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梁祝二三事
我的艺术学校
在学之年，我与学校的缘分很浅，也颇坎坷。哈。
幼儿园至小学三年级在家的隔壁上学，是民生书院。“六七暴动”，停学半个学期移居港岛，天天关注皇后戏院上映什么电影，下学期回归学校成绩一落千丈，由之前必在前四名降至第七。家长决定给我改变环境转到太子道新法书院。由四年级到中一，是儿童到少年的成长阶段，我无心向学更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萧芳芳演了《飞女正传》，姜大卫出现在《保镖》里，还有十七岁的李修贤演了徐吁原著的《江湖行》，我又从对倪匡的《女黑侠木兰花》的兴趣转移到依达的《舞衣》。因为某些缘故，我比同辈更早“涉足欢场”，认识一些义气女子。中华酒楼附设的中华夜总会、台湾来的歌艺团，还有尖沙咀河内道金巴利道的夜宵场所，是我在初中便上的“社会大学”。
中一因抗拒必须参加课外活动，辗转空降黄凤翎佛教中学。生活边界拓展至铜锣湾。这一年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遇上中三班的张国荣，以至于多年后他接受电台访问引述了我曾对他说的一句话：“世上有罗密欧，就是你这样子。”那应是在一家叫适丽的学生午间食堂我一鼓作气对他的唯一“表白”。
之后，我被送到台湾学习独立，地点是回龙县龟山乡自由中学，人生第一次接触一种很奇妙的角色：教官。又天天升旗，降旗，上学和上戏院都唱“三民主义”。一周五天在沙尘滚滚的校营，两天在台北安东街。周日中午好惆怅，因已开始想念台北。傍晚六点人头拥拥在台北车站，一个少年侨生在盘算，先三重再新庄，两个小时车程的颠簸。三重是个神秘的名字，听说电影院会放了三分之一正片就改放A片。公交车经过三重，窗外空气仿佛也有改变。
半年过去，回到香港就学。先被安排到长沙湾华南中学，同时到新蒲岗伍华中学面试插班生。后者见罢校长石沉大海，前者上了一日课后第二天开始逃学。逃学开始只是对自己说，明天，明天就做回好学生。但脑敌不过心，一逃就一个学期。
早上，坐巴士从窝打老道往长沙湾方向，抵黄金戏院附近，落脚美而廉茶餐厅，吃一客两元半上下的早餐，等候十点半早场开映。中午常到旺角荷里活，或红磡宝石，再不，狮子石道国际，福佬村道龙城，十二点半两点半都是电影。开场前听那重复十五分钟的《梦醒不了情》，包娜娜唱的。想是“走片”之故，即拷贝不够，原定两点三十分开场，却要等到两点四十五。每次那首从银幕后的扬声器传来的歌唱完，我都在心中默祷它不会安可，但要发生的终究要发生，心中诅咒是一件事，现实是另一件。有一次内心气炸了，随手把冰棍棒往前一甩，不幸误中前面观众的脑勺，他缓缓捡起它，俯前，朝我面门大力一弹。这时电影开映，我痛得泪水直飙，久久入不了银幕上的世界。
这半年也没有所谓的“东窗事发”，因明知道新学年必须回到轨道当正式学生，便开始物色可能性。有一日在港岛坚拿道附近看见一条长长的银蛇在眼前滑过，那是玫瑰岗学校的校车群。那年代没有谷歌，要知道状况，便要亲身跑一趟。好奇驱使并经过校长泽维尔神父（Father Xavier）面试，我便成了玫瑰岗学生。
不守本分的性格，让平静的学校生活只过了一年。中三的时候，从投稿《年青人周报》到投身《年青人周报》，采访甘国亮被他介绍给张之珏，由《青春乐》短剧到以学生身份在《少年十五二十时》扮演学生，到中学会考前签约TVB（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创作组，我的中学岁月被司徒拔道与广播道各切一半。会考五科合格，但欠考数学，升预科无望，更不用想上大学。
正式踏足社会大学前，曾人念我念，上了半年有多的夜校，是港大对面圣类斯中学夜间部的中五重读班，主要是上数学作补考的准备，每晚六时到九时半的三个多小时，教室人山人海，教师更似稻草人，用来吓唬稻田里各自飞舞的鸟类。回想起来，我那上夜校的恒心更多来自对同行一位同学的向往。因为上课，当年热播的《网中人》也没看过多少集。
如果不把后来也有上过几天课的大一平面设计学院，和到柏林歌德学院习德文计算在内，上述便是我人生的一张学校名单。当时倒没想到后来自学的大学，叫艺术，又名戏剧——偏偏，那是全程的自学。
但人生，又有谁不是在自学中由蒙昧到毕业？
艺与术，梁与祝
梁祝于我，精神上与实际上永远不老，因它有着先知的特性，能预知过去未来：千年以前的一则口传传奇在今天仍能是现代人的启示录，皆因在封建时代女子扮男装求学的故事里，隐藏着大量随时可被用作思考和解读现况的时代密码。譬如，女性在求知、创造的欲望上，是不是因长期受抑压而比男性旺盛？这里所指的“女性”并非止于生理上的分类，却可以是男性在心理上的性别认同：相比于给答案下结论的雄赳赳，问问题是不是看来有点娘？尤其，当问题的出发点是不切实际，不着边际，除了胡思乱想浪费时间，更有让主动被弱化成被动的政治不正确之嫌的时候。
但这不正是“创意”最被倡导的时代？吊诡的地方在于，人人都表示无奈的是，“问问题”在学校，在社会，在家庭，甚至在情人之间都是禁忌，因为问题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有发现（掘）它的胆色，就要有面对它的勇气。
本来是很重要的成长经验来源，却由于借效率之名所奉行的生产代替了培育，以致千人一面，导致多数人对自身多的是无力感，欠的是开放的眼界与胸襟。遂也造成由内至外怨气日重：大家都觉得在这种环境下，自己是受害者。
包括“梁山伯”。我从十四岁第一次邂逅“梁祝”，一直无法理解故事为何安排他在“楼台会”后一病不起，直至“他”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生命故事中，同时令我明白自己不知是无意识抑或有意，一次次饰演“祝英台”：不论是于从未止息的学习生涯或过往的情感生活，“同学”中都有郁郁不得志于人生发展的男性出现，最初，我会被他们的“安静”或“沉默”吸引（“安全感”!），到后来，才发现表象底下，有着太多不能宣诸言语的“秘密”：为了顾全男性形象与尊严，“男性”很多时候会抗拒触碰性格基因中的“女性”一面，如敏感、好奇，以及最大的忌讳——脆弱。但在逃避“女性化”的同时，不代表男人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不会被“女性化”。最明显的例子，是存在感完全被消费时代的价值观定位，Face Value（颜值）比个人信念更值得追求和拥有。
“梁山伯”其实有着一种阴性的特质，这也是“他”内心深处会期望被祝英台的阳光一面照到的“明暗对比”。放诸现代两性之间，不难看见愈来愈多男性羡慕女性（的坚强硬朗），也愈来愈多女性在把对“男性”的幻想转移成自我投射，这也是为何愈来愈多女性在情感上从倚赖男性转化成“不介意”主动给予她们过往需要从男性身上得到的照顾。
这种逆转如能两厢情愿，那就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完成，但封建是数千年累积下来的空气和水分，所以造就现实中往往更多的“梁祝”在上演。“父权”的悲剧性不只是集体性的受到压逼（如对“成功”的盲目肯定），也是人们把男尊女卑内化成对自我的扭曲。不是打磨更完善的“我”，而是把精神时间用在制造如气球般靠气泵来膨胀的“我”，殊不知没有实体经验的虚有其表的一个人，往往最是不堪一击，而施以那一拳的人，往往亦非他人而是自己。
“祝英台”如果是个千年不老的比喻，“她”告诉我的，是人的生命力源于我们的女性一面，因为，不论如何受到环境的考验与挫折，“她”就是要以身心来包容、孕育、原宥世间的众生。创造，在“她”是一种天命，就如爱之于每一个人。“梁祝”之浪漫不在梁祝的年轻而在祝英台的勇敢；勇敢，又在于若把“女性”视为每一个人至少拥有一半的性格特质来看，“她”就是教人学会如何快乐的灵感泉源——只要能放下男性至高无上如英雄脾性的“自大”（和与它并存的“自卑”），并愿意把硕大笨重的“自我”改换成遍地种上的小黄花，我们在任何时候皆举重若轻，走到哪里都是青草地、大蓝天。
是对生命之爱令术也变艺，而非相反的由艺变术——这是我常提醒自己的一点。都怪艺术在我们的文化中常被重术轻艺：答案永远比问号受欢迎。“艺术”如是得以和“梁祝”永远携手同行：作为启迪，它们一直以比喻引发灵光闪耀，那种心灵的“看见”和领悟，实非眼见为凭与看图识字可比。
把心打开，让光照进来
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有更多人病了
我们小时候，都会出水痘，又有人会出麻疹。这些病，生过了，就终身免疫。有此经验的，应会记得家人的紧张。病好了，就像办完大事，人生的一页翻过去了，值得庆祝。我在出完疹后被允许吃进嘴里混着茶瓜的第一口白粥，恍若有生以来最美味的食物，但人却还是小小年纪，前面要尝遍的，实在太多。
三度在香港重演《梁祝的继承者们》在即，重看2016年在台北演出最后一场剪成的舞台映画，我感触最多的，也是这个字——病。
发一回烧，出一回汗，青春，就是多愁多病身。只要病毒不致攻心，身体的仗就交给身体来打。但若病征只是近果，它的源头，要追溯到家族的基因，事情便棘手得多。意思是，一个人抱恙比较好治，然而这病要是一代传给一代，又或，是一个年代传给一个年代，它便成了某种诅咒。若要康复，靠的不是药石，而是心上有个不知怎么打开的结，或密码，终于被解开。
传统的传说中，梁山伯满心欢喜走访祝英台，却在一幕楼台会中得知结合已成泡影，回乡即一病不起，才会有结局的哭坟，化蝶。而令梁郁郁以终的原因，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偏见歧视。把这貌似古代的现象放在今天，它并没有因为时钟多走上一千七百年便成为历史。事实上，它只是变本加厉。所以，梁山伯就是来到现代社会，也一样难逃被“身份地位焦虑症”所折磨，只要有一种文化一直在轮回，它叫作自我价值成疑。
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从来不是与生俱来。所以，在不同阶段人会借与外在世界的沟通，和对内的探求来认识自己是谁。两者的相辅相成，能够取得成长的平衡，而当对自己有足够的认识后，也就是懂得跟自己和平相处之后，一个人的心理才不会动辄受环境影响，导致生活在自己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高压之下，失去快乐的能力。
在看《梁祝的继承者们》2016舞台映画时，我赫然发现，原来剧中有这么多的大病与小病。小病，是出于对自我价值的怀疑而有的惶惑，病情不重，因为病人愿意面对自己和对外求救。大病，则是关闭所有通道，别人进不来，自己也走不出去。支持自己这样做，只需要一个理由，那就是，在《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谁》中梁山伯唱的，“我，再也不能爱”。
艺术，能解决问题吗？
对于有一些人，答案是肯定的。但对于另一些人，艺术本身就是问题。试问，问题怎么解决问题？
意思是，如果艺术给人的感受是莫测高深，是故弄玄虚，光是被它糊弄，忽悠，已经叫人晕头转向，怎还能指望它解决问题？
又或，眼前的世界，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有那么多问题，但有多少是艺术能够解决的？侵害、剥削、不平等、不公义等等的现实，一幅挂在美术馆里意义不明的抽象画，或几百年前欧洲的一张人物肖像，和我们有何关系？
首先，当然有很多的艺术家会以当下的社会、政治状况作创作题材。作品出来，亦可能直接反映作者的态度，只是，那不代表就能实时改变现状。所以，以艺术之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作品不是选择直接与外在世界对话，却是向内探索，试图借跟自己作深入沟通，从而透过个人内省反射出文化历史脉络的影响，那就更是某种为满足自己而设计的游花园、捉迷藏。因为，艺术家最容易给人的印象，就是自我中心，把肚脐眼当成大宇宙。
艺术之于一些人是问题，正因为艺术家用艺术产生问题，但是，谁能指望有病的人能够治病？
有趣的是，这可以是鸡蛋与鸡的悖论，可它也能让人看到这不一定就是悖论：病人为什么不可把自身的病当成自救的契机，如同问题为什么不能因为带来更多问题，而让人获得启发？除非，自救和启发都不能取替一件事情，它叫答案。
艺术，必须提供答案吗？
答案，就是直接的告知。放在现实生活的层面，它是现成的，可以使用的。只是，并非所有问题都只有现实层面的意义，就如，一个人在遇到困难、阻碍时，他也许知道或根本不知道，构成因素其实是他的观念、他的养成。如果他仍然只想找寻现成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时候最被期望出现的答案，就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治本，就不能绕过找寻、发现的过程，而因人人体质不同，就没有唯一的过程适用于所有人。
所以，下一步要问的是，艺术，能治病吗？
在《梁祝的继承者们》里，艺术学校有一位老师，他的角色，是以向学生提问来达到使他们——不是获得知识——自我启蒙的目的。问，其实是为了让问题得以被问下去，以问题引发更多问题，就像有病的人在回答医生问诊的过程中，一步步在回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我认知时，渐渐了解问题的远因近果。
艺术作品如果不是直接陈述答案，就会被认为不切实际，曲高和寡。不过，它的可贵性，亦可以在于观者在观看时，从外在世界所看见的现象，找到回归内在的路径。也就是说，别人的病反射出自己的病，自己也从旁观变成介入，介入变成当事人，那些别人的问题亦因此成了自己的自觉。那么，更多有关自己的问题的诞生，实在就是一人兼饰医生和病者。
这时代，是怎样的病，让最多的人觉得痛苦？又，痛苦的人，如何能借艺术的创作和参与，得到面对这些痛苦、这种病的力量？
在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导演的纪录片《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里，有一幕是美术馆的导赏向一群观者介绍一幅14世纪的宗教画：
我想大家应该会记得，中世纪时期人们信仰的虔诚程度，是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一种地步，现在请各位想象一下，当你身在这座……让你信奉景仰的教堂之中，并且深入祭坛之内，没有大面窗户，当然也没有很多的光，就在这样的空间里，只有狭长窗户，让光线得以透入……你并非在国家美术馆，而是在这座教堂，灯光昏暗，也许有人正在诵经，也有人正缓缓地祈祷着，香烟袅袅，不绝如缕，正将祷者的信仰领向天堂国度……
现在请你们发挥想象，你们是在摇曳的烛光映射在黄金光亮的情况下，观赏着眼前这幅画，别忘了这是1377年，而房子总是夏天太热，冬天太冷，天天有人死，人们成天在面对死亡，你或许会想……我要是够好，或许会去到一切美好、金黄闪耀的永恒国度……我想另一件事也可能会发生……
在这摇曳的烛光下，你或许会觉得这幅画里，人物也动了起来，会动表示是真的。他们听得见你的祈祷，能为你在上帝与圣母面前美言两句，于是这幅画就宛如人间对天堂祈愿的渠道，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这幅画的功能。
或许下个例子稍微粗糙些，但想象一下，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幅可爱小灰猫的画，我把画钉在这儿，说这是个箭靶，要你瞄准小灰猫的眼睛，其实只是张纸，但你也不知怎么的，总会觉得，好像用某种无法言喻的方式伤害了一只小猫……
我并非说在1377年，或任何年代，人们认为他们会动，他们是真的……他们能听得见我的话。但类似小灰猫的例子，我想说的是在表意与本体之间，通常有着很强大的关联。
此刻我们身处国家美术馆欣赏画作，并正思考着其中的美学，画作颜料辉映着黄金般的光泽，但千万别忘了，这些画希望如何被解读的初衷……“失败与成功”。
艺术，之所以能穿越时空，是因为我们打开了内心的窗户，光才能进来帮助我们。不只看到眼前，还能看见更远，不管是过去，抑或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