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郑元者

这些年在与为数不少的人文社科博士的业务接触过程中，愈发觉得有一种着实让人不安和痛心的现象相当普遍：原本满载学术情怀的愿景，或突兀或长期无奈地被裹挟在各色功利追逐所汇成的洪流之中，技术上或实质上属苦心经营、精致包装甚或刻意伪装的各色学术假动作俯拾皆是，以至于按理完全可以用来挥洒学术才情的那份纯粹、那份坦荡、那份游刃有余，反倒流失了应有的功能性和指向性，而规避和脱离此类不堪境况，维护和捍卫自身的攻博初心，抵挡各种款式的悲伤表情包的来袭，却成了学术成长历程中难之又难的多重心曲。

幸运的是，还是有一批年轻人诚实地响应内心的召唤，奋勇面对本真自我，抵御名利诱惑，以非凡的价值定力拓示自身的学术导向，极力觅取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契机和长远路径。曾澜2007年9月考取我的博士研究生，攻读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仍一如既往地排除各种困难，援例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为念，在学术积累和研究重心上求真务实，系统规划，优化推进，于今已十载有余，真可谓幸运一族中的鲜活案例。由于她在攻读博士研究生之前的本科、硕士阶段学的均是英语专业，硕士毕业后数年在高校担任英语教师，所以，当她被录取为全国唯一的艺术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首位“戏剧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时，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所必需的专业知识架构上的连贯性、接续性、拓展性、创新性和前沿性等要求，自然就成了必须攻克的首要难关。

平心而论，这种攻关所需的态度、难度和挑战性，颇有《西游记》第七十七回里表述的“潜心笃志同参佛，努力修身共炼魔”之意味。好在曾澜早已下了果敢之心，不但在考博之前对专业知识储备做出了较为合理的布置和有针对性的努力，而且在正式入学之后，与专业书籍之间更是展开了近乎肉搏战式的热血拼杀。除了精读、消化好培养方案上明列的那些专业门槛书以外，她还凭借自己的专业外语条件和能力，以国图、北图、上图、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不计其数的外文学术网站为基本依托，不计成本地积累和掌握了几个TB容量的电子版外文资料，对其中的文化/社会人类学、艺术人类学、艺术学、戏剧学、戏剧人类学、戏剧美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外文资料尤为关注。在经年累月大浪淘沙式的高强度、高效能阅读和思考的跨学科洗礼之后，她对西方的诸多理论资源貌似有了非同凡响的自觉甄别和自主筛选的能力。其间，对有别于西方现有艺术人类学理论的新式艺术人类学和人类学美学的学术立场、核心理念和艺术起源学理论、史前意识形态理论、宗教起源理论、情境理论、互为他者理论、三维相关理论、生命感受理论、表达关系理论、实验性写作理论及相应的历史优先性原则等方法论，亦均有一番较高层次的认知和中肯的认识。据悉，她为此曾认真钻研了《艺术人类学与知识重构》（刊《文汇报·学林版》2000年2月12日）等系列篇什，联动阅读了《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美学与艺术人类学论集》（沈阳出版社2003年版）等论著，甚至将新式艺术人类学的学理进路上的某些起点论著《图腾艺术与生命感受的表达》（刊《民间文艺季刊》1989年第1期）、《图腾美学现代人类》（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也尽收眼底，并与修读的相关高级学位课程上讲授的内容进行比照、验证，努力达成一种贯通式的理解和把握，由此足见其对本专业学科理论体系创新的满载期望、潜心含玩之心迹。

就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而言，本专业学科在知识架构、知识传承和理论创新平台上的连贯性、接续性和拓展性等要求也有足够的保障。在曾澜等博士生入学之前，复旦大学从1995年开始就已率先在国内高校开设《人类学美学》和《艺术人类学》等中文系本科课程以及全校公选课《艺术人类学专题讲座》，继而分别于1998年、2001年开始在国内首招文艺学专业人类学美学与当代文化批评方向的硕士生、艺术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生，学位课程设置、专业知识教学内容和难度设计上亦开始同步匹配同类课程。其中，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首届（1999年度）青年教师奖”获奖者名单公布的专业一栏（刊《光明日报》2000年6月16日）把我原先填报的专业名称“美学、艺术人类学”直接简化框定为“艺术人类学”，为后续的“艺术人类学”学科建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甚或雄辩的合法性依据，对此，当时不少知情的学界同行也深切意识到这实在是无比关键、无比珍贵的“神来一笔”。直至2004年2月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正式批准设立由我领衔创建的复旦大学“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并按相关规定自动生成一个同名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点），原先寄存在文艺学专业“当代人类学美学”方向这一新的前沿学科领域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人类“艺术”问题，得以并联式升格、安顿至学科建制的层次，同时也标志着“艺术人类学”在我国终于正式成为一门与文艺学、人类学、艺术学同属二级学科的新兴独立学科。虽然学科建制的过程迁延日久，但专业人才培养上的本、硕、博“三位一体”并联通博士后的统合专业培养的实际格局可以说一直保持甚好。曾澜攻博期间恰巧跟我名下指导培养的文艺学、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民俗学等专业多个研究方向的前几届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同框，由于她格外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高端学术训练和学术攻坚机会，在2010年原本已完全达到博士学位申请条件的情况下仍然执意主动延期再攻读两年时间，客观上又跟她之后几届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同框，因此，无论在我讲授的高级学位课程《中国艺术人类学导论》《文学人类学导论》《人类学美学与当代文化批评》等研究生公开挂牌课上，还是在由我主持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内部小课上，她所适逢的学理吞吐量和汲取的专业滋养就显得异乎寻常，并时不时地直接用来检测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构想、每次小课报告的学理成色、博士论文初稿的学术效力。此情此景，如今回想起来，其坚信攻博初心之美、眷念学术缘遇之真情、恪守高端创新之信奉，常常让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曾形象地比喻过导师指导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的机理：导师负责给研究生指出兔子在哪里，指导学生学会打兔子的本领，而研究生则从导师那里了解到兔子的位置、大小、肥瘦，进而采用从导师那里学到的打兔子本领去擒获一只兔子。如果将这个比喻的意涵投射到曾澜的博士论文的话，那么，除了兔子的位置、大小和肥瘦之外，我想当时更关键的思量其实还是兔子的内在品质。据此导向，加上她在专业基础知识和前沿理论装备上可谓严格甚或严苛的科班训练，跟多届、多学科、多方向上的同学在学理触角上多年同框的独有经历，以及对已经出笼和攻读期间在“共炼魔”场景见证其渐次出笼的数十篇兔子战利品所铺展的艺术人类学、艺术民族志和人类学美学等学位论文的锻造过程记忆犹新，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正式开题、审议、研究过程开展、实际撰写、整体完稿和争取延期后两年的再打磨、再提升环节，自然就有了一副波澜不惊的景象和境界。如今，她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地方记忆与身份呈现：江西傩艺人身份问题的艺术人类学考察》又做了认真的修改和精简，定格成一本同名学术专著，历时十来年的马拉松式自我挑战，真可谓呕心沥血、精益求精，其治学态度和钻研精神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形容，实不为过。

反观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领域，傩戏研究确属重镇之一，而且实绩不凡，其中亦不乏经典之作。比如，据姜亮夫先生《自订年谱》记述，1932年“9月以来，撰《名原抉脉》《释傩》”，1934年6月“《尚书新证》《释傩》连成一篇”，可见其对《释傩》一文的重视，并以《傩考（古代之逐疫礼俗）》为题刊于《民族》杂志第2卷第10期（1934年10月）。不过该文跟《名原抉脉》一样“皆以古社会为目的”（引见《姜亮夫全集》第24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页）。1934年12月，陈逸人先生以鲁君为笔名在《中国文学》（温州中学）第2辑上发表了《傩与戏剧》一文。这两篇同年刊发的文章，其学理指向形同铺设了此后关于傩俗、傩戏、傩仪和傩舞研究的两条初始路径。特别是当傩戏被导入中国戏剧起源的问题领域时，傩戏研究近乎成了由特殊材料构筑而成的、扑朔迷离的智力竞技场。曾澜的博士论文在熟识同样以傩仪为研究对象的各学科领域现有研究路径和相应成果的基础上，率先从整体上把学理阐释的触角聚焦于作为文化系统的傩之行为者，亦即傩艺人，我认为是一次换道开车、别开生面的创新之举。她以新式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理念和方法为导引，对江西省南丰、万载和萍乡等傩乡的傩仪进行了多次扎实、有效的田野调查，凭借自身精心积累起来的丰富田野素材，辅以大量中外文学术资源，系统而又深入地解析了江西傩艺人的家族/宗族身份、地缘身份和族群身份与家族/宗族记忆、村落公共空间记忆和族群记忆之间的匹配和联动关系，既复现了有温度、有精度的历史记忆，又深切领略和揭示了中国乡村艺人身份问题所蕴含的现实指涉、逻辑张力及其背后所承载的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文化肌理，是一部明显有才华的学术力作。所以，曾澜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同行专家盲审、明审和答辩环节均被评定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如此一致的高度学术评价，我想应该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真切地印证了她多年来孜孜不倦的奋发图强修成了正果，另一方面也的确显示了她没有辜负众人的厚望。无怪乎一位知名的人类学教授给她的博士论文明审时写下了不无动情的评语：“一位博士候选人具备了抽象的思辨能力、细密的辨析能力、扎实的专业知识、高质量的田野作业……对贯穿全文的理论谱系的梳理，以及对论述语言的驾驭能力，无疑形成了成为未来优秀学者的综合素质，而这些作者都具备了。”虽然这一番评语貌似有点惊艳，但其奖掖后进之意，当足以促人感奋。当然，如果曾澜将来仍有意在此研究领域继续开掘，依我个人的看法，有些相关的问题链接似乎还值得深挖，比如，目前析出的江西傩艺人的家族/宗族身份、地缘身份和族群身份与家族/宗族记忆、村落公共空间记忆和族群记忆这样三层匹配关系，相当程度上出于学理阐释所必备的概念工具箱的需要，也确实颇具阐释效力，但傩艺人作为鲜活的文化行为主体，其三层身份与对应的记忆因子之间除了某种分层联动关系之外，是否还应该正面考究其一体化的具体表现？又如，傩戏、傩仪、傩舞和傩俗在中国傩文化版图上的现存遗迹不算少，倘若将江西南丰等傩乡的傩艺人身份问题延展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武安傩戏、池州傩戏、侗族傩戏等，对整个中国傩艺人的身份问题做出全景式的系统探索，借此对包括江西傩艺人在内的中国傩艺人身份内涵的历史生成、源流关系和文化记忆表征的鉴别和认识是否会显得更加通透一些？

在与曾澜长达十余年的交往中，她为人上的忠厚、耿直、善良和感恩，个体人生旨趣上的高雅，业务上的严于律己、弃绝平庸、锐意进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她在学术理路上能直接跳脱那种习惯复述西学理论话语或变戏法似的拾人牙慧却冒充创新的窠臼，对那些动辄把“田野”二字挂在嘴边实际上却时常流于摆姿态式的、把田野手段直接当作目的驱使的半吊子田野甚或走过场式的“田野秀”保持高度警戒，并在博士论文原有的附录部分特设专文“人类学田野反思札记”深切表述和揭示田野调查中遭遇的身份不对称问题，这对一位学术新秀来说实属难得的学术清醒和理论觉悟。在曾澜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出版之际，希望她继续关注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的传统人类学田野所遭遇的认识论困境，以及诸如奈杰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E·马尔库斯编《写文化》等书中陈述的关于田野调查者的身份焦虑案例，在后现代理论语境中深度思考，有效回应人类学田野实践和理论中的内在危机问题。另外，我也热切地希望她在拓展已积累、沉淀多年的戏剧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将人类学当作一种关注世界境遇、事物面目和人生真相的活性方式，在学术和人生真正得以存活、持存的根基处，构筑出位阶更高的戏剧人类学新力作，同时基于自身的心智蕴涵和自由，直面生命中的繁华和萧瑟，在为道、为学的损益间跟自我争锋，以出生入死的精神担当和学术度量诠释“人生如戏”和“戏如人生”之间的生命辩证法。

2018年5月20日

复旦大学光华楼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