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宋遗民的剃发改巾

衣冠服饰看似是习俗问题，实际上，可以说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标签。因此，国家的兴亡，政权的交替，往往伴随着服饰的变革。元朝统一过程中，在服饰方面也经历了一场强力推行的服饰变革。

13世纪初，一个长期受到大金王朝统治的民族—蒙古族迅速地崛起，并于1206年在漠北草原上建立了大蒙古国。此后短短二十余年间，实现了灭亡西夏的战略后，遂挥师南下灭金。1232年正月，蒙古军队在钧州三峰山全歼金军精锐后，包围金朝南京开封。次年，金末帝出逃归德，金朝土崩瓦解。不久，金南京守将西面元帅崔立发动政变，杀完颜奴申、完颜斜捻阿不二位丞相，持二人首级诣蒙古军前投降。至此，大金王朝的上京、东京、西京、中都、南京等五京尽失，濒临灭亡。

成吉思汗画像

金朝人的着服饰（金朝墓葬壁画中的男侍奉茶图，甘肃清水贾川乡董湾村出土）

蒙古军占领金南京后，像对待其他占领区一样，下令：“在京士庶皆割发为北朝民。”（刘祁《归潜志》卷十一《录大梁事》）当时，金朝人发式和服饰与蒙古人的装束截然不同，为“巾环襈领”（《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束发用巾，装束与汉人相近，“止左衽异焉”。而蒙古人的装束是“胡服胡帽”，头顶部剃发，两侧绾髻。因此，蒙古军作为胜利者的一方，遂强令被征服的金朝臣民在发式与服装上改为蒙古人的装束。

由于改变装束是归顺新朝的标志，因此原金朝境内的臣民被迫改装易服。但是，金朝遗民中也有宁死不屈之人，坚不从命者。曾担任金讲义所陈言文字的女真人蒲察琦听到“改易巾髻”的命令后，对好友文学家元好问说：“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独琦不可。琦一刑部译使，袭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他表示要以死抗争，并向元好问泣涕告别。蒲察琦回到家中，老母亲正在睡觉，从梦中惊醒，蒲察琦过去问候。其母说：“适梦三人潜伏梁间，故惊寤。”他母亲说，在梦中看见有三个人趴在房梁上，被惊醒。蒲察琦忙跪下说：“梁上是鬼也。儿意在悬梁，阿母梦先见也。”家人听了蒲察琦要自尽，哭着劝他为老母亲着想。而他母亲让家人别劝，认为儿子的做法是对的。于是，蒲察琦自缢而死（《金史·蒲察琦传》）。

元好问塑像

戴瓦楞帽、穿辫线袄的元代男子（河南焦作元墓出土陶俑）

元朝灭亡南宋后，在服饰方面，并未像对待金朝遗民那样采取强硬措施，而是采取较为和缓的做法。主要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以“胡服”替代“汉冠”。不数年，“宋之道俗，消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蒙古人）语言容饰”（《皇明文衡》卷九十一《时斋先生俞公墓表》）。到了元朝中期，这种服饰的变化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元中世，俗论于胡夷，天下辫发椎髻，习其语言文字，驰马带剑以为常”（方孝孺《逊志斋集》）。从装束到心态，已经看不出汉人和蒙古人的区别了。

随着元朝在全国统治逐渐稳固，“胡服”最终取代“汉冠”而风靡全国。“元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发辫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元人虞集《挽文丞相》诗中有：“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反映了当时南宋汉族士人对于服饰改朝换代无奈的心境。蒙古的服饰，的确像一股强劲的北风吹遍了中华大地。不仅文献记载元代汉人改穿蒙古式衣服，而且有实物佐证。近年内地出土的元代女式和右衽对襟细腰的白色细麻布衣等，都是重要的实物资料（《1987年故宫全国最新出土文物展》）。可以说，元代的服饰在中国服装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元代香黄色梅雀方补菱纹暗花绸夹袍（山东邹城元李俨墓出土）

元代女性服饰（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然而，服装从来是由胜利者决定的道具。至正二十八年（1368）初，朱元璋在集庆（今南京）建立明朝，改年号洪武。二月，即下令“复衣冠如唐制”（《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当时明军尚未北伐，元朝还未被推翻。说明朱元璋也意识到改革服饰对于改朝换代的重要性。同年九月，明军攻克大都，元朝灭亡。朱元璋后来对高丽使臣说：“我这里当初只要依原朝样带帽子来，后头寻思了，我既赶出他去了，中国却蹈袭他这些样子，久后秀才每文书书里不好看，以此改了。”（《高丽史》卷一三六《辛禑传》）“帽子系腰”的元服，最终被“方巾圆领”的明服所替代（《草木子》卷三《杂制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