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 启蒙发轫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百废待兴之际仍对自然资源的生态补偿问题给予了重视。在1953年7月9日政务院第185次政务会议通过、1953年9月30日由周恩来总理签署执行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关于造林方式，目前主要的还是依靠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来进行……对目前种苗特别困难者，则应根据对种苗的困难程度和国家的可能情况，由国家分别以无代价地供给种子、发动其自行育苗，或无代价地供给苗木等办法予以帮助，鼓励群众造林的积极性。在某些距离村庄较远或劳力困难为群众力所不及的大规模防护林、水源林和用材林，或其中某些地段中的大片荒山荒地，势必由国家统筹计划，负责营造，地方人民政府林业机关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制订计划，分期进行。其方式可由国家建立造林站，直接雇工营造；或动员当地有植树经验之农民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分区分段，包种包活，国家给以一定酬偿，并供树苗，加以技术指导；此外，亦可组织附近农民，在农闲时，由国家给以一定资助(如苗树、口粮等)，进行造林。所造之林木亦可与群众订立合同分成提奖。”这一政策可视为今天“退耕还林以粮代赈”的区际生态补偿的雏形。

1954年3月31日，林业部经国务院批准颁发了《育林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私有林木材征收之育林费全部作为育林基金，上缴省林业部门，用作省内育林支出；国有林木材征收之育林费85%上缴国库，其余15%作育林基金，上缴林业部，用于调剂平衡全国育林支出。木材收购部门被征收的育林基金摊入企业成本，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从森工企业中提取部分利润用于发展林业，扩大再生产。这种做法曾因争议较大，后来在许多地方停止征收。

1963年5月20日，国务院颁发《森林保护条例》，提出对九种情况“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县人民委员会，给予表扬或者奖励”：“在本行政区域内或者在林木保护责任区内，连续保持三年以上未发生森林火灾的；发生森林火灾，及时采取有力措施，组织扑救，或者在扑救火灾当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并且有显著成绩的；发现森林火灾，及时报告，并且尽力扑救的；防止滥伐以及其他破坏森林行为，有显著成绩的；发现破坏森林行为，及时制止或者检举报告的；积极防治森林病虫害，有显著成绩的；森林更新和封山育林有显著成绩的；在森林保护工作中，认真负责，联系群众，并且在宣传和贯彻护林法令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在森林保护工作中发明创造有显著成绩的。”

1964年，国务院决定建立集体林育林基金制度，财政部、林业部、农业银行发布《集体林育林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集体林育林基金征收方法为按材积计算，分为甲乙两种，每立方米木材育林基金7元，其中甲种5元(毛竹每百根5元)，乙种2元(毛竹每百根2元)。甲种育林基金由收购部门支付，乙种育林基金由木材交售者缴纳。甲种育林基金全部上缴省林业厅，统一安排使用；乙种育林基金留县使用，使用的原则是用于缴纳育林基金的单位林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由于实行育林基金制度，对营林事业促进很大，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上工资低，虽然育林基金补助额很小(如：马尾松造林每亩只补助1~2元)，但群众亦可得到实惠，一天可以赚1元多，大大高于农业劳动报酬。因此，在“文革”前一段时间里出现了造林高潮。

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建立了育林基金制度，但这种生态补偿形式单一，且补偿范围有限，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所限。如果沿此思路扩散，未尝不能更深入地进行生态补偿。但现实的原因，特别是因“文革”的干扰，系统完备的生态补偿制度始终未能从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来，比较系统的探索出现在改革开放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