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日本出生或接受教育，而在战时居留美国的日本人，处境非常艰难。他们不为大多数美国人所信任。而我在为本书收集材料时，反以能因为他们的帮助和善意而得到证词为乐。我特别要感谢他们，尤其要感谢我战时的同事罗伯特·羽岛（Robert Hashima）。他出生在美国，在日本长大，于1941年又选择回到美国。他当时被拘押在一所战时安置营里，我去华盛顿的战时机构工作时认识了他。
我还要感谢美国战时情报服务局，是它给了我关于这本书的研究任务，尤其是远东研究所的副主任乔治·E·泰勒（George·E·Taylor）教授，还有领导着外国道德研究部的美国海军后备队司令官亚历山大·H·莱顿（Alexander·H·Leighton）。
我还要感谢那些帮我审阅部分或全部稿件的人：莱顿司令官、克莱德·克鲁柯亨（Clyde Kluckhohn）教授、内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博士，他们于我在战时情报服务局研究日本期间，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此外还有康拉德·阿伦斯伯格（Conrad Arensberg）教授、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博士、乔治·贝特森（George Bateson）博士和E·H·诺曼（E·H·Norman）博士。再次感谢上述所有人给予的建议和帮助。
露丝·本尼迪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