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并不像改朝换代那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代一换诗风也随之大变，相反，它有自身的承袭与惯性。唐初诗歌仍笼罩着齐梁余韵，宋初诗坛同样也回荡着前朝的“唐音”。宋初前后相继的三种诗体——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基本上都是跟着唐人鹦鹉学舌。欧阳修登上诗坛才唱出了“宋调”，发展到王安石宋诗才开出“新局”。
第一节 唐代诗风在宋初的流播
赵匡胤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乱哄哄的政局，但宋代诗人并没有马上结束唐代诗歌的流风余韵，这只要看看宋初六十年前后相续的三个诗体的名称——“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就知道当时的诗坛一直被中晚唐的诗风笼罩着，诗人们还没有唱出有别于“唐音”的“宋调”来。
一、白体
尽管宋开国的国势远没有唐那般强大，但开国后的一统天下仍然是一片歌舞升平，这使宋初的几任皇帝得以以太平天子自居，朝政之余常常舞文弄墨，每逢庆典宴会便宣示御诗以让侍臣们唱和，以诗酬唱便逐渐成为士人的一种时髦。这样，白居易等人次韵相酬的“元和体”，自然就成了当时诗人模仿的样板，因而就形成了宋初的所谓“白体”。
白体诗人包括李昉、徐铉、徐锴、王奇、王禹偁等，其中徐铉、李昉是五代过来的旧臣，也是白体诗的首创者。徐铉的诗歌语言像白诗一样浅切流畅，如《送王四十五归东都》“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又如《梦游三首》其一“魂梦悠扬不奈何，夜来还在故人家。香蒙蜡烛时时暗，户映屏风故故斜”。白体诗诗人多用浅俗而又圆熟的语言唱酬消遣，抒写自己闲适自足的心态，诗风平易、浅近、闲雅。如徐铉的《晚归》：
暑服道情出，烟街薄暮还。风清飘短袂，马健弄连环。水静闻归橹，霞明见远山。过从本无事，从此涉旬间。
这派诗人中只有王禹偁在艺术上独辟蹊径，出于白体而能超越白体。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出身于一个兼营磨坊的农家。三十岁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三次被贬，后死于贬所黄州齐安（今湖北黄冈），世称王黄州，有《小畜集》《小畜外集》传世。
王禹偁从小就喜爱白居易诗，其诗歌创作是以模仿白居易的唱和诗开始的，早年的《酬安秘丞见赠长歌》称：“迩来游宦五六年，吴山越水供新编。还同白傅苏杭日，歌诗落笔人争传。”中进士前与济州从事毕士安多有唱和，中进士后外任地方长官时又与各地的同僚频繁唱酬。不过，王禹偁是一位既有政治抱负又富于同情心的诗人，他学习白体诗并没有像其他白体诗人那样只停留在白居易的唱和诗上，而是由白的唱和诗进而学习白的讽喻诗。三十五岁任左拾遗时就写出了著名的《对雪》，将自己生活的闲适富足与下层人民和边塞士兵的贫困艰难进行对比，引起诗人深切的自责和内疚：自己“不耕一亩田”而又无“富人术”，有愧于忍饥挨饿的“河朔民”；自己不持一只矢而又乏“安边议”，有愧于在边塞抛头颅洒热血的“边塞兵”；自己既不是“良史”又算不上“直士”，而是尸位素餐的社会蠹虫。这首诗在艺术上也深得白居易讽喻诗的神髓，以平易朗畅的语言夹叙夹议，将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初露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端倪。
谪居商州以后，他的诗歌更接近白居易的新乐府和讽喻诗，或鞭挞贪官污吏，或同情下层人民，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北宋初期的社会现实，代表作有《感流亡》《畲田词》《金吾》《乌啄疮驴歌》《对雪示嘉祐》等。他很少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同情劳动人民，人民的苦难使他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感流亡》说“峨冠蠹黔首，旅进长素餐”，《对雪示嘉祐》更毫不掩饰地说：“胡为碌碌事文笔，歌时颂圣如俳优。一家衣食仰在我，纵得饱暖如狗偷。”这种对人民生死祸福无限关切的情怀，自然而然地使他接近了杜甫。他不仅高度肯定杜诗里程碑的价值——“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而且明确提出“诗效杜子美”（《送丁谓序》）。后期诗歌平易的语言与和畅的风调，固然还可见出白诗影响的痕迹，但很少前期诗中那种轻飘飘的闲适心态，即使是写景诗也不是轻松地流连光景，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马穿山径”和“信马悠悠”看上去的确闲适，“万壑有声”和“数峰无语”也很清幽，如“胭脂色”的棠梨叶，似“白雪香”的荞麦花，更叫人乐而忘返，不料尾联陡然一转：“何事吟余忽惆怅？”原来“村桥原树似吾乡”，他乡的美景给诗人献愁供恨，惹起他去国怀乡的情怀。语言的畅达近于白居易，诗情的郁闷又近于杜甫。他的《新秋即事三首》其一更流露了杜诗影响的痕迹：“露莎烟竹冷凄凄，秋吹无端入客衣。鉴里鬓毛衰飒尽，日边京国信音稀。风蝉历历和枝响，雨燕差差掠地飞。系滞不如商岭叶，解随流水向东归。”虽然其诗情还不似杜诗那般沉郁，诗境还不似杜诗那般壮阔，但诗语的精工、音节的顿挫、对仗的整饬都与杜诗相近。另一首名作《寒食》也有同样的特点：
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烟。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
清人吴之振虽然认为他“学杜而未至”，但又肯定他“独开有宋风气”（《宋诗钞·小畜集钞》）。无论就其创作成就来看，还是就其开时代的风气之先来看，王禹偁都不失为宋初诗坛上一位优秀诗人。后来林逋在《读王黄州诗集》中称赞他说：“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
二、晚唐体
白体诗风行不久，宋初许多诗人就开始对它不满，于是他们把眼光投向贾岛和姚合，力图以精巧的构思和素淡的语言矫白体诗的浅俗，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晚唐体”。
晚唐体诗人主要有林逋、潘阆、寇准、魏野、魏闲及“九僧”等，而以林逋、寇准、魏野为代表。至于“九僧”，欧阳修就已记不起他们的姓名，司马光偶然见到一本《九僧诗集》，这才得知“九僧”包括哪些诗僧（见《温公续诗话》）。他们当中惠崇工诗善画，其他诸人与当时诗坛名宿多有唱和。这派诗人除寇准外，都是在野的隐士和僧人，他们以不接人事和超尘脱俗相高。其诗主要写隐士的孤怀、徜徉山水的乐趣、品茗博弈的闲情，缺乏广阔的现实内容和深厚的情感体验。笔致素淡而轻巧，诗境清寒而狭窄。进入他们诗中的意象不外是古寺、闲云、野鹤、腊梅、幽径、孤鸟、寒流、奇石等等，即使位极人臣的寇准也不例外，如他的名作《春日登楼怀归》：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即使春天里他的眼光也不投向那艳丽的鲜花和青翠的树叶，而只盯着“野水”“孤舟”“荒村”“断霭”“古寺”，渲染一种荒凉凄清的情调。
晚唐体诗人中以林逋的名声最大。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史书称他结庐西湖孤山，二十年间足不入城市，终身不娶不仕而友梅侣鹤。他的几首咏梅诗极受时人和后人称道：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山园小梅》
吟怀长恨负芳时，为见梅花辄入诗。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人怜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雏亦风味，解将声调角中吹。
——《梅花二首》其一
对梅花的描写可谓生动传神，遣词下字也精细工巧，神韵更清高脱俗，一尘不染，谁见了都会击节赞赏其精美绝伦，然而这种美是一种盆景式的美：玲珑精致却细碎小巧。林逋这两首诗代表了晚唐体的全部优点和缺点。
三、西昆体
西昆体是由杨亿编的《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该集共收十七位作者的二百五十首五、七言近体诗。此派诗人的代表是杨亿、刘筠、钱惟演，他们三人的唱和诗占了《酬唱集》的五分之四强。
西昆体诗人虽然与晚唐体活跃的时间相同，但晚唐体诗人多为在野隐士和僧人，而西昆体诗人全是朝中显贵。晚唐体诗人将用事称为“点鬼簿”（杨慎《升庵诗话》），忌用事而重白描；而西昆体则重用事而轻白描，一部《西昆酬唱集》几乎全是堆砌故实、雕章绘句。这样又带来二者另一差异，晚唐体追求诗风的淡雅脱俗，西昆体则崇尚金碧辉煌、华艳富贵。我们来看看他们以《泪》为题的两首七律：
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谁闻陇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汉殿微凉金屋闭，魏宫清晓玉壶攲。多情不待悲秋气，只是伤春鬓已丝。
——杨亿
含酸茹叹几伤神，呜咽交流忽满巾。建业江山非故国，灞陵风雨又残春。虞歌诀别知亡楚，燕酒初酣待报秦。欲诉青天销积恨，月蛾孀独更愁人。
——刘筠
他们写泪全用典故并且绝不重复，读者只惊叹作者学养的渊博深厚，却不至于为这些泪水所动情，因为诗人只罗列一串有关泪的故实，诗人自己本身则绝无悲伤的泪水可流，辞藻固然华美繁富，情感却苍白贫乏。他们只猎得李商隐属对工巧和敷色秾丽的外形，缺少李诗中深沉幽怨缠绵动人的情感力量。
由于西昆体诗人在政坛和诗坛上的地位，影响所及，宋初诗人竞以浮艳相高，以侈靡相尚，以致稍后的诗歌革新者都是以攻击西昆体开始他们诗歌创作的。
第二节 诗歌革新的领导者欧阳修
白体、晚唐体、西昆体的诗人都忙着步趋中晚唐诗人的后尘，没有显露出自己的时代特征，待欧阳修登上诗坛后才自拔于流俗，团结一大批优秀诗人进行诗歌革新，赋予宋诗以不同于“唐音”的独特风貌，我国诗歌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水）人。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四岁丧父，母用荻梗代笔在沙地上教其学书，少年的孤贫生活和母亲严格的教育为他后来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十几岁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邻家的破筐里发现了韩愈文集，便如获至宝似的借回家研读揣摩。天圣八年（1030）举进士，次年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当时的留守是西昆诗派代表之一钱惟演。在那儿他结识了一批富于才华的文学青年，如梅尧臣、尹洙等，他们在一起以诗相唱和，并写古文来议论时事，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北宋诗文革新。
在施行庆历新政期间，他始终支持范仲淹改革弊政。新政失败后贬知滁州，三年后移知扬州、颍州。至和元年（1054）回京拜翰林学士，嘉祐二年（1057）知礼部贡举，他利用这一机会以新的文风作为考生文章的取舍标准，录取了像曾巩、苏轼、苏辙这些后来的文坛诗坛巨擘。他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团结了一大批诗人、散文家，成功地完成了北宋的诗文革新。他不仅是北宋前期的文坛盟主，也是有宋第一个在诗、文、词各方面都卓有成就的作家。
就其诗歌创作而论，他遏阻了西昆体以声病对偶雕刻联缀是务的逆流，要求用诗来传达时代的心声，认为“美善刺恶”（《诗本义·本末论》）是写诗的目的之一，同时，诗于社会既能“道其风土性情”（《书梅圣俞稿后》），于个人又必须能曲传细微复杂的生活体验，他特别激赏韩愈能用诗“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的本领（《六一诗话》），也十分称道梅尧臣“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书梅圣俞稿后》）的功夫。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自己的诗歌理论：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细腻地抒发个人情怀。
前者如《食糟民》《边户》等，一针见血地揭示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源：要么是最高统治者懦弱无能，对外屈膝求和导致对内加倍盘剥，如《边户》所说的“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要么是各层吸血鬼贪婪榨取，如《食糟民》所说的“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这种反映既不像杜甫与人民的苦难息息相关，也不像白居易那样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向天子如实报告下情，而是将自己置于当政者一方，在人民的苦难面前进行自责与反省。所以他的感情不像杜甫那样一腔热肠，也不像白居易那般满腔愤慨，而是掺杂着愧疚与怜悯，全诗总是伴随着反躬自问式的议论。
欧阳修大部分诗作是抒写个人对官场和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包括对仕途沉浮的痛苦与超脱、对诸如茶酒饮食的品评、对古玩器具的鉴赏等等，它们更直接地表现了诗人的个性、气质、趣味、追求和人生态度。如《啼鸟》通过“花深叶暗耀朝日，日暖众鸟皆嘤鸣”时节各种鸟声的描写，抒发贬谪后的无奈心情与旷达态度；《菱溪大石》通过对“南轩旁列千万峰，曾未有此奇嶙峋”的描绘，抒写自己不同流俗的磊落胸襟；《尝新茶呈圣俞》通过描写“停匙侧盏试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的品茗细节，展示自己平易近人的生活情趣；《丰乐亭游春三首》通过“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的铺叙，表现自己对人生的热爱、对自然的留恋和与民同乐的喜悦；《别滁》表现了滁州的人情与风物，也流露了诗人宽厚豁达的品性：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在他抒写个人情怀的诗篇中，他自己最为得意同时也最为人传诵的大概要数《戏答元珍》了：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诗写于贬谪峡州夷陵令的时候，清新秀美的诗风在当时一新人的耳目，情感苦闷却能归于坦然，语言工巧而不失其流动，很能代表他的艺术个性。
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学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这里的“古文章法”主要指结构剪裁，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啼鸟》《食糟民》等等，尽管其中有的诗其笔致的跳荡奔放似李白，但其脉络的连贯和结构的紧凑都近古文。以古文章法入诗是他诗歌散文化的表现之一。
他诗歌的散文化还表现为以议论入诗。《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都融入了大量的议论：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
——其一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其二
第一首几乎全是以议代叙，纵横辩博的议论中贯注着跌宕腾挪的诗情，使诗篇别具佳趣，如“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面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四句，既是议论也是叙事，这种手法是典型的“亦叙亦议”。“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四句，前二句叙多于议，后二句则议多于叙。第二首的议论由小见大，如“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议论精警而又感叹多情。“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等，有的议论成为升华全诗主题的警策，可惜有些观念略嫌陈腐。他的绝句《画眉鸟》其意不在描绘鸟形或鸟声，而是通过它在林中自在啼叫来表达诗人对自由的渴望：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他诗歌的散文化也表现在诗歌语言的句法上。句法的散文化在他的古体诗中容易被人发现，如“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其一》），“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民之饥”（《食糟民》），又如“吾嗟人愚不见天地造化之初难”（《吴学士石屏歌》），在他的近体诗中则往往被忽略。唐代近体诗一般省略了虚词，意象高度浓缩密集，正常语序遭到破坏，诗歌的脉络隐而不明，呈现给读者的是平行叠加的意象，诗人的思想情感一如严羽所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欧阳修的近体诗重又召回被唐代诗人放逐了的虚词，如“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戏答元珍》），“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黄溪夜泊》）。虚词是散文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虚词入诗便让诗歌的意象变得疏朗，诗的脉络也因而变得通畅，诗句也像散文一般流畅自然。诗人对“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二句十分自负，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由于这两句打破了唐诗一句一义或一句数义的惯例，像散文一样两句一义，前因后果，只有“并读之”才能见到妙处。
以古文章法、散文句法和议论入诗，使欧阳修的诗风平易畅达，体势自由流动，所以清人贺裳认为“宋之诗文至庐陵始一大变”（《载酒园诗话》）。欧阳修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新路，但过多议论和散文化的引入，诗的脉络固然显豁了，可诗意也因而直露了，诗的意象固然疏朗了，可诗味也随之稀释了。
第三节 诗歌革新的主将梅尧臣、苏舜钦
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梅、苏同为欧阳修所敬重的诗友，同为反对西昆体和革新诗歌的主将。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宣城旧称宛陵，故世称宛陵先生。沉沦于州县十余年，因官场上坎坷失意，他倾全力于诗歌创作。他走上诗坛之际正是浮靡浓艳的西昆体风行之时，针对西昆体内容上“有作皆言空”的弊端，他提出“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答裴送序意》）；针对西昆体诗风的堆垛浮艳，他提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的主张。
梅尧臣是一位具有广博同情心和强烈正义感的诗人，加之一生没有隔断与下层社会的联系，所以有许多诗揭露社会贫富的尖锐对立：“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陶者》）；有的真实反映人民生活的苦难，如《汝坟贫女》《田家》；有的揭露上层统治者的无能和乡村土豪的强暴，如《故原战》《村豪》。《小村》以朴实的字句刻画灾后农村萧条、荒凉和破败的惨象，近人陈衍称此诗“有画所不到者”（《宋诗精华录》）：
淮阔州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
梅尧臣诗歌的题材十分广泛：从抨击弊政到畅叙友情，从品诗论文到描写山水，从抒发恬淡之情到描述琐屑的家居生活……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写景诗，如《鲁山山行》：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在“千山”“幽径”“空林”的背景下，熊升树、鹿饮溪、人独行，结句“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幽深淡远的意境，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诗人闲适恬淡的情怀，典型体现了他“以深远闲淡为意”（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艺术特色。《闲居》《东溪》两诗也有近似的特点，如《东溪》：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这首诗边叙边议，写景兼写意，诗境清幽，诗情恬淡，在行文上多转折而又不失其流畅，深得古文用笔的神髓。由于诗语洗尽了脂粉铅华，读来别有一种“老树着花”的美感。
梅尧臣也工于言情，如他的《悼亡三首》：“结发为夫妇，于今十七年。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每出身如梦，逢人强意多。归来仍寂寞，欲语向谁何？窗冷孤萤入，宵长一雁过”。以平淡之语抒浓烈之情，堪称悼亡诗中的杰作。《书哀》也是“最为沉痛”（陈衍《宋诗精华录》）的文字：“天既丧我妻，又复丧我子，两眼虽未枯，片心将欲死。”他以平淡来矫西昆体的浮艳，可惜有时矫枉过正，使诗歌流于质木无文或笨重干燥。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祖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县），生于开封一个官宦家庭。景祐元年（1034）中进士，历官蒙城和长垣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庆历新政失败后，因事被削职为民，退隐苏州筑沧浪亭以自适，后被命为湖州长史，卒于官。
欧阳修称他状貌奇伟，早年慷慨有大志。他在《览照》中给自己自画像说：“铁面苍髯目有棱，世间儿女见须惊。心曾许国终平虏，命未逢时合退耕。”他至死时还“致君事业堆胸臆”，最后却落得个“却伴溪童学钓鱼”（《西轩垂钓偶作》）的下场。景祐年间对西夏用兵丧师辱国的惨局使他大为震怒：
国家防塞今有谁？官为承制乳臭儿。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
——《庆州败》
《城南感怀呈永叔》写城南郊外“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而城中朱门里“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权贵的高谈阔论和奢侈成性，不正是下层人民“当路横其尸”的原因吗？《吴越大旱》描写了大旱年间“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的惨象，还进一步挖掘了造成这种惨象的根源：它表面上属“大旱千里赤”的天灾，本质上则是“暴敛不暂息”的人祸。
他的诗“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欧阳修《六一诗话》），其诗感情奔放粗犷，想象奇特夸张，语言刚健有力。如《大风》：“秋半收获登郊原，欹侧小屋愁夕眠。是夜大风拔树走，吹倒南壁如崩山……披衣抱枕欲避去，去此乃是旷野田。况时风怒尚未息，直恐泾渭遭吹翻。”《杨子江观风浪》描写江中的风浪说：“日落暴风起，大浪得纵观。凭凌积石岸，吐吞天外山。霹雳左右作，雪洒六月寒……大舰失所操，翻覆如转丸。高山虽有路，辙险马足酸。”
他的近体诗也同样具有“超迈横绝”的特色，如：
嘉果浮沉酒半醺，床头书册乱纷纷。北轩凉吹开疏竹，卧看青天行白云。
——《暑中闲咏》
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
——《和淮上遇便风》
这两首诗笔致灵动而轻快，诗情恣纵而酣畅，充分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个性。《过苏州》本属流连光景的闲淡之作，但在闲淡中也散发着轩昂俊快之气：“万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羁苦俗人轻。无穷好景无缘住，旅棹区区暮亦行。”《淮中晚泊犊头》是他的名篇：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从诗语到诗境都脱胎于韦应物的《滁州西涧》，韦、苏二诗都闲淡秀朗，但苏诗比韦诗境界阔大，闲淡处仍不失其豪纵本色。
梅、苏都是宋诗的开路人，自然难免有开路者不成熟的地方：梅尧臣的古淡有时滑入干涩，苏舜钦的粗犷又往往邻于粗糙。
第四节 宋诗新格局的开创者王安石
即使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多有挑剔的人，对他的文学尤其是在诗歌上的创作成就也无不由衷折服。不过，要真正理解和评价他的诗歌创作，就不得不了解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生涯。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又称王文公。生于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一个中下层家庭，青少年时代随同父亲游历各地，早年就有“矫世变俗之志”（《宋史》本传），立下了“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的抱负。
从二十二岁中进士到四十岁以前，除了短暂入京任群牧司判官外，他不钻进繁华的京城而宁可去偏远省份任职，历任扬州、鄞县、常州、饶州等地的地方官，广泛接触社会和锻炼自己的政治才干，嘉祐三年（1058）还在地方任上时，他就写出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阐述了改革弊政的主张。言事书虽没有引起仁宗的重视，但他在地方上的斐然政绩，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文学上的成就，使他在朝野都深得人望，一时的名公巨卿诸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交口荐誉。嘉祐五年（1060）入朝为三司度支判官，神宗即位后被任为参知政事，他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由于新法触动了大官僚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王安石一度被迫辞职，后不到一年又复职，但很快又在顽固势力的围攻下离职，此后退居江宁。元丰八年神宗逝世后，旧党代表人物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尽废，元祐元年王安石在忧愤中离开人世。
王安石以通过政治来献身国家、造福社会相期许，并不满足于仅以诗文名世。当他三十出头会见欧阳修时，欧阳修曾在《赠王介甫》一诗中将他比为当世的李白、韩愈：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王安石在酬答诗中却似自谦而实自负地说：“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赠》）他的诗文创作既是欧阳修诗文革新的进一步展开，也是他个人政治事业的一个有机部分。他在理论上强调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文学创作“务为有补于世”“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上人书》），因此严厉指责西昆体以“粉墨青朱”相高的浮靡恶习，甚至对韩愈过分重视语言技巧的倾向也大为不满，认为他的创作是“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韩子》）。他早中期写了大量的政治诗，以诗来反映社会现实，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晚期改革流产以后，写了大量的写景诗和禅理诗，又以诗来抚慰那颗宁折不弯的心灵。
他的政治诗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深刻的反映。《河北民》写与辽夏交界的边境人民深受民族压迫和官僚剥削的双重苦难：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感事》揭露那些“自谓民父母”的官僚，其实是压榨人民的“奸桀”；《秃山》通过猴子坐吃山空讽刺北宋当权者蠹国害民、贪婪苟且的本性；《出塞》《入塞》谴责了上层统治者对外屈膝求和的卖国行径。这些诗展示了北宋内外交困的可怕现实，他后来推行的变法就是这一现实的必然要求。他变法的目的是要使北宋出现“斗粟数钱无兵戎”的贞观盛世。写于晚期的《后元丰行》旨在歌颂变法的辉煌成果：“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乘兴欹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诗人因政治的需要对村民生活多少有些美化，但让人民生活得甜滋滋乐融融却是他毕生的心愿。
他还写有大量的怀古诗和咏史诗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态度。《桃源行》抹去了王维、韩愈同题诗中的“仙气”，直抒“虽有父子无君臣”的社会理想。著名的《明妃曲》二首一问世就被人们广为传诵：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一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其二
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等都有和作，它之所以引起轰动不仅在于“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这一类议论的耸人听闻，也不仅在于它描绘了“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这样一位楚楚动人的美女形象，而且还在于它从习见的题材中发掘出了深刻的主题：“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通过王昭君的遭遇讽刺了最高统治者的昏朽，也流露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伤和自己在政治斗争中难觅知音的孤独。他的另一首咏史诗《贾生》，把希望君臣遇合之意表现得更明白：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虽然在政坛叱咤风云，虽然为人强悍霸气，但王安石的感情丰富细腻，他表现儿女情长的诗歌深沉动人，如为人传诵的《示长安君》：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诗中的“长安君”即诗人的大妹王文淑，工部侍郎张奎之妻，封长安县君。“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可想见兄妹相聚的温馨亲密；“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更表现大丈夫与妹妹分别时的“怆情”，又不得不以事业为重的雄心。
他早中期诗歌喜欢用散文句式铺张议论，有时选用奇险硬挺的韵脚和词汇，诗风瘦劲而又雄直，进一步扫清了西昆体柔弱浮靡的余风。晚年罢相退居江宁以后，换了一种新的生活环境和心境，诗情和诗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辞去相位虽是对旧党的妥协，但罢相以后新法仍在继续推行，他在一定程度上仍可左右政局，这样，一方面摆脱了政坛冗事的纠缠，另一方面又遂了赏爱大自然的夙愿，他精神上多少有点功成身退的安慰和平衡。《雨过偶书》就是这种心态的坦露：“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晚期诗歌中警世惊俗的议论明显减少了，抒情味则越来越浓，诗风深婉而简淡，含蓄且有韵致，尤其是那些短小的绝句，“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如：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泊船瓜洲》
水际柴门一半开，小桥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无穷柳，隔屋吹香并是梅。
——《金陵即事三首》其一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北山》
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诗人显得那般恬静闲散，看他“细数落花”那般旷逸，“缓寻芳草”那般从容，有人因此认为他晚期的诗作“有工致，无悲壮”（见吴之振《宋诗钞·临川诗钞序》）。其实，这只是他晚年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退隐绝非出于他的主观意愿，何况他本来就不是一位安于投闲置散的老人，哪怕面对令人心醉的美景，也往往掩饰不住他的人生迟暮之感，悲壮即寓于闲淡之中：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红影上帘钩。窥人鸟唤悠扬梦，隔水山供宛转愁。
——《午枕》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饶各占春。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北陂杏花》
黄庭坚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引自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列有“王荆公体”，并在其后注道：“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可见“王荆公体”主要是就其晚年绝句而言的。罢相后无官一身轻，王安石得以倾全力在诗歌艺术上惨淡经营，下字极尽锤炼而又浑融无迹，櫽栝前人诗句却像出于己创，引典用事毫无獭祭之嫌，显示了他的才情、学养和驱遣语言的能力，真正做到了“意与言合，言随意遣，浑然天成”（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
王安石的诗风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形成的，早中期的诗歌以意气自许，以语言的瘦劲和气势的雄健取胜，警拔犀利的议论英气逼人；晚年的诗歌褪尽了锋芒，“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的诗风一变而为深婉含蓄、精工绝妙。把他的诗歌创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以散文式的语言畅发议论，好点化前人的诗句和引用典实，喜欢造硬语押险韵，体现了宋诗的某些基本特征，并导后来“江西诗派”的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