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孔子关于“礼”的思想

在表面上看起来，孔子认为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制度（“周礼”）几乎是最完全的制度，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以继承周公的事业为一生的志愿，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从表面上，我们可以根据孔子的这些话作出推论说：西周是奴隶社会，所谓周礼就是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孔子拥护周礼，就是拥护奴隶制的上层建筑。这个推论，照形式逻辑看，完全正确，但是不是合乎实际，还要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不能专从名词上看问题，墨子批评儒家“法周而不法夏”（《墨子·公孟》）。墨家“变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荀子对于“周道”，极口赞美，并且明确地主张“法后王”。如果专从字面上看，墨子和荀子也都是拥护奴隶社会的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这样说，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应该专从名词上看问题。

孔子认为春秋末期是“天下无道”；所谓“无道”的内容，就是天子、诸侯、大夫、陪臣的等级制度不能维持了。孔子企图用“正名”的办法，维持这些等级。孔子关于“正名”的理论的内容，就是他向齐景公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就是说，事实上为君的人的行为，必需合乎“为君之道”；事实上为臣的人的行为，必需合乎“为臣之道”；事实上为父的人的行为，必需合乎“为父之道”；事实上为子的人的行为，必需合乎“为子之道”。他认为每一个名，例如“君”、“臣”、“父”、“子”等，都有其一定的意义。这些意义就代表这个名所指的事物所应该如此的标准。这个标准，他称为“道”。“君”、“臣”、“父”、“子”的名，代表君、臣、父、子的“道”。事实上处于君、臣、父、子的地位的人，如果都合乎君、臣、父、子的“道”，就是“天下有道”；不然就是“天下无道”。照他看起来，“无道”就是“乱”，那就是说，他所认为是正常的社会秩序不能维持了。孔子看见，在当时的社会中，有很多不合乎“道”的事实。他就企图用他的理想中的“名”，以校正当时他所认为是不正常的实际情况。这就是他所谓“正名”的实际意义。

在先秦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名”、“实”的问题。“名”就是名字；“实”就是有某个名所指的实际的东西。孔子的“正名”的理论所注意的，并不是认识论的问题，也不是逻辑的问题。在他的主观意识中并没有这些问题。在春秋末年，认识论和逻辑的问题还没有有意识地提到哲学的日程上来。但是在客观上，“正名”牵涉到“名”与“实”的关系的问题。“君君、臣臣”，头一个“君”字，头一个“臣”字，是指事实上为君或为臣的具体的人，就是“实”。第二个“君”字，第二个“臣”字，是代表“君”、“臣”的“道”的抽象的名。孔子的办法，是用抽象的“名”以校正具体的“实”。他认为只要把“名”弄清楚，“实”自然就会改变。这是把“名”或“道”认为是比具体的事物更根本。在“名”、“实”的关系这个问题上，这是唯心主义的思想。

孔子所说的“名”的具体内容，在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周礼”所规定的一些东西。其实孔子所讲的“周礼”在精神上已经不是“周礼”，就是说，已经不是奴隶制社会的上层建筑，而基本上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

孔子虽然赞美“周礼”，但是他并没有说过“周礼”绝对不能改动。对于以前的制度，孔子本来主张应该有继承也有变通。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就是说，周以后无论多少朝代，对于其前一代的“礼”，都要有因有革。孔子对于“周礼”，正是本着这个原则作的。

在表面上看，孔子对于“周礼”，似乎只作了一些无关重要的修正；其实不然。在西周奴隶制度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就是说，“礼”的适用不能下及于奴隶和劳动人民；“刑”的适用不能上及于中级以上的贵族。这是奴隶主等级制度一个主要精神，也是“周礼”一个主要规定。孔子，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恰恰改变了这个规定。

《曲礼》的这两句话是有根据的。《仪礼》讲士相见行什么礼，下大夫相见行什么礼，上大夫相见行什么礼。接着说：“庶人见于君不为容，进退走。”（《士相见礼》）就是说，庶人碰见“君”，并不行什么礼，因为礼不是为他而设。荀子说：“持（恃）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荀子·礼论篇》）“恃手而食者”就是“劳力”的劳动人民。他们“不得立宗庙”，当然也用不着“宗庙之礼”。荀子又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篇》）荀子的这个意思跟“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一类的。不过荀子用“法”替代“刑”。这是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的不同。

“刑不上大夫”当然不是说，春秋时代及以前的贵族没有被杀戮的。贵族的内部矛盾使他们互相杀戮，还有不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但这不说明刑可以上及于贵族；用现在的话说，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郑玄和孔颖达认为“刑不上大夫”就是“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礼记疏》）这个意思是对的，不过在奴隶社会不一定有明确的条目。有明确的条目就是“法”了；这是从子产“铸刑书”开始的。所谓“不设大夫犯罪之目”，其意义就是，“五刑”不是为“大夫”而设。

《书经·吕刑》说：“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所谓“刑”就是墨（脸上刺字），劓（截鼻），剕（刖足），宫（割生殖器），大辟（处死）；这专是用以“折民”的，在原则上不用于贵族。《左传》说，晋国派韩起和叔向到楚国送夫人。楚王有意“以韩起为阍，以羊舌肸（叔向）为司宫，足以辱晋”（昭公五年）。西周以来的奴隶主贵族，用受过剕刑的人把门（“司阍”），用受过宫刑的人管宫内的事（“司宫”）。楚王有意叫韩起和叔向做这些事，就是要把他们作为受过这种刑的人看待。这是意欲给晋国最大的侮辱，比杀了他们还甚，因为这种刑本来不是施于贵族的。

孔子没有主张把刑上及于贵族，像后来法家所主张的，但他明确地主张把礼下及于庶人。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两句话的前一句所说的，是奴隶主贵族统治奴隶和劳动人民的传统办法；后一句所说的，是孔子所理想的改革。第一章所说的周公的“敬德”、“保民”的思想只说到统治的奴隶主贵族要有“德”，没有说，被统治的“民”也可以，而且也需要有“德”。孔子认为“民”也要有“德”。他的学生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民”也可以，而且也需要有“德”，所以对于“民”可以用“德”领导，还可以用“礼”制裁。孔子的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认为必需把“礼”的应用下及于“庶人”。这在实际上就是认为“庶人”和贵族之间的一个主要分别，必要打破。

孔子认为用旧的办法，“民免而无耻”；用新的办法，“有耻且格”。这里提出“有耻”和“无耻”，其意义就是承认劳动人民不仅是会说话的畜牲。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这是重要的进步思想。孔子承认劳动人民不仅是会说话的畜牲，认为要统治他们，最好是使他们有羞愧之心，使他们认识犯罪是可耻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改好他们的品质（“有耻且格”）。

当然，我们可以说，孔子的这种统治劳动人民的办法比奴隶主的旧办法富有欺骗性。他要从心理上麻醉人民，使他们甘心受统治和剥削。因为孔子所说的“德”和“礼”，不过是地主阶级的统治人民思想上的工具。当然这也是实在情况。

但是，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中，一方面奴隶主把奴隶看成是会说话的畜牲，以为只用命令（“政”）和鞭子（“刑”）就可以驱使、制服。一方面新出现的地主阶级承认他们不仅是会说话的畜牲，最好用统治人的办法（“教化”）统治他们。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比较之下，我们还必需承认，地主阶级的办法在当时说是进步的。这正是奴隶逐渐得到解放成了自由或半自由的人在思想上的反映。所谓承认劳动人民不仅是会说话的畜牲，和以前比较起来，孔子对于“周礼”是作了重要的修正。这个修正是他对于民的重视的表现。

孔子对于周礼的另一种重要的修正，就是认为“礼”必需以“仁”为其先决条件（详下）。这是以新的东西充实旧的东西。充实的结果，旧的也变质了，就是说，孔子所说的“礼”已经不是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