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国际著名的山地学家、山地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席讲座教授（UNESCO Chair in Sustainable Mountain Development）马丁·普莱斯（Martin Price）于2015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山地简说》（Mountai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一书，综合利用世界范围内的最新研究成果，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山地和山区的特质及其对于世界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在国际学术界，以马丁·普莱斯和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山地研究行动”计划（Mountain Research Initiative）执行主席格里高利·格林伍德（Gregory Greenwood）等人为代表的，包括多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关于山地的跨学科研究，正在方兴未艾地发展起来，而且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这样的研究显得越来越紧迫而重要。

何为山地？各国学者的定义层出不穷，莫衷一是。按我国著名山地环境科学家钟祥浩先生等人的界定，山地是指具有一定海拔、相对高度和坡度的高地及其相伴谷地、山岭等所组成的地域；这种地域类型极其多样，而且千差万别，不但具有层次性，而且具有空间分异的尺度性。这一定义在国内外学者中取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基于这样的定义，绝大多数地理学者把丘陵和高原也列入了山地的范畴。

如果我们的理解正确的话，山地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就世界范围而言山地占据了整个地球大陆面积的近1/3，更主要是体现在自然和文化这两个方面：从自然的角度看，山地系统控制着地理生态格局与水系的发育及演变，孕育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水土保持的控制器，蕴藏着丰富而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空间中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生态功能区之一，世界上约有一半的人口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着来自山地的各种资源。从文化的角度看，山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多民族的文化，也生成了独特的山地人文生态和意义生态；迄今为止，山地区域往往还依然是族群多样性比较突出和文化多样性资源十分富集的地区。正因为如此，山地和山地民族文化的研究，才会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地理学、生态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多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共同关注的课题。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山地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在国际上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1980年国际山地学会（International Mountain Society）在美国科罗拉多成立，这标志山地研究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重要的专业领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资助下，国际山地综合开发研究中心（ICIMOD）自1983年在尼泊尔成立之后，一直大力推进着全球山地研究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国际上的山地研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经过多年的酝酿，2001年，欧美学术界中的一批最活跃、最有实力的山地学家在欧洲山国瑞士正式发起了旨在拓展世界各国山地学术研究的“山地研究行动”（Mountain Research Initiative）计划。与此相对应，联合国粮农组织则于2002年设立“国际山地日”（International Mountain Day，每年12月11日），并支持建立了侧重于推动世界各国山地社区发展实践交流的“国际山地伙伴组织”（Mountain Partnership）。在这些国际山地研究与发展机构的推动之下，国外的山地研究近年来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拓展，不再像以往那样局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有力地整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力量，达到了对山地的多方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新近涌现出了诸如Hmong Mountains（2006）、Listening to the Mountains（2007）、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2009）、Heights of Reflections（2012）、The Third Dimension: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Mountains in the Modern Era（2013）、Mountain Tourism: Experiences, Communities, Environments and Sustainable Futures（2015）之类的山地人文社科研究名著。

中国是世界第一山地大国，纵观全国各地，从西部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到中部的秦岭、太行山、大别山脉；从北部的大兴安岭、长白山、阴山到南部的乌蒙山、武陵山、武夷山等，纵横交错的山脉，构成了中国山地地形奇险峻秀的整体架构特征，并对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与思维空间。中国的山地面积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70 %，山区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5 %，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分布在山地区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地民族”。富于智慧的中国山区各族儿女千百年来在广袤无垠的山地环境里，因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及自然资源的丰腻富饶，创造并积累了许许多多的山地文明及生存智慧。我们可以毋庸置疑地说，山地民族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文化库藏，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山区各民族民间文化种类繁多，异彩纷呈，是各族儿女在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智慧结晶；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化均拥有思想上的大智、艺术上的大美与伦理上的大善，更具有创新发展的巨大潜力。因此，探索与挖掘“深藏”在山间的生存智慧与本土知识，形成具有浓郁山地气息与文化内涵的中国山地民族学人类学知识体系，是时代赋予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应有之责。显而易见，山地民族学的研究无论是对于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还是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于2013年年初依托贵州师范学院成立了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点基地之一——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这是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专门以山地民族学为研究主题的学术研究机构。该机构自创立之初，便确立了“贵州经验、中国实践、面向世界”的学术定位。在学科内涵上，明确提出以山地民族及其文化为重点研究对象，从山地的角度出发，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山区各民族的语言、地理、历史、旅游、文学、艺术、教育等文化样态，旨在建成中国山地民族学研究的学术重镇。

鉴于山地民族及其社会文化体系是集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于一体的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立足本校及其协同单位的学术团队和贵州作为中国最典型山地省份的资源优势，紧密结合国家与贵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围绕“山地”这一特色关键词和创建一流特色学科“中国山地民族学”的发展目标，根据山地民族社会文化体系的内涵和特点及山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多年的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基础上，凝练了山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山地旅游发展与旅游人类学、山地民族生物文化与民族生物学、山地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利用、山地民族艺术与设计人类学、山地民族教育与儿童人类学等核心研究方向，有效整合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资源，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研究力量，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学术成果。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与积累，中国山地民族学的研究不仅成了贵州师范学院人文社科研究的亮点，成了贵州在日益多样化的全国学术境域里独树一帜的学术地标，也在全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体系格局中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山地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就设在贵州师范学院校园里，担当着协调全国山地民族学研究合作交流、推动中国山地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光荣历史使命。

然而，我们都深知，现有的这方面学术成果还远远没有能够企及对中国山地这个自然-人文综合体的全面认知，尤其是我国的山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十分薄弱。所以，山地科学家邓伟教授在其《中国山地科学发展构想》一文（《中国科学院院刊》2008年第2期）中就曾特别指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凸显和人类活动不断向山区空间扩展，使山地科学在研究方面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除了要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不断探索和新知识的发现外，也要在人文科学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不断地深入、交叉和综合。”的确，尽管我国山地民族众多，山地文化博大精深而丰富多彩，却从山地的角度来研究山区各民族的人口、历史、文学、艺术、体育、宗教、衣食住行等人文资源的学者，为数还实在太少。在当下全球山地研究方兴未艾之际，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中国的山地人文社科研究亟须迎头赶上。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则需要我们从基础做起，稳步前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丰厚的基础文献储积极其便捷高效的共享利用平台，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而言，便是最为重要的学术“利器”之一。山地人文社科研究发展所亟须的基础文献资源库藏或其共享利用平台的缺失，即使不是造成当下山地人文社科研究薄弱状态的主要原因也至少是其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之一。中国山地民族学人类学的情形也不例外。我国著名民族学家纳日碧力戈在《全球学术对话背景下的海外苗瑶学术文献资源研究》（《民族论坛》2014年第8期）一文中谈及苗瑶等典型山地民族的文献资源建设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仅英语学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学术文献就已成倍增长，如果加上法德俄日等世界其他主要语种关于中国民族的研究论著，真可说得上是汗牛充栋了，但是对于这些文献，我们的学界实在是所知甚少，更谈不上系统地进行梳理和评析研究了。两三年前，……就深感到我们的民族学科在学术文献梳理、评估方面还存在差距，需要迎头追赶。”不言而喻，山地民族学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分析研究和共享利用平台建设，已然成为中国山地民族学发展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之所以组织研究人员编著出版这套“中国山地民族学文献资源丛书”，目标就是想在这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努力为中国山地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夯实基础。

“中国山地民族学文献资源丛书”首批著作主要包含有三大方面的基础文献收集整理研究成果：一是从田野中抢救搜集到的第一手文字文本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汇释，特别是民间契约文书、碑刻和谱牒等；二是来自田野调查原始记录的口承文化或传统知识第一手资料的翻译整理成果；三是特定专题研究领域的基础文本资料汇编或海外学术论著总目翻译编纂。编著者群体包括了来自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法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土学者，也有来自海外学术机构的专家；绝大多数人长期潜心于记录、梳理和整理分析山地民族的民间歌谣、传统知识或名物符号系统，或致力于学术文献信息的整理分析，其著作在内容上既强调本体内涵的深描和挖掘，也注意与国内外学术规范相接轨。总之，这批成果反映了新时期一批中国山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在山地民族学基础文献资源建设方面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学术努力。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强化中国山地民族学的文献资源基础、推动中国山地民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从而也能够为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主编：龙宇晓；副主编：杨定玉，李生柱

於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

201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