劳动问题概论》、《贫乏论》、《救贫丛谈》、《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斯资本论解说》、《马氏资本论释义》、《马克斯经济学说》、《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近世经济思想史》、《社会问题概观》、《社会问题总览》、《社会问题详解》、《劳动总同盟研究》、《唯物史观解说》、《欧洲劳佣问题之大势》、《妇女之过去与将来》、《苏维埃研究》、《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注：转引自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89~90页。）除了翻译日文版社会主义著作之外，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还经常与日本社会主义者通信或见面直接交往。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从日本社会主义者那里学到了阶级分析方法，用以分析中国问题，并从日文中转译过来一些社会主义术语，例如政治、阶级、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有产阶级等。

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逐步转向俄国。前文谈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国内报刊对此进行过一些消息报道，但失于浅显，且大都转引自国外的新闻报道，因此很难有理论的研究和事实的分析。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之后，研究、宣传俄国革命的文章逐渐多起来。声势浩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引起了苏维埃俄国的高度关注。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单方面取消沙俄时代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20年3月27日《申报》第6版披露了其主要内容。3月31日《上海俄文生活报》以俄文全文刊出。4月1日《政衡》杂志第1卷第2号将该宣言翻译成中文。4月11日《星期评论》第45号刊载这份文件。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由此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知晓，并引起极大振奋。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苏俄渠道作用还仅仅体现在思想上，那么自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苏俄渠道开始有组织、有领导、有秩序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发挥主导作用，日本渠道逐渐成为辅助渠道。

在维经斯基来华之后，中国报刊关于俄罗斯的新闻报道越发频繁，且新闻稿的渠道基本来自俄国，不再从海外报纸转载。这与之前众说纷纭，犹如雾里看花且多转载自英文、日文报纸的情景已经截然不同。仅1920年7—12月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新闻稿就多达65篇，其中包括《劳农俄国之新制度》、《列宁与特洛次基史略》、《劳农俄国的实业近况》、《列宁小史》、《布尔塞维克沿革史》等。共产国际还积极在中国出版各种宣传俄国革命的报刊书籍，支持中国共产主义者创办进步刊物和进步社团，从而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海参崴是俄文书报出版基地，翻印了50种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印数从2.5万册到4万册不等，出版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画像以及苏俄系列明信片。（注：参见《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要）》，1920年9月1日。转引自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281页。）共产国际在经费上资助过《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向导》周报、《工人周刊》等刊物的出版发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美国。首先，不少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原文本是从美国出版物中来的。如《共产党》月刊翻译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转译美国社会主义期刊《阶级斗争》；《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刊于《共产党》第2号）译自美国The Communist；《加入第三国际大会》（刊于《共产党》第2号）译自美国的综合性期刊The Nation等。其次，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改版的封面图案，模仿的是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党徽。最后，维经斯基早年曾加入美国社会党，1920年下半年中共早期组织译成中文的有关苏俄出版物是从美国进口的，它们要么是维经斯基提供的，要么是他帮助订购的。（注：参见《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二章“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转引自上书，103页。）另外，《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开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大量翻译了纽约《苏维埃俄国》（Soviet Russia）周刊的文章。从第3号到第5号，三期就翻译了该刊的文章13篇，以致曾担任《新青年》编辑的胡适惊呼：“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而“在纽约出版的《苏维埃俄国》（Soviet Russia）就是苏俄驻外机构创办的刊物，是美国社会党支持的”。“通过欧美渠道、利用表面上非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向中国曲线输入布尔什维克文献，是布尔什维克在宣传上的一种运作方式。”（注：李丹阳：《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载《中山大学学报》，2002（6）。）从中可以看出，苏俄渠道与美国渠道有密切不可分的关联。

另外，日本渠道也与美国渠道有着密切的联系。河上肇的社会主义著作主要取材于美国的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如Pocket Library of Socialism第7册，是美国芝加哥1902年发行的“Arm and hammer series”之一。李大钊在1921年写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一文中，列出的英文本《无产阶级的革命》、《苏维埃政府的要图》等著作，由纽约共产党印书社印行。由此可见美国渠道的影响与作用。欧洲渠道主要是通过赴欧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诸如赵世炎、蔡和森等人，到欧洲实地观察、体验了欧洲社会发展及工人运动的发展，接触了欧洲社会主义著作，并通过与国内同志通信、创办《少年》杂志，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传播内容上，兼顾了整体，突出了重点。中国的先进分子试图从整体出发，探寻适合中国情况的救国救亡之策。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以及苏俄渠道而来的列宁主义，都是当时传播的主要内容。此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教育问题、法律问题等方面的理论和观点。“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同时，他们又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他们的介绍和传播，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极大兴趣。”（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2版，第一卷，上册，48页。）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传播方式上，以书报和社团为主，灵活运用多种传播方式。五四运动之后，宣传新思想、新主义的书报杂志如雨后春笋一般，仅1920年新创办的报纸和杂志就多达400多种。而通过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以社团的名义进行学习、研究和宣传活动，也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五四”时期的新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传播新思潮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分别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北方，李大钊于1920年3月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被称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在南方，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2版，第一卷，上册，47~48页。）此外，诸如办学、讲课、座谈、演讲等等，也都是“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

“五四”时期，一批先进分子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实践，通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相继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这支队伍主要由三种类型的人组成：

第一种是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思想界的精神领袖，其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其中，李大钊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曾为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推动下，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李大钊、陈独秀属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先驱者和擎旗人。

第二种类型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周恩来。曾经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五四”后创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在1918—1920年间有过两次北京之行和一次上海之行，不仅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同李大钊、陈独秀有过直接接触，从理论到实践上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主编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并发起成立觉悟社的周恩来，在1920年11月前往欧洲留学期间，经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和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与选择，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主力部分。

第三种类型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人物是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召唤下，又经过亲身经历和实践，思想上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走不通，“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路”（注：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112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国内形势下，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各自途径，完成了思想转变，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这些有着不同经历和背景的知识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走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识，也代表着那个时代人们的心声！”“他们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或者趋时行为，而是理性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对真理的追求！”（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127~128页，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

“五四”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辞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2版，第一卷，上册，47~48页。）。因此，从理论上看，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原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因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宣传在后人看起来不那么系统全面，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等弱点，但是他们毕竟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比较完整的认识，并且特别重视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在实践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躲在书斋中做空头的理论研究，而是选择面向中国社会现实，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并深入工厂、农村，走进工农群众，了解民众疾苦，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觉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创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