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汉代著名的谏诤之士
汉代著名的谏诤之士众多。他们或具有丰富的谏议思想，或就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司马迁、贾谊和晁错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一、司马迁及其《史记》中的谏议思想
司马迁是汉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其史学名著《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记》中反映的谏议思想丰富多彩。他本人亦因谏诤而获刑。他在继承先秦谏议思想的基础上又加以阐发，影响深远。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120]就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的谏议思想，在后世广为流传。这些思想在《史记》中有着丰富的体现。
（一）严厉谴责暴君拒谏
《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比干强谏和殷纣王拒谏的史实。殷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121]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召公谏周厉王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雍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122]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了李斯向秦二世的进谏：“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123]李斯告诫秦二世，赵高有险诈叛逆的政治野心，迟早要发动叛乱，但是秦二世早已被谀宦赵高所蒙蔽，对赵高深信不疑，反而担心李斯要杀赵高，就暗中把李斯的谏言告诉赵高。李斯被迫害致死。李斯死后，秦二世果然被赵高所害。
这种直言强谏但遭到君王拒谏的例子在《史记》中还有许多。通过这一类的谏例，司马迁揭露了殷纣王、周厉王、秦二世等等暴君的昏庸，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进谏者的同情以及对暴君的谴责和愤恨。
（二）高度评价明君纳谏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了著名的《谏逐客书》，李斯以极大的勇气，谏阻秦王嬴政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各诸侯国在秦国做事的“客卿”（包括李斯本人在内）一律驱逐出境的错误决策。他指出：
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124]
《谏逐客书》情辞恳切，符合秦国的历史和现状，且又有较强的说服力，秦王政看了这封谏书，遂取消了“逐客令”，任李斯为太尉。
《史记·陆贾列传》记载了陆贾对刘邦的谏言，陆贾针对刘邦认为自己的天下是“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错误思想，提出了“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的治国方略，并总结了历代王朝成败的经验教训，写成《新语》一书，共十二篇，均为刘邦所称赞。
在《史记》中记载的这些大臣直谏而君王贤明纳谏的例子中，司马迁充分肯定了敢于进谏和善于纳谏的历史人物，赞扬了他们的品格、精神和风貌，指明了在古代政治生活中，作为最高统治者乐于听谏、善于纳谏的重要性。
（三）肯定谏诤的重要社会价值
在《史记·滑稽列传》中，有几则典型的讽谏例子，如淳于髡讽谏齐威王的事迹就是其中之一。
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125]
淳于髡为人滑稽，能言善辩，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隐语讽谏齐威王，使他觉醒，励精图治，齐国声威大振。司马迁高度颂扬了淳于髡等一类具有典型性的滑稽人物，他们能言善辩，言辞流利，正言若反，思维敏捷，显示了非凡的讽谏才能和“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可贵精神。
从《史记》记载可以看出，善于兼听和纳谏，并能迅速改正错误的最高统治者，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好一些，被史家所赞誉的“治世”、“盛世”，大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相反，历代的暴君、昏君，尤其是各朝末代或后期的暴君、昏君，他们一意孤行，不听忠谏，宠信谀臣，专断暴虐，以刑杀为威，往往会导致危机四伏，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落得国破家亡的境地。
通过众多的鲜活事例，司马迁在《史记》中揭示了善于纳谏、得民心者，则其国家趋于发展和兴旺，刚愎拒谏，逆民心者，则会导致其国家腐败和衰亡，这是带有一定规律性的社会现象。司马迁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阐明了这一基本思想。虽然有的情况下，“进谏”和“纳谏”在内容上会带有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烙印，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化解社会矛盾，遏止统治阶级腐败，减轻人民负担的社会作用。《史记》中有关谏议的思想内容，为后代的明君贤相、仁人志士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镜鉴，并为后代所继承与发展。
二、贾谊的谏议活动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人称贾生、贾子、贾长沙，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十八岁时即以诗文称誉于郡，文帝时为博士，迁太中大夫。汉文帝非常器重他，准备任命他为公卿，遭到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元老权臣的反对，被外放长沙王太傅。贾谊行至湘水时，对自己的遭遇感慨万千，触景伤情，写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赋》。谪居长沙期间，写有《
鸟赋》。汉文帝七年（前173），汉文帝召贾谊进宫，问以鬼神之事，听完贾谊的一番宏论后，文帝十分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不久，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
贾谊关注政事，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他透过表面的繁荣，看到了汉王朝内部所隐藏的不稳定因素，如外有匈奴犯边之患，内有藩王反叛之乱。写下了《过秦论》、《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论积贮疏》等千古名篇。从其谏章的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倡行仁政
西汉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从秦王朝迅速覆亡中吸取教训，贾谊撰《过秦论》以大量史料论述了秦王朝兴亡的原因，目的是总结经验使汉文帝以亡秦为鉴，施行仁义，求得汉帝国的长治久安。
《过秦论》是贾谊最著名的作品，总结了秦代兴亡的历史原因，重点指斥秦始皇、秦二世和子婴“三主失道”、“仁义不施”，而目的则是谏诤汉文帝以史为鉴，改革政治。全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述秦得有天下的形势，分析了迅速灭亡的原因，得出了秦朝亡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的结论。中篇，分析了秦朝在统一后政策的失误，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下篇，指出子婴不才、君臣离德、士民不附，得出了“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的结论。《过秦论》三篇，简明扼要地剖析了秦朝的历史发展进程，指明了其成败兴亡的关键所在。
《过秦论》中，贾谊从“攻守之势异”出发，指出：“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126]贾谊明确指出：要使自己的政权长治久安，就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善于观察和分析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并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统治方法。贾谊也以此为理论依据，多次上疏汉文帝要求改革政治。
贾谊还指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127]贾谊认为在兼并进取的时候，法术诈力是必要的，但统一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就应该施仁心，行仁政，以仁义为本。他认为，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就在于取得政权以后，统治者仍然崇尚法治，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终落得二世而亡的可悲下场。
（二）主张礼治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汉初君主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失序，伦理亲疏不别，社会秩序混乱，贾谊认为应该建立新的制度，他上疏批评了西汉初期礼义废坏的现象：“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因此他在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向文帝建议：“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对于贾谊提出的“改制度”的主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都说是文帝“谦让未遑”；而《汉书·礼乐志》却说：“乃草具其仪，天子说焉。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128]鉴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贾谊“改制度”的主张没有实现，但是通过后来公孙弘等人的努力，这些谏议得到了部分的实现。
汉文帝时，周勃下狱，时任长沙王太傅的贾谊上疏建议文帝要以礼对待大臣。这也就是今天《新书》中之《阶级》篇，疏中指出：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129]
对于贾谊的这个建议，文帝颇为重视，所以《汉书·贾谊传》说：“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130]
（三）维护中央集权与大一统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期间，文帝曾“数问以得失”，贾谊也多次上疏，其中《陈政事疏》最为著名。《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是贾谊针对当时匈奴入侵、诸侯王割据、富商大贾奢侈浪费等国家面临的种种危机而向汉文帝呈献的一篇奏疏。文章见解深刻，言辞激切，感情挚烈，表现了他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被称为“万言书之祖”。
《汉书·贾谊传》提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为：“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131]
文中批驳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痛陈了当时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端，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开篇即指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敏锐地觉察到了安定表面之下所潜伏的危机与隐患。
针对诸侯问题，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汉高祖时期分封同姓诸侯王的策略发展到此时已弊病百出，出现了淮南王勾结闽越、匈奴谋反的事件。这一反叛虽然很快平定了，但诸侯王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情况，贾谊从巩固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反复向文帝建议削藩，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著名论点：“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132]
为此，贾谊提出了“定礼制”和“定地制”的措施，定礼制就是使诸侯王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而在“定礼制”之外，贾谊更强调“定地制”，因为从汉初异姓诸侯王的覆灭，贾谊得出了“大抵强者先反”的结论，因而提出了“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133]。由此可见，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抓住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关键。
在民族关系上，针对匈奴问题，提出“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的策略，主张以德怀服匈奴。他不满于汉朝皇帝与匈奴单于“约为兄弟”，他指出：“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134]因此他主张怀之以德，使之臣服，《新书·匈奴》篇指出：“臣闻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车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为畜，又孰敢纷然不承帝意？”[135]
（四）强调以农为本
《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136]在这种情况下，贾谊在上文帝《论积贮疏》，对当时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背本趋末现象发出警告，强调必须以农为本，劝谏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贾谊上疏，指出了百姓“背本而趋末”与“公私之积犹可哀痛”的事实，从防备灾荒和战争两个层次具体阐述了积贮粮食的必要性，指出不积贮势必“大命将泛”的严重后果，提出了“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的主张。
在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条件下，工商业的发展又势必破坏农业生产这个根本。对于这种危险趋势，贾谊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指出：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畮，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137]
所谓“大命将泛，莫之振救”，是说工商等“末”业的不断发展，势必危及封建制度赖以安身立命的农业，并且是没有办法加以挽救的。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贾谊是把工商业与农业完全对立起来了，这种重本抑末思想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维护小农经济的地位，它对巩固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却长久地抑制了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当时贾谊的这番话，自然是颇合文帝心意的，所以《汉书·食货志》说：“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138]
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下诏：“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在这种情况下，贾谊上《谏铸钱疏》，首先指出私铸铜钱有着丰厚的利润，因此屡禁不止，“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他还着重指出，私铸铜钱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但汉文帝并没有接受贾谊的意见，结果自除盗铸令之后，“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139]。由此可以看出，贾谊当时的建议是有深远眼光的。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伤心不已，一年后忧郁而死，终年33岁。
三、晁错的谏议活动
晁错（约前200～前154），颍川人，汉初著名学者、政治家。汉文帝时，他在举贤良文学的对策中名列第一，因学问渊博拜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受到太子的宠幸，号称“智囊”，迁至中大夫。他针对兵事、边防等国家大事，上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奏章。汉景帝即位后，晁错为内史，后擢为御史大夫。他力主削减诸侯王的势力，收回封地，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吴楚七国之乱时，他被景帝错杀。
据《汉书·艺文志》载，晁错有文章31篇，今存比较完整的有8篇。著名的有《举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感情充沛，言辞激切，说理透辟。鲁迅先生称赞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从内容上看，其谏言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拔人才首重其德
汉文帝十五年（前165），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在太子家令任内被推举为贤良。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通于人事终始”、“直言极谏”、“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等重要问题进行策问。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最为皇帝推崇，他的《举贤良对策》成为历史名篇。
晁错极为重视道德的作用。他在《举贤良对策》回答的“明于国家大体”、“通于人事终始”、“直言极谏”三个问题中都表明了道德的重要价值：
臣闻五帝神圣……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祅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诏策曰“通于人事终始”，愚臣窃以古之三王明之。臣闻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此明于人情终始之功也。
诏策曰“直言极谏”，愚臣窃以五伯之臣明之。举天下之贤主，五伯与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极谏补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众，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势，万万于五伯，而赐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识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140]
仅在《举贤良对策》一文中，就有“德上及飞鸟”、“德泽满天下”、“道纯德厚”、“神明德厚”、“功德”等，这些“德”都是作为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而言。尤其是他在对“直言极谏”进行诠释时，将这一点作为贤良之才的主要标准：
法之逆者，请而更之，不以伤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复之，不以伤国。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骞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谓直言极谏之士矣。[141]
这里，晁错从“自行”、“事君”两个方面对人臣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要求实际上也就是他的人才标准。他所说的“方正之士”的“方正”一词最早出自法家，原意指持法端平正直。在汉代，把“方正”一词与“贤良”一词并用，便具有更多的道德意义。晁错所说的“方正之士”，固然包含有持法公平正直之意，如“奉法令不容私”，但更多的是属于道德品质层面的要求。
（二）军事主张
汉初如何对付匈奴来犯，晁错多有深谋远虑的进谏。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匈奴侵扰狄道，被陇西军民击退。晁错向文帝上《言兵事疏》，对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现实局势进行了总结，论述了抗击匈奴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他论述了激励士气和选择良将的重要性，着重分析了战争中地形、士卒训练有素、武器锋利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了汉军和匈奴军双方的长处和短处，提出应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观点和措施。晁错还建议，应争取少数民族共同抗击匈奴。这篇奏疏虽受到汉文帝的高度评价，但当时中央政府尚无力向匈奴发起有力的进攻。
《言兵事疏》体现了晁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军事思想。他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主张以我之长制敌之短。他指出：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142]
另外，晁错十分重视将领在战争中的作用。晁错指出：“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143]
在《言兵事疏》中，晁错还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144]这也能体现出晁错是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战术的。
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用移民实边来代替轮番戍边的办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创新性的建议。在《守边劝农疏》中，他针对过去对中央政府派兵守卫边塞，一年一换，导致不熟悉匈奴特性、防御效率不高的缺点，建议选派一些人长久居住在那里安家屯田，平时耕种田地，同时用以防备匈奴。这与《言兵事疏》的积极进攻又有不同，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方针。由于这个建议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文帝便“从其言，募民徙塞下”。而在《募民实塞疏》中，晁错还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意见，并建议将实边的民众组织起来，利用感情的纽带和严明的纪律，训练一支能与匈奴战时“死不还踵”的战斗队伍。
在《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中，晁错提出了“徙民实边”、“募民徙边”的主张。具体的做法是在边境地区有计划地建立一批永久居留地，先建好房屋，准备好农具，然后招募有罪的人和免去徒刑罚作劳役的人到那里定居，也可以招募民众中愿意去的人。徙民实边，在晁错看来，这样就不需要再调东方之戍卒。再者，由于徙边的人居住在一起，既熟悉地势，又了解敌情，一旦有事，也能达到“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利施后世”[145]。晁错的移民实边政策，开了屯田政策的先河。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力主重农
在农业社会，农业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晁错上《论贵粟疏》，主要从正面论述粮食不足的危害性。这种危害性就在于它势必引起社会动乱，导致民心离散。
《汉书·晁错传》在《守边劝农疏》中说：“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146]班固在《汉书·晁错传》中所录《守边劝农疏》一文只讲了“守边备塞”一事，而“劝农力本”则见于《汉书·食货志》，这即是《论贵粟疏》一文。《论贵粟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了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边防都具有重要意义。
晁错重点分析了汉朝粮食不足的原因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尤其是与朝廷不重视农业的政策有关。他指出：“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147]
晁错在这篇奏疏中还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情况。他指出：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众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148]
晁错清晰地认识到，商人利用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去“兼并”农人，因而造成了大量农民流亡，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晁错提出了贵粟和入粟拜爵免罪的主张。他指出：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己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149]
在晁错看来，凡是能纳粮受爵的，都是富有的人，从富户那取得粮食供给朝廷使用，这样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有利于民众的。在当时，这种重农主张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四）力主削藩，维护国家统一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晁错非常坚定地主张削藩。而且，他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论证削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上，而是始终抓住藩国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吴国，不断进行揭露。文帝时，晁错就曾数次上书言吴国事，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汉景帝即位后，晁错为御史大夫，上《削藩策》，主张坚定的削藩。疏云：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郄，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150]
景帝接受了晁错的意见，采取了坚定的削藩行动，“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151]。晁错切中要害的《削藩策》，引起了众诸侯王的不满，最终引起了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旗号的吴楚七国之乱。
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由于内有权贵的嫉恨，外有叛兵的逼迫，景帝惊慌失措，为求得七国罢兵，便不惜牺牲贤臣，在晁错上朝时，突然将其押赴东市处死。但七国之乱并未平息，最后还是用武力镇压了下去。七国之乱平定后，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并成就了“文景之治”。在这一点上，晁错功不可没，但他也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四、其他著名谏议人物
除上述几人外，汉代历史上还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谏议人物，他们提出的谏议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对当时及后世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处选取两汉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谏议人物作一概述。
（一）西汉前期
西汉前期的著名谏臣还有邹阳、公孙弘、刘安、司马相如、汲黯、徐乐、赵充国、路温舒等。
1. 邹阳上书谏吴王梁王
邹阳（？～前129），齐人，西汉前期散文家，以文辩著称。《史记》、《汉书》本传载有《谏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等历代传诵的名篇。
邹阳初为吴王刘濞的门客，因为刘濞阴谋谋反，于是邹阳借秦为喻，写下了著名的《谏吴王书》。他引史为喻，委婉地陈述自己的见解，指出吴王如不原始察终，轻举妄动，必然是身死国除，一败涂地。然而吴王利令智昏，不听邹阳的劝告，于汉景帝三年（前154）发兵叛乱，不过月余，吴王即众叛亲离，身死国破。邹阳《谏吴王书》表现了他维护汉王朝统一的立场和见微知著的政治远见。
邹阳离开吴国客游于梁，为梁孝王刘武的门客。梁王与羊胜、公孙诡及邹阳等谋议杀害大臣时，邹阳持反对态度，被下狱论死。邹阳在狱中上梁王书自我表白，他避开正面指斥，而从知人与不知人入手，广征史实，说明知人与不知人之别，列举历史上信而见疑、忠而获罪的事例，指出知人必须不“惑于众口”、不“移于浮辞”，以此劝谏梁王。梁王读过邹阳上书后，很受感动，马上释其出狱，并尊为上客。梁孝王杀袁盎的阴谋败露，羊胜、公孙诡被迫自杀，梁王深恐朝廷追究，于是想到邹阳书中之语，并向他深词谢罪。梁孝王惧诛，便派邹阳带了重金替他设法解罪，邹阳辗转请托才使事情得以平息。
2. 公孙弘上举贤良对策
公孙弘（前200～前121），字季，一字次卿，西汉淄川国薛人。少时家贫，曾为富人在海边牧豕，以维持生计。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即位，下诏访求为人贤良通文学之人。公孙弘年已六十，以贤良被任命为博士。皇帝派他出使匈奴，因归来后陈述的情况不合帝意被免职。元光五年（前130）天子又诏书征求文学儒士，淄川国推举年已70岁的公孙弘应诏，他一再推辞，但最后还是应选。公孙弘到了太常，所征百名儒士各写对策，公孙弘列为下策。后来，上奏天子，汉武帝却拔升公孙弘的对策为第一名，又被拜为博士。
汉武帝对上古至治表示了极大的赞赏，指出：“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152]公孙弘在对策中说：“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153]
而对于汉武帝提出的“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公孙弘明确答道：“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154]
公孙弘被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他再次上疏曰：“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名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155]汉武帝看到他的奏疏后，以册书答曰：“问：弘称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视孰与周公贤？”弘对曰：“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臣闻揉曲木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156]汉武帝非常赞赏他的见识，故予重用。
3. 司马相如上谏猎疏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西汉著名文学家。汉武帝时为郎，奉命以中郎将出使略定西南夷。
司马相如最重要的代表作《天子游猎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在内容上，它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
大约于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司马相如随汉武帝到长杨宫狩猎，撰写了《谏猎疏》一文，从武帝自身安全出发劝谏武帝不要打猎，结尾写到：“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不坐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157]此行返回时路过宜春宫，那里是秦二世胡亥于秦二世三年（前207）被逼自杀后埋葬的地方，司马相如触景生情，又写了《哀二世赋》，《哀二世赋》是整个赋史上第一篇直斥秦朝暴政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全文虽只有158个字，但情致蕴藉，感情深沉，警策凝炼，以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对武帝进行讽谏，认识上深化了一步。
4. 汲黯直言切谏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初为谒者，以直言切谏迁为东海太守，其治官理民，好清静，一年后，东海大治。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八月，汲黯被召为主爵都尉。他处理事务识大体，不拘文法，为人性傲少礼，议政多持异议，敢于面折廷争，不能容人之过。他曾当面指出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他还多次在武帝面前质责张汤，“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而公以此无种矣！”汲黯在与张汤论议时，还直言大骂：“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视矣。”由于汲黯常常直谏，所以不得久居官位，元狩四年（前119）坐法免官。淮南王谋反，就非常害怕汲黯，说他“好直谏，守节死义”[158]。
5. 赵充国上屯田之策
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原为陇西上邽人，后移居湟中地区，西汉著名将领。
赵充国历事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可谓功成名就，誉满朝野，但是他在古稀之年毅然主动承担了平定羌族叛军的任务。为了确保边防的安全，他向皇帝上奏“屯田之策”，即撤退骑兵，留一万步兵在边郡屯驻，并且从事农垦，以农养战，以战护农，兵农一体，安边自给。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万人留兵屯田以为武备”，可以产生震慑敌人的重大影响，同时可减轻国内劳役，使百姓获得喘息的机会；二是经济上，屯田士兵生产的粮食可以自给自足，节省国家巨大的开支，不仅不用朝廷“千里馈粮”，还可以有剩余粮食输入国库作为储备；三是军事上，以往由于供给不足，北部边陲一万余里的防线上只有几千将士，现留一万步兵屯田，有效地增强了边防力量，“执及并力，以逸待劳”，可以随时抵御外族袭扰。这一正确的建议当时遭到多数朝臣的反对。他又向皇帝呈上关于屯田于边的奏章，详细阐述了国家、军队和边防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战争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159]如果战争持久不决，徭役不息，国家、人民则不胜负担，并具体陈述了屯田的十二条好处：
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墬，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眎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狭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160]
赵充国为坚持屯田之策，秉笔直书，极言利弊，三次上书皇帝。他的奏章送到朝廷后，皇帝每次都要召集群臣讨论，表示赞同的人第一次不足十分之三，第二次达一半，第三次则有十分之八，就连持反对意见的丞相魏相也转变态度，认为他的策略必定行之有效。于是汉宣帝终于批准了他的屯田之策，对安定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西汉后期
西汉后期的著名谏臣有刘向、匡衡、王嘉、鲍宣、师丹、扬雄等，他们的劝谏对西汉后期的社会改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刘向谏营建昌陵
刘向（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人，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的玄孙，西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散文家。
汉宣帝时，刘向官居散骑谏大夫。汉元帝时，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因担忧外戚宦官弘恭、石显等勾结擅权，与萧望之、周堪等准备上书弹劾，但事情败露，反被诬入狱，被免为庶人。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秋，刘向被征为中郎。是年天气异常，刘向等人上书言灾异之事，以弹劾弘恭、石显等，结果事发再次被免为庶人。刘向因直谏两次入狱，被免为庶人后，在家闲居十余年，对自己的遭遇极为伤感，遂作《疾谗》、《救危》、《世颂》等文。
汉成帝时，刘向再次被起用，官居光禄大夫。当时各地有灾异发生，刘向认为与外戚王氏兄弟专权有关，于是集辑上古的灾异符瑞，著《洪范五行传论》11篇上奏，深得成帝赞许。
汉成帝营建昌陵，耗资巨大，刘向写了《谏营昌陵疏》。《谏营昌陵疏》又名《谏起昌陵疏》，是刘向为劝阻汉成帝营造昌陵而写的一篇政论散文，主题是提倡节俭与薄葬，反对奢侈与厚葬。刘向为统治者“万世之安”而虑，从“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的事实出发，说明了厚葬与薄葬的不同情况，指出了节俭与薄葬可以使国家昌盛，奢侈与厚葬将导致国家灭亡的道理。文中以具体事实与阴阳灾异神学，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大建坟墓的危害：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惽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161]
文章最后直言劝谏成帝应以“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为己任，而不要“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去做“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162]的事情。
数年间，没有完成昌陵，汉成帝于是罢昌陵，复起延陵。但延陵的规模仍过大，刘向又上书谏起延陵，指出明君贤主都实行薄葬，而暴乱亡国之君才竞相厚葬。成帝虽被他的话所感动，但并没接受他的意见。刘向经常上书进谏，讥刺宗室权贵，直言不讳，为权贵们所嫉妒，因此位居大夫之列三十余年而不得升迁。
2. 匡衡上疏言施政得失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西汉经学家，以说《诗》著称。元帝时位至丞相。
汉元帝的时候，发生了日蚀和地震，汉元帝心中惶恐，向大臣们咨询政治得失。匡衡上奏，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天象只是一种大自然的阴阳变化，祸福则实际在于人的作为以及人类社会的风气，更在于朝廷的教化倡导和影响。因而向皇上提出建议：“宜遂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览《六艺》之意，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163]汉元帝很赞赏匡衡的见识，提升他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汉元帝宠爱傅昭仪及其子定陶王超过了皇后和太子。匡衡对此提出了恳切的规劝，透彻地剖析“正家而天下定”的道理：
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164]
匡衡在朝廷中参议大政，引经据典，阐明法理道义，很受赞赏，由此升任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后来又升任丞相，封乐安侯。汉成帝即位，宦官中书令石显专权，排挤陷害贤良。匡衡和御史大夫甄谭联手弹劾石显，揭露他和党羽的种种罪恶，石显及其爪牙也都受到应有的惩办。
3. 王嘉谏封董贤
王嘉，字公仲，西汉平陵人。汉成帝时历任太中大夫、九江太守、河南太守、大鸿胪、京兆尹、御史大夫等职。汉哀帝建平三年（前4）代平当为丞相，封新甫侯。
哀帝继位后，王嘉上疏举荐贤臣，公孙光、满昌、薛修等都被任用。哀帝宠信董贤，欲封其为侯，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劝阻，哀帝乃止。数月后，哀帝又下诏封董贤等为侯，王嘉又奏封事上谏皇上及太后：
臣闻爵禄土地，天之有也。《书》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则众庶不服，感动阴阳，其害疾自深。今圣体久不平，此臣嘉所内惧也。高安侯贤，佞幸之臣，陛下倾爵位以贵之，单货财以富之，损至尊以宠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遗诏，诏丞相御史益贤户，赐三侯国，臣嘉窃惑。[165]
并尖锐地指出：“陛下寝疾久不平，继嗣未立，宜思正万事，顺天人之心，以求福佑，奈何轻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传之于无穷哉！”[166]
汉哀帝震怒，诏尚书责问王嘉，王嘉免冠谢罪，王嘉在狱中绝食二十余日，呕血而死。
4. 鲍宣谏宠用外戚贵幸书
鲍宣（？～3），西汉大夫，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哀帝时，为谏大夫，敢于上书直言，抨击时政，后任司隶。王莽执政时，被迫自杀。
汉哀帝时鲍宣为豫州牧，征为谏大夫，对哀帝宠信外戚子弟及幸臣董贤等，谏诤甚切。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鲍宣在给皇帝的《谏宠用外戚贵幸书》中，提出：“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其非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167]殷切希望皇帝正视当时“不智者为能，智者为不能”的现象。
他在上书中指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点明了百姓的困苦生活：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168]
他建议皇帝采取措施，清退奸佞，选贤任能，缓和当时已经激化了的阶级矛盾。
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鲍宣在《地震日蚀上书》中，一面肯定哀帝即位以来，征用孔光为光禄大夫，罢免佞臣孙宠，清退朝廷无功受禄之人的功绩；一面又指出皇帝对董贤的宠幸必将产生不利影响。哀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何武、彭宣都恢复到“三公”的位置，鲍宣被提升为司隶校尉。不久，丞相孔光巡查皇帝陵园，官属车马，行驰御道，正好为鲍宣碰到，下令不准通行，并没收了他的车马。哀帝责令御史中丞前往逮捕鲍宣，鲍宣闭门不见，哀帝遂以鲍宣无人臣礼、犯大不敬罪将其逮捕入狱，判为死刑。博士弟子济南王咸在太学举旗倡议，聚众千余人为鲍宣请愿。哀帝迫于形势，免除了鲍宣死刑，定为髡钳，充军上党。汉平帝即位，王莽专权，鲍宣因不依附王莽，于元始三年（3）被迫自杀。
5. 师丹上书言封丁傅
师丹（？～3），字仲公，琅邪东武人，西汉大臣，著名的经济家、政治家。汉哀帝时为大司马，封高乐侯，后徙大司空。他多次上疏建议改良政治，主张损抑地主豪强势力。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豪强大族、贵族官僚、富商大贾兼并土地，强占民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师丹辅政不久，联合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大臣提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畜养奴婢的限田限奴的方案。
汉哀帝原为定陶王，是成帝同母兄弟的儿子。哀帝即位后，尊成帝母为太皇太后，成帝赵皇后为皇太后，而哀帝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仍住在定陶，仍以哀帝之父定陶王的身份定其称号。高昌侯董宏上书称傅太后与丁后应同样尊为太皇太后和太后。时任左将军的师丹及其他一些大臣坚决反对，认为尊卑之礼、人伦之序是统治者赖以统治的基本原则，万不可更改破坏，师丹的主张得罪了当时实际操纵朝廷大权的傅太后。不久，师丹被降为关内侯，几个月后又被免为庶人。
汉平帝即位后，师丹被重新赐爵为关内侯，并加封为义阳侯。不久，师丹病逝，谥节侯。
6. 扬雄直谏不受单于朝
扬雄（前53～18），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西汉学者、辞赋家。
扬雄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撰写了著名的《甘泉》、《羽猎》诸赋，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
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匈奴的乌珠留单于上书汉帝，希望在建平五年来朝见。此时汉哀帝正有病在身，有人传言以前只要有匈奴单于来朝见，必定会有皇亲国戚的丧事发生，单于来朝只会带来祸端。汉哀帝就此事让大臣们讨论，大臣们认为如果让匈奴单于来朝见，只会浪费钱财，于是汉哀帝决定回复匈奴使者，暂不允许单于前来。黄门郎扬雄闻讯后赶紧上书劝谏，以汉朝与匈奴百年历史关系的事实为基础，力陈不可与匈奴有隙，希望皇上同意单于前来朝见。汉哀帝看了谏书后，顿时醒悟。
这篇《谏不受单于朝书》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茂，气势流畅，说理透辟。文章还对汉武帝长达十年抗击匈奴的功过是非给予了客观评价，有力反驳了汉武帝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责难。
（三）东汉前期
东汉前期的著名谏臣有桓谭、第五伦、班固和丁鸿等，他们劝谏的内容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1. 桓谭上疏陈时政
桓谭（约前23～56），字君山，沛国相人，两汉之际著名学者、哲学家、经学家。
东汉光武帝时，桓谭由大司空宋弘推荐，任为议郎、给事中。他上呈《陈时政疏》，论说时政。其主要内容，一是任用贤人。二是设法禁奸，主张申明法令，惩办行凶违法者。三是重农抑商。他说：“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169]主张打击兼并之徒和高利贷者，不让商人入仕做官。四是统一法度。他指出：“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170]但这份奏疏没有引起光武帝重视。
光武帝刘秀迷信谶纬，针对这种情况，桓谭上《抑谶重赏疏》，劝谏光武帝。上疏曰：“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希望光武帝“垂明德，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171]光武帝看了这份奏疏后很不高兴。
光武帝中元元年（56），营建灵台。光武帝迷信天命，事先诏令群臣会议灵台建造地点，并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沉默了很久，说：“臣不读谶。”光武帝问其原因，桓谭再次“极言谶之非经”。光武帝大怒，认为他“非圣无法”，要将桓谭处斩。桓谭叩头流血，才改贬为六安郡丞，后死于赴六安的途中[172]。从内容来看，桓谭谏言多切中时弊。
2. 第五伦上抑损后族权势疏
第五伦，字伯鱼，东汉京兆长陵人。王莽时为郡吏。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举孝廉，光武帝召见，甚异之，后受重用，任扶夷长、会稽太守、宕渠令、大司农、蜀郡太守等职。
汉章帝继位后，把第五伦从边远郡调入朝廷，代替牟融任司空。皇舅马廖兄弟身居要职，倾心与达官显贵交往，官员士大夫争相依附。第五伦认为太后家族势力过大，便建议朝廷压抑削减他们的权力。他上疏说：“臣闻忠不隐讳，直不避害。不胜愚狷，昧死自表。……窃闻卫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私赡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又闻腊日亦遗其在洛中者钱各五千，越骑校尉光，腊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为不应经义，惶恐不敢不以闻。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诚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173]
马防为车骑将军，出征西羌，第五伦又上疏曰：“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职事以任之。何者？绳以法则伤恩，私以亲则违宪。伏闻马防今当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纤介，难为意爱。闻防请杜笃为从事中郎，多赐财帛。笃为乡里所废，客居美阳，女弟为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县令苦其不法，收系论之。今来防所，议者咸致疑怪，况乃以为从事，将恐议及朝廷。今宜为选贤能以辅助之，不可复令防自请人，有损事望。苟有所怀，敢不自闻。”[174]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用。
窦氏掌权之后，第五伦又上疏曰：“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闼，年盛志美，卑谦乐善，此诚其好士交结之方。然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尤少守约安贫之节，士大夫无志之徒更相贩卖，云集其门。”[175]从中看到了窦氏的隐患，眼光不可谓不远。《后汉书》这样评价第五伦：“伦奉公尽节，言事无所依违。诸子或时谏止，辄叱遣之，吏人奏记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无私若此。”[176]
3. 班固与两都赋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东汉初期著名的史学家。汉明帝永平元年（58），他开始撰写《汉书》。五年后，有人诬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其弟班超上书辨冤，明帝看了他的书稿后，赞许他的才能，任为兰台令史。
《两都赋》是班固赋中的代表作，是东汉京都赋的名篇。他在《两都赋序》中便指明了其明显的讽谏作用：“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东汉建都洛阳，但当时长安耆老还有人希望还都长安，班固遂写有《两都赋》予以讽谏，在《两都赋序》中说明了此赋的写作原因和意图：“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两都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写西都宾夸饰西都的品物之美。他盛赞西都（长安）的繁华，如建筑的宏伟、京郊的富饶、宫室的壮丽、城池的坚深、庭房的尊贵、苑囿的富丽等，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
《东都赋》写东都主人夸饰东都的制度之美。东都主人斥责了西都宾安土重迁的思想和对西都失实的夸耀；宣扬了武帝建国的功业；盛赞了明帝修洛邑、备制度，修文德、来远人的教化之举。篇末明示了“奢不可逾，俭不可侈”的中和之美理念。
可见，《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意谓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首都长安，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主张。这种借赋进谏的方式颇具特色。
4. 丁鸿借日食上封事
丁鸿，字孝公。东汉章帝时与诸儒等讲论经学于白虎观，和帝时官至司徒，参与诛灭外戚窦氏集团。
东汉和帝时，窦太后掌握朝政，由其兄长窦宪掌握大权，政局混乱不堪。窦氏家族仗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当时的司徒丁鸿借着日蚀出现的机会，向和帝密奏：
《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变不空生，各以类应。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览观往古，近察汉兴，倾危之祸，靡不由之。……今大将军虽欲敕身自约，不敢僭差，然而天下远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谒辞，求通待报，虽奉符玺，受台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数十日。背王室，向私门，此乃上威损，下权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虽有隐谋，神照其情，垂象见戒，以告人君。闲者月满先节，过望不亏，此臣骄溢背君，专功独行也。陛下未深觉悟，故天重见戒，诚宜畏惧，以防其祸。诗云：“敬天之怒，不敢戏豫。”若敕政责躬，杜渐防萌，则凶妖销灭，害除福凑矣。[177]
他控诉窦宪倚仗太后的权势，包揽朝政，独断专行，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汉和帝听从了丁鸿的建议，革掉窦宪的官职，消减了窦氏家族的势力，国势开始有所好转。
（四）东汉后期
东汉后期的著名谏臣有陈忠、翟酺、左雄、张衡、陈蕃和蔡邕等，他们的劝谏多关乎东汉后期的社会改良。
1. 陈忠上疏广开言路
陈忠（？～125），字伯始，陈宠之子，史称良吏。汉安帝永初年间陈忠入司徒府，后任廷尉正，又经司徒刘恺荐为尚书。
安帝亲理朝政后，陈忠数次举荐隐逸直道之士，劝谏其广开直言之路，均被采纳。后连有灾异，公卿百官各上封事。陈忠认识到既然以诏书开谏争之路，那么上疏之人必定会有言词激切，甚至有的话不为皇帝所容，于是他上疏曰：“臣闻仁君广山薮之大，纳切直之谋；忠臣尽謇谔之节，不畏逆耳之害。”并引用古人之言指出：“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劝谏皇帝：“若嘉谋异策，宜辄纳用。如其管穴，妄有讥刺，虽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且优游宽容，以示圣朝无讳之美。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178]
后来，百姓流亡，盗贼并起，陈忠非常忧虑，上疏曰：“臣闻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识几。……臣窃见元年以来，盗贼连发，攻亭劫掠，多所伤杀。夫穿窬不禁，则致强盗；强盗不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生大奸。”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自今强盗为上官，若它郡县所纠觉，一发，部吏皆正法，尉贬秩一等，令长三月奉赎罪；二发，尉免官，令长贬秩一等；三发以上，令长免官。”[179]
陈忠后来转任仆射、尚书令，汉安帝延光三年（124）又任司隶校尉。次年，宠臣谗言，陈忠出任江夏太守，但又留任尚书令，不久病逝。
2. 翟酺上谏宠外戚疏
翟酺，字子超，广汉雒人。初仕郡，征拜议郎，迁侍中。以试对政事第一，拜尚书。延光中，出为酒泉太守，迁京兆尹。汉顺帝即位，拜光禄大夫，迁将作大匠。
当时外戚耿宝、阎显等人专权，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尚书翟酺上疏力谏：“夫致贵无渐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宠幸，功均造化，汉元以来，未有等比。陛下诚仁恩周洽，以亲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门，覆车重寻，宁无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议，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权外假，归之良难，虎翼一奋，卒不可制。”[180]还指出了外戚专权带来的后果，建议皇帝亲贤臣，远小人：“自去年已来，灾谴频数，地坼天崩，高岸为谷。修身恐惧，则转祸为福；轻慢天戒，则其害弥深。愿陛下亲自劳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贞之臣，诛远佞谄之党，损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欢，罢宴私之好。帝王图籍，陈列左右，心存亡国所以失之，鉴观兴王所以得之，庶灾害可息，丰年可招矣。”[181]
翟酺任将作大匠时，还上疏请求重视教育，修缮学校上书：“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书，而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憙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而顷者颓废，至为园采刍牧之处。宜更修缮，诱进后学。”[182]他的意见为汉安帝所采纳。
3. 左雄上疏陈政事
左雄（？～138），字伯豪，东汉南阳人。安帝时举孝廉，迁冀州刺史，永建初征拜议郎，进尚书，再迁尚书令。汉顺帝阳嘉年间为司隶校尉。
左雄针对各郡县“举孝廉”的种种弊端，多次上书汉顺帝实行考试选官制度：自今起孝廉不到四十者不得察举。凡被举者，先经公府严格考察后，考试家法（即必考孝悌之类的传统知识）和奏章，然后在端门公布考试成绩，审核其真实，以才取官，改善社会风尚。凡违背考试法规者，依法治罪。若有奇才者，不受年龄限制。同时，左雄还提出严惩不轨荐举者的种种规定。
皇帝封大将军梁商之子梁冀为襄邑侯，左雄上封事力谏：“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皇帝不听，左雄又上疏谏言：“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谀蒙幸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时俗为忠者少，而习谀者多。”[183]
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尚书令左雄上疏改革吏治，为皇帝采纳，“复申无故去官之禁，又下有司考吏治真伪”。但由于宦官的强烈反对，终究未能推行。
4. 张衡与二京赋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人，东汉中期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
《二京赋》是张衡赋体创作的代表作，写于汉和帝时，《后汉书·张衡列传》说：“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184]可见，此赋也是“讽谏”之作。
《二京赋》分《西京赋》与《东京赋》上下两篇。《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之口写西京长安（指示西汉）统治者繁荣富贵、穷奢极侈的生活景象，讽刺其贪图享乐而无远虑。《东京赋》假托安处先生之口写东京洛阳（指示东汉）统治者崇尚懿德、整饬礼教的巨大成就，讽诵其奢未侈而俭不陋。文中针对统治者生活奢侈堕落、乐而忘忧发论，凝聚了作者讽谏的宗旨。
他还上疏陈事，劝谏“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从上下，事依礼制，礼制修则奢僭息，事合宜则无凶咎。然后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185]。张衡在《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请禁绝图谶疏》等疏奏中，对不合史实的史书、宣扬迷信的图谶提出了批评。
5. 陈蕃谏上封赏内宠疏
陈蕃（？～168），字仲举，汝南舆兴人。初仕郡，举孝廉，除郎中。公府举方正，不就，征拜议郎，再迁乐安太守，以忤梁冀，左转修武令，迁尚书，出为豫章太守。征拜尚书令，迁大鸿胪，坐救李云免。征为尚书仆射，转太中大夫，代杨秉为太尉，坐救李膺等免。窦太后临朝，任为太傅，录尚书事。建宁初，与窦武等谋议诛杀宦官，事泄被杀。
陈蕃素以不避强权、犯颜直谏著称于世。汉桓帝时，时任尚书令的陈蕃看到封赏逾制，内宠偎盛，便毫不犹豫地上《谏封赏内宠疏》：
臣闻有事社稷者，社稷是为；有事人君者，容悦是为。今臣蒙恩圣朝，备位九列，见非不谏，则容悦也。……近习以非义授邑，左右以无功传赏，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纪其功，至乃一门之内，侯者数人，故纬象失度，阴阳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无及，诚欲陛下从是而止。又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若法亏于平，官失其人，则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论，皆谓狱由怨起，爵以贿成。夫不有臭秽，则苍蝇不飞。陛下宜采求失得，择从忠善。尺一选举，委尚书三公，使褒责诛赏，各有所归，岂不幸甚！[186]
这篇奏章，在谈到皇上的失误时，几乎没留任何情面，好在汉桓帝还能采纳谏言，清退了500多名宫女。
有一次，汉桓帝要去广城打猎，陈蕃上书谏曰：“臣闻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顺时讲武，杀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违此，则为肆纵。……夫安平之时，尚宜有节，况当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离散，是陛下焦心毁颜，坐以待旦之时也。岂宜扬旗曜武，骋心舆马之观乎！”[187]
延熹六年（163），陈蕃官至太尉，此时朝中宦官苏康、管霸被重用，诬陷排挤朝中的正义之臣。朝中大臣畏惧宦官，惟独陈蕃一人上疏死谏：
臣闻齐桓修霸，务为内政；《春秋》于鲁，小恶必书。宜先自整敕，后以及人。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而今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搆，致此刑谴。臣闻是言，当复嗁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简练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岂远乎哉！陛下虽厌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陈。[188]
一年后，因为党锢事件，陈蕃再次上疏进言：“臣闻贤明之君，委心辅佐；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故汤武虽圣，而兴于伊吕；桀纣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同体相须，共成美恶者也。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忏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阬儒，何以为异？”[189]汉桓帝一怒之下，将陈蕃削职为民。
不久，汉桓帝驾崩，窦大后临朝，复诏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他与外戚窦太后的父亲窦武一起，理朝纲，辅国政，用仁臣，预谋诛灭宦官，却不幸走漏风声被捕杀。陈蕃忠君报国，辅社稷之危，面君直谏，不避生死，体现了一位忠臣的风范。
6. 蔡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
蔡邕（132～192），字伯喈，陈留圉人。他博学多能，精通经史、天文、音律，善书法，好辞赋，工文章，尤其长于碑记。汉灵帝建宁三年（170），辟司徒桥玄府，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迁议郎。
汉灵帝熹平二年（173），频有雷霆疾风，多有伤树拔木，地震、陨雹、蝗虫之害，又逢鲜卑犯境，赋役沉重。七月，皇帝下令群臣上疏各陈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权不在上，则雹伤物；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贪利伤民，则蝗虫损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与月相迫，兵事恶之。鲜卑犯塞，所从来远，今之出师，未见其利。上违天文，下逆人事。诚当博览众议，从其安者。臣不胜愤满，谨条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其中，他在所奏第二事中指出言谏的重要性：
臣闻国之将兴，至言数闻，内知己政，外见民情。是故先帝虽有圣明之姿，而犹广求得失。又因灾异，援引幽隐，重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选，危言极谏，不绝于朝。陛下亲政以来，频年灾异，而未闻特举博选之旨。诚当思省述修旧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传》“政悖德隐”之言。[190]
他具体上奏的七件事情，将矛头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言辞激切。汉灵帝接受了他的意见，“乃亲迎气北郊，及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191]。
光和元年（178），蔡邕因直言奏对灾异为人陷害，远徙朔方。灵帝死后，董卓强逼蔡邕为侍御史，迁尚书，拜左中郎将。董卓被诛后，蔡邕遭连坐死于狱中。