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
累。
我好累。
累得快无法忍受了。
孩子们不累。他们只是不能忍受看着他们的母亲在面前这样哭泣，所以低下了头。我已经没有什么气力了。我第一次迷惑地问自己：“休·格兰特……为什么是休·格兰特！”
为什么艾玛想要跟他去毛里求斯？好吧，我可以想象为什么她想和他去。可她为什么这个时候想起这件事来了？不可理喻。
已经有一阵子了，我感觉我的脑子里像塞满了棉花。“有一阵子”在这里指的是“好几年了”。在银行工作的我，好像每天在跑马拉松。你刚刚跑完一段，有人跟你说：“对了，这是铁人三项。”然后你接着跑完了铁人三项，有人又跟你说：“你看，你跑得那么好，咱们再跑一程吧。”等你跑完了这一程，又有人上来说：“对了，你在一开始起跑的时候落下了一段，现在你能补上这一段吗？”
我们部门的人个个筋疲力尽。我的一个同事，很有些音乐天赋，还专门创作了一首歌叫《我干不动了》。当他发现我们对这首歌很有共鸣之后，又创作它的续曲《我也不想干了》。这些歌在当代世界很有些流行小调的意味。它们往往这样开场：
我需要五杯咖啡
叮叮叮
我在找寻自由
我想我要疯掉了
我听到些声音
我给自己点了首Uzi（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调，在副歌部分所有人有节奏地唱着“Uzi！Uzi！Uzi！”）
最后他甚至创作了一首雷鬼风格的歌：《我枪毙了董事长，却没朝厨师长开枪》。
我们同事间却达成了一致的默契，都认为厨师长绝对没有理由挨这一枪。
如果我不是这样虚弱的、疲惫的、被掏空了的，我今晚也不会表现得像个傻瓜一样，不停地犯错——我会在陪艾玛去新书发布会的路上更有耐心，我会接受她的做爱暗示，立刻接受，最关键的是，我不会一直盯着斯蒂芬妮·麦耶的屁股看（或者至少不会被艾玛逮个正着）。而且，处于这么被动的位置上，我至少应该会找到些安慰的话语，可当时我的脑中只冒出一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知道这句话其实是幼稚的自我安慰，艾玛根本不想听，而且如果她真的回问“到底怎么才能好起来”的话，我也无言以对。
她不快乐，我们都该为她的不快乐负责。她刚才关于“糟糕”的一番演说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也愤怒地认为，她应该同时为她的不快乐负责：艾玛总是不满足于我们小家庭现有的生活。她总是比我想要更多。她渴望走四方，征服这个世界，她的想法太多太多。可是每次只要我开始提醒她是她自己闹得不开心时，她就会被激怒，用大声的叫喊“我的上帝啊”填满我的双耳。因此，我已经多年不对此发表任何意见了。她想竭力控制孩子们的生活，我也不多干涉。如果我在她号啕大哭的此时此刻胆敢说出我的真实想法，说她总是太容易跟孩子们生气，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我的怪物脑袋撕碎。
艾玛哭个不停，她几次想停下来，可是没成功。她蜷缩在那里，我也快受不了了。她的痛苦传导给我，比我自己的痛苦还要深。我爱这个女人，至少当我感觉不到疲惫的时候——可这种状态在多年以前就不复存在了。
上帝啊，我真希望自己再也不这样疲惫了。
可是如果让我当真好好考虑一下“爱”这个字，连我自己也不确定我是否还爱她了，我太累了。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还会娶她吗？
如果我还爱她，那但愿眼前的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如此一番思考，我只觉得更加疲惫了。
我不让自己再想下去，决定用“一切都会好起来”解决问题，如果艾玛问“如何做到”，我就回答“很快就能做到”，如果她还想继续刨根究底，我就用一句“嘘……别说话”来抚平她的心。我正要按照这个想法行事，去找我的妻子，去拥抱她，却看到一个乞讨的老女人从另外一个方向走向艾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