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汤洪以其《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索《序》于我，使我得到又一次学习屈辞的机会，更深地品味到屈辞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意蕴。

我一直以为，导致屈辞较之《诗经》难读的原因，不是两者之间什么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而是两者自身主题与题材之间的距离。就其大较而言，诗的主题是当代的，而其表现这一主题的题材亦是当代的，二者之间没有距离；屈辞的主题同样是当代的，但其表现这一主题的题材却并非当代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间离。正是这种主题与题材之间距离的不同，造成了诗歌风格与审美感受的巨大的不同。不过，我上述关于主题和题材间距离的观察只是时间概念上的。读了汤洪的大作，我应该赶快补充一点，这种观察还应有空间的概念：诗的主题是当地的，其表现这一主题的题材亦是当地的，二者之间没有距离；屈辞的主题同样是当地的，但其表现这一主题的题材却是异域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间离。我们对屈辞能够获得多深刻、准确的理解，多丰富的审美感受，其实就取决于我们对这种时间和空间距离的能否把握与渡过。因此尽管我还不能说对汤洪大作所言尽皆领会和同意，但却要衷心感谢他给了我这样一次学习的机会和这样的启迪。

当然，我知道，汤洪所讨论的论题是危险甚至容易招来谩骂的（尽管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恐吓和辱骂绝不是战斗），其观点是不容易得到很多人赞同的。不过在我看来，人文学科中缺乏具体时间和空间坐标以及数据的结论，大约都是相对真理而并没有什么绝对真理。但重要的并不是结论，而是得出结论的过程。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之，有什么论题是禁区呢？有什么样儿的讨论是不允许进行的呢？关键在于对问题的探讨是不是认真的、严肃的。只要是认真严肃的探讨，就是值得尊敬的。人类数万年演进的过程中，正如人文学科领域中这样许许多多认真严肃的探讨（无论其结论是对是错），促进了人类大脑机能的健全和发展。

汤洪所讨论的这一论题其实并非他的发明。在我看来，这一论题有着很高的难度且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公认结论。因此我就更敬佩他勇于面对难题，孜孜不倦，极其认真严肃的读书、思考、讨论的态度。这是一位年轻的学者应有的良好的学术品格。他的讨论大量汲取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在相关学术领域中取得的成果，应该说再一次推动了这一论题的探讨。我期待他的讨论能够得到学术界的良好的互动。

是为序。

李诚

2015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