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良苦用心

雍正深深地体会到康熙朝皇子争储之祸，于是对建储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雍正元年八月，也就是雍正即位之后第九个月，他就召集总理事务大臣和满汉文武大臣，宣布了这一决定。在雍正看来，此举可以有几个好处：第一，有效化解了皇室内部为储君之位而产生的争斗；第二，朝臣再不会围绕储君而攀龙附凤，结党营私；第三，皇帝本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旨意施政，不受任何干扰，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皇权的顺利交接。

当然，秘密建储的最大弊端就是，皇位继承人选只能由皇帝一个人决定。皇帝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对其产生直接的影响。皇帝的英明与否，很大程度决定了储君的英明与否。至于储君是否称职，是否合格，也全都由皇帝凭借个人的主观意志判定，大臣们连建议和劝谏的机会都没有。是故，乾隆曾一度想废除这种秘密建储制度。

雍正在秘密建储的同时，也着意加强对弘历的培养。除了原来的老师福敏之外，朱轼、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等重臣，也都先后被选派担任弘历的老师。弘历在这期间系统学习了古代帝王的治国经验，为日后理政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雍正七年（1729）冬天，雍正皇帝患病，一度非常危重，经过多方治疗之后方才转危为安。在这之后，雍正开始有意委派弘历和弘昼代其参加各种礼仪活动，锻炼其理政能力。随着年岁的增长，弘历自己也能切身感受到父皇对于自己的重视和关注。储君之位对他而言，似乎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事实上，就皇位继承而言，弘历所处政治环境已经和康熙朝发生了根本改变，弘历完全不必再像父辈那样明争暗斗，互相倾轧。饱读诗书的弘历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地位，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安分守己和掩盖锋芒。

除了在父皇面前小心谨慎，弘历也非常注意和朝廷重臣保持良好关系。军机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一直深受雍正宠信，是多少能够影响雍正施政和决策的重臣，弘历一直对他们优礼有加，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和关心。

雍正十年（1732），鄂尔泰奉命出征西北。弘历在获悉这一消息之后，立刻赋诗《遂毅庵鄂相国奉命经略西陲》相赠。在诗中，弘历除了对鄂尔泰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之情、嘱托其保重身体之外，还将鄂尔泰比作东晋重臣谢安和晚唐重臣裴度，祝其早日凯旋。^[1]

雍正十一年（1733），张廷玉奉旨返乡，为其父张英入祀贤良祠举办庆典。弘历得知之后，也立即赋诗《送桐城张先生暂假归里》相赠。在诗中，弘历将张廷玉比作朝廷不可须臾离开的重臣，对他表示出极高的推崇之意。^[2]

弘历一生虽然留下诗作无数，却鲜有能让人记住的佳作，但他以赠诗来笼络人心的这种方式，还是非常高明的。雍正八年（1730）九月，雍正患病比较严重，因此做了托付后事的准备。他招来军机大臣张廷玉，将建储密旨密示于他，嘱咐他做好各种准备。雍正十年（1732），雍正又将建储密旨同时密示鄂尔泰和张廷玉，并且告诫他们保守机密，除了他们二人之外，不得再让第三人知晓。这个缘故，张廷玉和鄂尔泰其实都已经知道弘历被内定为太子的事实，看到弘历如此赠诗示好，只能是感激涕零地示以报答之情。

除了向鄂尔泰和张廷玉这样的军机大臣主动示好之外，弘历也非常注意和皇叔允禄、允礼经常保持联络，努力增进感情。即便是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皇叔允禧等人，弘历也表示出足够的尊重之意。即使是一直为人所看不起的皇宫太监，弘历也是非常谨慎地相处，从不轻易得罪他们。总之，弘历一直都能和周围的人和谐相处，根本杜绝了类似于允礽那样四面楚歌的局面。

公元1735年8月，雍正皇帝在他执政的第十三个年头去世。在去世的前几天，雍正尚且在圆明园正常办公，没想到病情忽然恶化，而且病情之重和离世之速都令人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