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就讲座题目的若干说明

从题目《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以梁启超与日本在文明史上的关系为中心》亦可看出，本讲座谈的是梁启超与日本在文明史上的关系。因此，尽管在反袁护国战争中梁启超曾与日本军部有异常密切的关系，但是本讲座并不打算直接涉及这一内容。

所谓“文明史”，广义而言是指从文明的角度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类一切历史行为所作的研究。但这里则根据梁启超的主要活动领域，将其作为偏重于学术、思想、道德、艺术等精神也即文化方面的概念来使用。不同的人对文明和文化会有各种不同的定义，这里我将阐述自己的用法。“文化”诞生的基础是与风俗、居民生活等密切相关的意识构造，这种意识构造的基础是语言，而“文明”则指的是在某一地区占统治地位、具有优势的那些文化带给周边其他文化以影响，并使他们受教化（civilize）的这样一个总体。

“东亚”曾经是一个同把中华文明的精萃汉字和他的书面语文言文（日本称为“汉文”）作为主要传播和记录工具的地域。中华文明被称作“四大文明”之一，“东亚”的范围涵盖了现在的中国、朝鲜、越南和日本。自古以来，在这个东亚文明圈中，许多种族都接受了中华文明，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包括文字）。这一时期，横写文字无论从右往左还是从左往右，只要进入中华文明的影响下都变成了竖写，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吸引力之强大。也就是说，源自闪米特文字（阿拉伯文字）的从右往左横写的文字，经维吾尔文作媒介成为蒙古文以后，便同汉字一样成为竖写格式；而源自梵语=Sanskrit（拉丁文）从左往右横写的文字，从藏文变成八思巴文以后，也成为竖写的形式。〔见图1.1〕

作为世界史的时间划分范畴，“近代”虽然与“古代”和“中世”一样都作为术语在使用，但却很难用一个时间或事件作为标志对其作出准确的界定。今天我们略去对这一方面的讨论，简单叙述一下“近代”在此处的用法。

如果从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来观察近代，可以如下概括它们的特点：

经济 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市场与国民经济的时代

政治 民权主义时代——万国共存与国民国家的时代

文化 科学主义时代——客观知识与国民教育的时代

关于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市场的形成，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的研究，也可以在“广义的16世纪”中追溯它的诞生。不久之后的19世纪初期，“产业革命”也就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在西方世界中巨变为“大西洋革命”。其中有关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逐渐扩大国民经济领域的状况，许涤新和吴承明编著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比较具有说服力。

民权主义时代是以“市民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奠定了基础——为开端。其中英国的“光荣革命”（1689）、美国的“独立革命”（1776）和法国的“大革命”（1789）是最为合理的运动。国民国家由宣扬人权平等（《人权宣言》）原则的市民构成，且与私有财产制密切相关，市民革命的发生使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前后之间的变化，可从当年明治维新后建设新体制的日本当局者大骂“权在民是个什么意思”中一见端倪。因为从前只有君权，而对于万国共存，则只要知道《万国公法》被看作处理国际关系的通则即可。

科学主义时代随着引导法则和理论出现的学术知识体系的确立而开创。而这一学术知识体系的确立是通过17世纪以后对客观存在的假定，以及对此进行试验和观察的归纳法和与之相反的演绎法而成的。“科学革命”是指存在于这一认识和思考法则基础中的变化。它首先发生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化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18世纪又在社会契约论、政治学说、经济理论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站稳脚跟。国民教育中最重要的儿童义务教育，19世纪中叶在美国开始实施。

通过这些始于16世纪而终于18世纪末的革命，西方世界诞生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与生活。从前基本上都住在农村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搬往城市，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工作成为社会性的劳动；生活必需品在工厂中通过机器生产出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物资和人口流动所需要的道路、铁路、航路都得到了完善。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开始拥有选举权和财产权。科学和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效率和知识水平的飞速提高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我本人也亲身体验了这一变化中的大部分（少年时在农村，后来在城市生活，前后差别有如两个时代），所以对其中的差异感受颇深。就这样，近代从西方开始，逐渐把它文明的波涛推向了非西方世界。

东亚的近代始于1840年清朝与英国之间的鸦片战争并延续至今。“现代”（中文称为“当代”）不是时代范畴，而是为了便于划定到现在为止的一段时期所用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