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建储的“后遗症”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乾隆执政之初的这些大肆收买人心之举，也和他政治地位不是非常坚固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受到秘密建储的限制，乾隆一直没有皇太子的名号，也因此无法培植自己的羽翼，更谈不上掌握什么政治权力。包括乾隆继承大位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他仍然没有非常充分的人事任免权，对于政权和军权都缺少足够的掌控力。自康熙、雍正以来一直处于上升势头的皇权，此刻已然处于最低谷。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必须对来自各方的政治势力采取避让和妥协的策略。对于几位总理事务王大臣，与其说是信赖，不如说是依赖。

乾隆曾经对几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说：“政事有失，即为规谏，思虑未周，代为筹划。”^[7]一个“即”字，和一个“代”字，都生动地说明了新皇帝对于王大臣的这种依存关系。“即”的意思是不留情面而又迅速，“代”字的意思是“代理”，充分说明了王大臣此时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乾隆对于手下大臣使用这种语言，固然可以体现自己开明的政治思想，但其中所透露的也是执政之初无所依靠的窘迫局面。

乾隆和几位王大臣之间，尤其是和以允禄为代表的宗室之间的不愉快，渐渐显现。其中最明显的事情就是，庄亲王允禄所分管的宗人府事务，作为皇帝的乾隆竟然无从插手，无权干涉。^[8]乾隆元年（1736）十月，雍正皇帝的梓宫被送往易州泰陵安葬，治丧之事告一段落，乾隆需要开始挑起处理国家大事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乾隆总能不时感受到总理事务王大臣的牵制，内心多也少会感到不快。但他不能立即发作，只得暂时隐忍。此时此刻，乾隆想必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政坛的复杂性：那些始终围绕自己的欢呼声背后，其实是盘根错节的各种政治势力在缠斗。这时，他开始越来越后悔当初撤除军机处的莽撞之举。可以说，在执政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深切感受到多方的牵制，渐渐地懂得了父亲当初巧妙设置军机处的深远用心，同时也迫切希望迅速建立一个能够完全顺从己意的政权机构，培植自己的心腹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